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明：一个人的武汉

　　附记：武汉封城已经二十天了。尽管我半年前就已离开武汉，对于从湖北武汉蔓延至全国乃至世界的新冠状肺炎疫情，却比任何时候都牵挂和忧心。胞泽乡梓承受的每一点痛苦、焦虑、忧愤和艰难，都让我感同身受。身处异地，忧心如焚、遥望荆楚，寝食难安。惟愿尽快降服瘟疫，平安和康乐像阳光一样普照到每个人和每个家庭。特将二十年前的旧作《一个人的武汉》发表于此，以表祈愿。

　　第一次到武汉是在1985年的春天。我赴浙江温州参加由《文学青年》(这是1980年代一家颇有影响的青年文学杂志，后来因故停刊了)举办的一个笔会，返回时路过武汉，去探访当时在武汉大学外文系就读的一位中学同学。那年我刚二十岁出头，在家乡小镇上的文化馆工作，一个典型的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除了高中失学后跟着做小生意的父亲到过家乡石首附近的沙市、宜昌等中小城市，我还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出远门”，这之前，武汉在我的心目中显得那么模糊、遥远，小时候听大人们的嘴里经常挂着“汉口”这个字眼，总觉得像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或者神话。那次，到温州参加笔会的还有武汉郊县的一位青年诗人，他比我见多识广，我们从温州返回时一路结伴同行，让初次出远门的我多少感到几分踏实，但我们在武昌火车站就分手了，他蹽着鹭鸶样的长腿头也不回地钻进一辆公共汽车，将我扔在了熙熙攘攘的火车站广场上。我惶然四顾，目光显得好奇而茫然。到处都是川流不息的人和汽车，仿佛决堤的洪水毫无规则、漫无边际地流淌着，耳畔像有一万只蜜蜂和蝗虫飞来飞去，令人头晕目眩，有一种失重之感。我好不容易打听到了去武大的公共汽车路线，但其间要转两趟车，我只坐了两站路，就在大东门下车，我怕转错车，向人打听了一下，遂步行往武大的方向走去。没想到这一走就耗费了差不多小半天工夫，相当于从我出生和长大的长江边那座叫茅林口的小村庄步行到石首县城的时间。由于不识路，每走完一段马路就得找人打听，好几次还走错了方向，只好重新折回去。再加上我挎着鼓鼓囊囊的旅行包，没多久身上便冒出了一层大汗。当我终于走到武汉大学校门口时，脚板上已经磨出了几个大水泡。

　　多年以后，当我想起自己第一次到武汉时的这段经历，还忍不住为这种“乡下佬”第一次进城的窘态百出而自嘲地哑然失笑。整个儿不就是一个小陈奂生嘛!但那一次，作为一个匆匆过客，我除了感觉到武汉的庞大以外，对这座城市还谈不上有任何整体意义上的了解，也没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将会与这座陌生的城市发生密不可分的联系。那次路过武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倒是坐落在市区边缘一角的武汉大学。尽管中学时代我就知道这是一所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名牌学府，然而，当我第一次见到矗立在武昌街道口的那道用古朴、庄重的楷书撰写的“国立武汉大学”几个字的校门时，还是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种仰慕乃至肃然之感;及至走进林荫夹道、古木参天、一座座古色古香或中西合璧的建筑群错落其间的校园后，这种感觉尤为加深了。随后，我在学生宿舍找到了那个同学，他叫卢新华，跟那位曾经以“伤痕文学”名噪一时的上海作家同名同姓，上高中时，我们之间关系甚笃，他也爱好文学，考上武大以后，和我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在我刚开始学习写作时对我多有帮助，我最初接触到的一些外国文学名著如《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选》《白朗宁夫人抒情诗选》和《海明威短篇小说选》《培根论人生》等，就是他从学校图书馆借出来邮寄给我的。大学毕业后他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的研究生;再后来，他就去联邦德国攻读博士学位了，再也没有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