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的“苏联化”与“去苏联化”

　　中国当代文学的“苏联化”和“去苏联化”过程相当戏剧性，从情感和想象上说，它交错、重叠着梦想、憎恶、决绝以及依恋等多种复杂甚至对立的因素。

　　摘 要20世纪5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奉行全面学习苏联文学的方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确立为当代文学的“最高准则”，中苏文学关系进入“蜜月期”。苏联文学的影响，涉及理论、体制、形态和具体作家作品等方面。但是从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由于国际地缘政治发生激烈变化，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分裂，也由于以延安文艺为“传统”的当代文学在性质上与苏联文学存在差异，当代文学出现了“去苏联化”的潮流。这体现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论题的提出，对“人性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批判，以及从精英化、正规化回返延安群众文艺观念和体制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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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50到7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与苏联文学的关系，出现了从将苏联文学奉为学习榜样到决裂、分道扬镳，也就是从“苏联化”到“去苏联化”的过程。这一过程的许多现象，当代文学史研究者都熟悉，但将“苏联化”作为描述文学时期的概念，是贺桂梅在《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一书里提出的。在谈到民族形式在当代的历史变迁时，她将40到70年代划分为四个时期：1939年到50年代初的“民族化时期”，1953到1959年的“‘苏联化’时期”，50年代中后期到“文革”开始前的“‘中国化’时期”，1966到1976年的“‘世界化’时期”[1]。这些概念和划分是否恰当，值得讨论。它们自然具有实体性的内涵，但也可以看作基于当代文学民族形式建构这一视角的一种分析方法。

　　当代文学与苏联文学的关系不同于一般的国别文学关系。它的特殊性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这种紧密关系有国家设计的性质。我曾使用“国家文学”的说法来指明这一现象的性质，有的学者觉得不妥，认为“国家文学”对应的是“个人文学”[2]，既然当代文学是“国家文学”，那是否意味着相对应的现代文学是“个人文学”？这里可能存在误解。我使用这个说法，并不是从国家/个人的对应关系着眼，只是强调特定时期苏联和中国的文学都具有国家设计、管理的性质。第二，“苏联化”是全面、整体的，但也是经过筛选的。全面、整体包括理论概念、制度、形态以及具体作家作品等方面，也包括文学之外的戏剧、音乐、绘画等艺术门类。当然，全面是建立在筛选的基础上的。筛选是双重的：苏联提供给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现象、作家作品，就经过阐释性的选择，而接收方也并非照单全收。这里面的复杂情况，需要做细致的辨析。第三，“苏联化”的蜜月期并不长，大概也就十年左右时间。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原先如胶似漆的关系开始发生断裂，双方甚至一度反目成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