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教你认识美国：对帝国主义不应当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近些年来，中美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一种颇为怪异的走势，尤其是特朗普总统上台以来，直接就不按常理出牌了，从表面上看，本来我们是想跟它搞命运共同体的，但它偏要搞分家，偏执的很，决绝的很，翻脸不认人，搞贸易战，搞武力威胁，绑我人质，制我企业，侵我海域领空，辱我国格，更尤其是全球新冠疫情流行以来，美国不专注于防疫治病，却一个劲地甩锅中国，美国的所作所为让人感到摸不着头脑，连那些寻常视美国为灯塔，以美国为师，甚至自我感觉良好、把自己当成美国其他不恰当关系的人，也是一头雾水，再对美国搞甜蜜蜜，是一件不好意思或者是不合时宜，又或者是一件比较丢人的事了。
美国这是怎么了?美国变了吗?美国吃错药了吗?
不从历史中找答案，是缓释不了这些疑问的，其实美国并没有变，也没有吃错药，这就是它本来的样子，以为它变了，变成了不认识的样子了，只是多年来形成的一种幻觉罢了。
毛主席曾经愤笔疾书“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七十年来，还没有叫醒一些个对美国心存幻想的人。
在蒋介石国民政府败退大陆前夕，美国国务院组织一帮专家学者编写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在白皮书编好之后，国务卿艾奇逊还给总统杜鲁门写了一封信。白皮书洋洋洒洒八大章，叙述了从一八四四年美国强迫中国签订《望厦条约》以来，直至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基本胜利时为止的中美关系，特别详细地叙述了抗日战争末期至一九四九年的五年中间，美国怎样实施扶蒋反共政策，又是怎样遭到失败的经过。虽则是为了甩锅蒋介石，美化自己，但也披露了许多过去不为人知的秘密，可谓自我坦白，让人们看清了美国的本来面目。毛主席针对白皮书和艾奇逊的信件，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连写《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五篇文章，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批评了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幻想，并且对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的原因作了理论上的说明。在这些文章里，毛主席对美国本质的揭示是非常深刻的，是一种总结性的剖析，即便拿到今天来看，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一点都没有过时。他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文中，总结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得出结论说：
“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
针对艾奇逊们坦露的侵略中国的史实以及要鼓励和支持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的论调，他在文中说：
“美国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的发表是值得庆祝的，因为它给了中国怀有旧民主主义思想亦即民主个人主义思想，而对人民民主主义，或民主集体主义，或民主集中主义，或集体英雄主义，或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不赞成，或不甚赞成，不满，或有某些不满，甚至抱有反感，但是还有爱国心，并非国民党反动派的人们，浇了一瓢冷水，丢了他们的脸。特别是对那些相信美国什么都好，希望中国学美国的人们，浇了一瓢冷水。……经过杜鲁门总统，马歇尔幕后总司令，艾奇逊国务卿(即经手发布白皮书的一位可爱的洋大人)和司徒雷登滚蛋大使们一‘鼓励’，据说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艾奇逊们认为这是在做‘鼓励’工作，但是很可能被中国的那些虽然相信美国但是尚有爱国心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认为是一瓢冷水，使他们感觉丢脸：不和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当局好好地打交道，却要干这些混账工作，而且公开地发表出来，丢脸，丢脸!对于有爱国心的人们说来，艾奇逊的话不是一种‘鼓励’，而是一种侮辱。”
在《别了，司徒雷登》文中，毛主席针对白皮书披露的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这样一个史实，说：
“美国侵略政策的对象有好几个部分。欧洲部分，亚洲部分，美洲部分，这三个是主要的部分。中国是亚洲的重心，是一个具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大国，夺取了中国，整个亚洲都是它的了。美帝国主义的亚洲战线巩固了，它就可以集中力量向欧洲进攻。美帝国主义在美洲的战线，它是认为比较地巩固的。这些就是美国侵略者的整个如意算盘。”
“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美国有很多钱，可惜只愿意送给极端腐败的蒋介石反动派。现在和将来据说很愿意送些给它在中国的第五纵队，但是不愿意送给一般的书生气十足的不识抬举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当然更加不愿意送给共产党。送是可以的，要有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跟我走。美国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洒了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
在《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一文中，毛主席针对美国公开表示对于中国的干涉这一事件评论说：
“这样一来，白皮书就变成了中国人民的教育材料。多少年来，在许多问题上，主要地是在帝国主义的本性问题和社会主义的本性问题上，我们共产党人所说的，在若干(曾经有一个时期是很多)中国人看来，总是将信将疑的，‘怕未必吧’。这种情况，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以后起了一个变化。艾奇逊上课了，艾奇逊以美国国务卿的资格说话了，他所说的和我们共产党人或其他先进人们所说的，就某些材料和某些结论来说，如出一辙。这一下，可不能不信了，使成群的人打开了眼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美国英国这一类型的政府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向人民实行专政的政府。它的一切都和人民政府相反，对于资产阶级内部是有所谓民主的，对于人民则是独裁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佛朗哥、蒋介石等人的政府取消了或者索性不用那片资产阶级内部民主的幕布，是因为国内阶级斗争紧张到了极点，取消或者索性不用那片布比较地有利些，免得人民也利用那片布去手舞足蹈。美国政府现在还有一片民主布，但是已被美国反动派剪得很小了，又大大地褪了颜色，比起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的朝代来是差远了，这是阶级斗争迫紧了几步的缘故。再迫紧几步，美国的民主布必然要被抛到九霄云外去。”
在《“友谊”，还是侵略?》一文中，毛主席艾奇逊重重复复地说的一大堆在宗教、慈善事业和文化方面，例如至今都在欺骗着很多人的用庚子赔款来教育中国学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废除治外法权、战时对中国的大规模援助等所谓的“友谊”，毛主席指出“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他同时对那些“友谊”的谎言进行了驳斥：
“参加八国联军打败中国，迫出庚子赔款，又用之于‘教育中国学生’，从事精神侵略，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治外法权是‘废除’了，强奸沈崇案的犯人回到美国，却被美国海军部宣布无罪释放，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战时和战后的对华援助’，据白皮书说是四十五亿余美元，据我们统计是五十九亿一千四百余万美元，帮助蒋介石杀死几百万中国人，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
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毛主席提醒人们警惕美帝国主义要招收中国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分子，组织美国的第五纵队，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这样一些在暗地里进行的阴谋活动。同是驳斥了美国人所谓中国共产党解决不了自己的经济问题，中国将永远是天下大乱，只有靠美国的面粉，即是说变为美国的殖民地，才有出路，这样一些奇谈怪论。针对艾奇逊所说中国因为“西方的影响”才有了“进取性”之说，毛主席说：
“‘西方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在这个影响或改造过程中，西方资产阶级需要买办和熟习西方习惯的奴才，不得不允许中国这一类国家开办学校和派遣留学生，给‘介绍了许多新思想进来’。随着也就产生了中国这类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时并使农民破产，造成了广大的半无产阶级。这样，西方资产阶级就在东方造成了两类人，一类是少数人，这就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洋奴;一类是多数人，这就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从这些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所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革命就是从这些人发生的。不是什么西方思想的输入引起了‘骚动和不安’，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反抗。”
毛主席密集发表的这一系列文章，是对美国本质的一次系统的总结和揭露，是对那些对于美国存在模糊或糊涂意识的人们的一次生动的教育。毛主席对美国的这种态度，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从历史中，在多年跟美国人打交道的现实教训中形成的，是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
毛主席对于美国的初识的认识，应该说是怀着一种好奇的，印象也不是很坏的那种，甚至可以说是满怀好感的。1936年，他在头一次接受外国记者斯诺采访的时候，说自己小时候读了一点外国的历史和地理。“在一篇论美洲革命的文章里，我初次听到美国，记得文中有这样一句‘八年之苦战后，华盛顿胜利而造成其国家’。”当斯诺问起苏维埃政府目前对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的希望是什么? 美国政府和人民怎样才能最好地帮助中国人民?这个问题的时候，毛主席回答：
“我们认为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对中国是有远见的， 形势注定美国政府要对中国和日本的未来起非常积极的作用。我们希望并且相信，他们将同中国人民结成统一战线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日本所代表的法西斯战线。这是他们目前能帮助中国的最好办法。许多美国人民自己组织起来，成立‘中国人 民之 友’、‘ 太平洋 关系学 会’、‘ 泛太平洋协会’、‘ 中 国学会’ 等等，表达了他们对中国的感情，证明了他们对中国人民的真正同情。我们以全体中国人民的名义对‘ 中国人民之友’的慷慨援助和支持特别表示感谢。但是也有一些目光短浅的美国政治家以为中国的灭亡与他们无关。我们共产党人认为这是一种对于实际情况的错误认识，实际情况是美国的东方利益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紧密连结在一起。这些人提倡孤立政策。但是随着历史面貌的进一步暴露，我们相信他们会放弃‘孤立主义’政策，美国将觉悟到它在太平洋的真正责任是同直接威胁美国理想和利益的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
1938年2月，毛主席接受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采访，当王公达问毛主席对于美国的感想时，毛主席说：
“美国民主党的赞助国际和平，罗斯福总统的谴责法西斯， 霍华德系报纸的同情中国抗日， 尤其是美国广大人民群众对于中国抗日斗争的声援，这些都是我们所欢迎与感谢的。不过希望美国能更进一步，出面联合其他国家给暴日以实际的制裁。现在，是中美两国及其他一切反对侵略威胁的国家更进一步联合对敌的时候了。”
日本推行的大陆政策与美国东方利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1939年1月28日，毛主席在第十八集团军延安总兵站检查工作会议总结时讲话时分析了战争的局面和政治形势，他说：
“现在日美关系搞得不好，因为日本要独吞，英、美在华利益被削弱了;同时，因为英、美与中国重洋相隔，加了很多运费，货价高于日本，就不能与之竞争;而且现在日本借口军事关系，不准英、美商船在长江等地航行，英、美在华的商务利益几被尽夺了。”毛主席预言说：“ 世界一定会打更大规模的战争，但何日爆发，是无法占卜的。”
后来的战争发展正如毛主席所料，美国再也不能坐山观虎斗，大发战争财了，战火烧到了自己的头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战略反攻时期，美国出现了一股要求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思潮，加上美国有一种在华登陆计划，把中国当做反攻日军的基地，这需要中共的支持和帮助。1944年，美国记者团、美国军事观察组相继到延安地区，进行采访、观察，了解中国共产党政治、经济、军事情况。毛主席对此非常重视，他在1944年7月19日发给李先念和中共中央华中局、 山东分局、冀鲁豫分局、北方局、晋察冀分局、晋绥分局的电报中说：
“英、美、苏记者到边区已一个多月，他们感到兴奋。但是蒋在事前沿途布置反共宣传，蒋又派一批人同来监视他们，进行破坏中共工作，但未达到目的，这些人现已离边区， 他们出去后可能进行破坏宣传。但是英、美、苏三国主要记者尚留边区，他们愿意多看一看，并将赴晋西北参观。他们对英、美、苏的新闻报道有利于我们。罗斯福 三次电蒋要求派美国军事代表团来延安，均被蒋拒绝;此次华莱士 来华，率美方在渝有关人员全体见蒋，正式提出罗斯福第四次电报，蒋始被迫答应。美军事人员十八人不日可到延安。”
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不久，适逢美国建国168周年，毛主席还特地指定《解放日报》写了一篇社论《庆祝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称赞美国总统罗斯福、华莱士副总统战时团结的外交主张，“符合于美国利益，也符合于全人类利益的。我们中国不但在战时要求国际反法西斯的团结，以求得民族的独立，而且在战后也要求国际的和平合作，以推进国家的建设，所以，我们在庆祝美国国庆日的今天，深望罗斯福总统和华莱士副总统的这个外交路线，能够成为美国长期的领导路线。”毛主席还亲自修改《解放日报》的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说“这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美国陆军少将赫尔利也以总统私人代表的身份来华调处国共关系，于该年年底飞抵延安，在与中共领导人毛主席、朱德、周恩来进行了三天的会 谈后 ，表示赞同中共关于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 政府的主张，双方共同拟定了《 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草案)》。
这一段时期，毛主席对美国是有所期待的，这种期待表现在他对于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美国军事观察组的突出接待上，表现在他对于美国的诸多赞许语言上，他花大量的时间与美国官方、军方人员进行接触，给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与其中一些人建立起了深深的友谊。例如观察组最年轻的成员高林斯后来还写了一本书，认为自己一生中最美妙的时光是在延安度过的。观察组组长包瑞德说“八路军给予美国陆军的衷心合作和实际协助几乎是尽善尽美的。”一位被我根据地军民营救的美军飞行员临走前曾恳切地说“中国共产党前途之大，除苏联外无可比拟，而蒋介石的不进步为世所闻。”毛主席期待与美国建立一种友好合作的关系，为未来的联合政府跟美国的外交作铺垫，也借以积累中国共产党人与美国打交道的经验。然而这一段美好时光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蒋介石拒绝了中共与赫尔利签定的协定，赫尔利也亦步亦趋，随着蒋介石的步子起舞了，他改变了在延安的诺言，试图使压中共，对中共军队进行改组，成为国军的一部分，甚至异想天开地提出一个方案，要为中共军队设一个美国军官作总司令，毛主席气愤地指出，这个方案是“将中国军队，尤其是我党军队隶属于外国军队，变为殖民地军队的恶毒政策，我们绝对不能同意。”
中共与美国的关系开始直转直下，1945 年4月2 日，赫尔利在华盛顿国务院记者招待会发表声明，宣称美国政府只同国民党合作，不同共产党合作。6月，美国发生‘美亚事件案’，那些主张与中共保持友好关系的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及其他五人以通共间谍罪遭到逮捕。美国朝着与中共决裂的方向奔去了，曾经燃起的那些热度迅速到了冰点。毛主席在6月的中共七大上分析国内形势时指出：
“有人提出中国可能变成美国的半殖民地，我看这个提法很对。在抗战以前近一百年中间，中国是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统治的半殖民地。九一八事变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以后，国民
党削弱了，就不得不依赖美国，这样中国就可能变成以美国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主统治的半殖民地。以美国为主控制国民党，英国可能插进一只小脚。这一变化将是一个长期的麻烦，我们共产党要好好准备，以应付这个变化。日本也许在明年就倒下去，这将是一九三一年日本进攻中国以来十六年中的大变化，这个变化对我们是有利的。 把日本侵略者打跑了，可是又来了一个“ 特殊繁荣”的美国，它现在控制着国民党，所以我们要做国际联络工作，争取美国的无产阶级援助我们。我们党的高级干部，应该特别注意美国的情况。 中国可能变成美国的半殖民地，这是一个新的变化。”毛主席还提出要做好“准备吃亏”的打算，列举了17条困难，其中第一条便是”外国大骂”，他说：
“现在英、美的报纸和通讯社都在骂共产党，将来我们发展越大，他们会骂得越有劲。他们有人曾经向我们示过威， 说：你们那样不行，美国舆论要责备你们。我说：你们吃面包， 我们吃小米，你们吃面包有劲，嘴长在你们身上，我们管不了。这叫做没有办法， 要准备着挨外国人的骂。”
他还说:“昨天有两个美国人要回美国去，我对他们讲了，美国政府要破坏我们，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反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但是我们第一要把美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相区别，第二要把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和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员相区别。我对这两个美国人说：告诉你们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我们解放区禁止你们到那里去，因为你们的政策是扶蒋反共，我们不放心。假如你们是为了打日本，要到解放区是可以去的，但要订一个条约。倘若你们偷偷摸摸到处乱跑，那是不许可的。赫尔利已经公开宣言不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到我们解放区去乱跑呢?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但是一切中外反动派的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现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目前反动的逆流企图压倒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主流，但反动的逆流终究不会变为主流。”
1945年7月，毛主席撰写了《赫尔利与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评赫尔利的政策的危险》等几篇文章。在《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这篇新华社评论文章中，毛主席说：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赫尔利以罗斯福私人代表的资格来到延安的时候，他曾经赞同中共方面提出的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计划。但是他后来变卦了，赫尔利背叛了他在延安所说的话。这样一种变卦，露骨地表现于四月二日赫尔利在华盛顿所发表的声明。这时候，在同一个赫尔利的嘴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变成了美人，而中共则变成了魔怪;并且他率直地宣称：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当然这不只是赫尔利个人的意见，而是美国政府中的一群人的意见，但这是错误的而且危险的意见。……可以确定地说的，就是赞助中国反人民势力和以如此广大的中国人民为敌的这个赫尔利式的政策，如果继续不变的话，那就将给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以千钧重负和无穷祸害，这一点，必须使美国人民认识清楚。”
1945年7月30日，毛主席在为南方局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徐冰、张明拟就的关于批评美国对华政策的电报中，提出了批评的原则：
“我们的批评是将美国政府与美国人民分开，又将美国政府中决定对华政策的人物与其他人员分开，又将美国政府一部分错误政策与其他正确政策分开。只要美国政府的现行扶蒋反共政策有一天能改变，我们就将停止批评这个政策， 否则是不可能停止的。”
1945年8月13日，毛主席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分析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方针，他指出在人民中间，主要是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中间，还有相当多的人相信蒋介石，存在着对于国民党和美国的幻想，要求采取切切实实的工作，像用扫帚打扫房子一样，去掉人民脑子中的错误思想，他同时指出：
“美国帝国主义要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要把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庸，它的这个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但是，美国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这里包括不相信帝国主义的‘好话’和不害怕帝国主义的恐吓。曾经有个美国人向我说：‘你们要听一听赫尔利的话，派几个人到国民党政府里去做官。’我说：‘捆住手脚的官不好做，我们不做。要做，就得放开手放开脚，自由自在地做，这就是在民主的基础上成立联合政府。’他说：‘不做不好。’我问：‘为什么不好?’他说：‘第一，美国人会骂你们;第二，美国人要给蒋介石撑腰。’我说：‘你们吃饱了面包，睡足了觉，要骂人，要撑蒋介石的腰，这是你们美国人的事，我不干涉。现在我们有的是小米加步枪，你们有的是面包加大炮。你们爱撑蒋介石的腰就撑，愿撑多久就撑多久。不过要记住一条，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中国绝不是蒋介石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总有一天你们会撑不下去!’同志们，这个美国人的话是吓人的。帝国主义者就会吓人的那一套，殖民地有许多人也就是怕吓。他们以为所有殖民地的人都怕吓，但是不知道中国有这么一些人是不怕那一套的。我们过去对于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作了公开的批评和揭露，这是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揭穿它。”
然而，美国并没有在批评和揭露下止步，反而变本加厉地对蒋介石撑腰壮胆，通过对华军事援助法案，推动着蒋介石不断扩大内战，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然而物极必反，仅依靠外力是无法壮大自身力量的，再多的援助也不会让一棵枯树发芽，这种援助只会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蒋介石依附外国出卖民族利益的真面目，激起人民普遍的反抗意识，反而加速了蒋家王朝的覆亡。从赫尔利1945年宣布跟蒋介石穿一条裤子，到1949年败退中国大陆，4年多的时间，就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于是就有了毛主席的这番嘲讽：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弔’，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毛主席对于美国的认识的重大发展和转变，是来源于实践的，是在屡屡碰壁的情况下对于实践经验的总结，并最终应用于实践，服务于实践，找出了一条与美国打交道的正确方法和路子。
第一条，要克服恐美的思想。
1946年8月6日，毛主席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进行谈话，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他说：
“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提起美国帝国主义，人们似乎觉得它是强大得不得了的，中国的反动派正在拿美国的‘强大’来吓唬中国人民。但是美国反动派也将要同一切历史上的反动派一样，被证明为并没有什么力量。在美国，另有一类人是真正有力量的，这就是美国人民。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1947年12月，毛主席在杨家沟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
“我们既要反右， 又要反‘ 左’，以便划清界限，避免造成自己的孤立和失败。现在反右，第一是反对对敌人估计过高，不敢到国民党区域去作战，害怕美国。美国在中国搞得这样久，现在可以摸清楚它了，其实它并不可怕……美国的战争景气，仅仅是一时的现象。它的强大，只是表面的和暂时的。国内国外的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就像一座火山，每天都在威胁美国帝国主义，美国帝国主义就是坐在这座火山上……我们应当在自己内部肃清一切软弱无能的思想。一切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和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和全世界民主力量一道，只要大家努力，一定能够打败帝国主义的奴役计划，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使之不能发生，推翻一切反动派的统治，争取人类永久和平的胜利。”
1949年1月8日，毛主席在为中央政治局会议起草的决议中指出：
“我们从来就是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的。这一种计算现在仍然不要放弃，以免在事变万一到来时， 我们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但是，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愈强大， 愈坚决，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就将愈减少， 并且连同用财政及武器援助国民党这件事也就可能要减少。 一年以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以来，美国政府的态度的摇摆不定和某些变化，证明了这一点。在中国人民中和我们党内存在着的对于美国帝国主义力量的过分估计的错误观点， 必须继续地加以指明和克服。”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乘机围堵中国的战略意图日益明显，1950年9月5日，毛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九次 会议上分析朝鲜战局和我们的方针时指出：
“中华民族就是这样一个坚决战斗的民族。虽然在我们的斗争过程中，有时曾遇到一些困难，但是我们不是靠观音菩萨来救命，而是靠自己的双手去克服困难。……美帝国主义在今天是有许多困难的，内部争吵，外部也不一致。它在军事上只有一个长处，就是铁多，另外却有三个弱点，合起来 是一长三短。三个弱点是：第 一，战线太长，从德国柏林到朝鲜;第二，运输路线太远，隔着两个大洋，大西洋和太平洋;第三，战斗力太弱。…… 敌人是不可怕的，它的装腔作势和气势汹汹是吓唬人的。但是，美帝国主义也可能在今天要乱来，它是什么都可能干出来的。假如它要那样干， 我们没有准备就不好了，我们准备了就好对付它。所谓那样干，无非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打原子弹，长期地打，要比第一、第 二次世界大战打得长。我们中国人民是打惯了仗的，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 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对战争打起来的时候， 不是小打而是大打，不是短打而是长打，不是普通的打而是打原子弹，我们要有充分准备。你如果一定要那样干，我们就跟上来。我们要随时准备对付美帝国主义来侵略。我们所进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事业，都要考虑到敌人就在面前这个情况来讨论和决定。 ”
1953年9月12日，毛主席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听取彭德怀作《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他讲到：
“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第一，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如果不打回三八线，前线仍在鸭绿江和图们江，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第二，取得了军事经验。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跟它打了三十三个月，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这是一条了不起的经验。第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由于以上三条，就产生了第四条: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
1956年7月14日，毛主席在跟危地马拉前总统阿本斯谈话时，谈到美帝国主义这个纸老虎时说：
“在美帝国主义帮助下的国民党打不赢我们。强大的打不赢，弱小的总是胜利。现在美帝国主义很强，不是真的强。 它政治上很弱，因为它脱离广大人民，大家都不喜欢它，美国人民也不喜欢它。外表很强，实际上不可怕，纸老虎。外 表是个老虎，但是，是纸的，经不起风吹雨打。我看美国就是个纸老虎。…… 总有一天，纸老虎会被消灭的。但是它不会自己消灭掉，需要风吹雨打。我们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是从战略上来说的。从整体上来说，要轻视它。从每一局部来说，要重视它。它有爪有牙。要解决它，就要一个一个地来。比如它有十个牙齿，第一次敲掉一个，它还有九个， 再敲掉一个，它还有八个。牙齿敲完了，它还有爪子。一步一步地认真做，最后总能成功。从战略上说，完全轻视它。 从战术上说，重视它。跟它作斗争，一仗一仗的，一件一件 的，要重视。现在美国强大，但从广大范围、从全体、从长远考虑，它不得人心，它的政策人家不喜欢，它压迫剥削人民。由于这一点，老虎一定要死。 ”
1957年11月18日，毛主席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讲到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这个问题时说：
“朝鲜战争，在开始的时候， 美国一个师有八百门炮， 中国志愿军三个师才有五十多门炮。但是一打就像赶鸭子一样，几个星期就把美国人赶了几百公里，从鸭绿江赶到三八线以南去了。后来美国人集中了力量进行反攻，我们和金日成同志商量，退到了三八线相持，构筑阵地。一打，整个朝鲜战争差不多打了三年。美国的飞机就像黄蜂一样，我们在第一线一架飞机也没有。双方同意讲和。在什么地点?他们说在一条丹麦的船上，我们说在开城，在我们的地方。他们说：好。因为会址在我们的地方，他们每天开会得打着白旗子来，开完会打着白旗子回去。后来，他们感到不好意思了— — 天天打白旗子。说改一个地方吧，改到双方战线的中间，地名叫板门店。我们说也可以。但是又谈了年把，美国总是不甘心签字，拖。最后，在一九五三年，我们在三八线上突破了二十一公里的防线，美国人吓倒了，马上签字。那么厉害、有那么多钢的美国人，也只得如此。这个战争，实际上是三国打的，朝鲜、中国、苏联，苏联出了武器。但是敌人方面呢，有十六个国家 。……还要讲个纸老虎问题。 一九四六年蒋介石开始向我们进攻的时 候，我们许多同志，全国人民，都很忧虑：战争是不是能够打赢?我本人也忧虑这件事。但是我们有一条信心。那时有一个美国记者到了延安，名字叫安娜· 路易斯· 斯特朗。这个人就是在苏联住了二三十年，后来被斯大林赶走，以后又被赫鲁晓夫同志恢复了名誉的那位女作家。我同她谈话的时候谈了许多问题，蒋介石、希特勒、日本、美国、原子弹等等。我说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原因是他们脱离人民。你看，希特勒是不是纸老虎?希特勒不是被打倒了吗? 我也谈到沙皇是纸老虎，中国皇帝是纸老虎，日本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你看，都倒了。美帝国主义没有倒，还有原子弹，我看也是要倒的，也是纸老虎。 ”
1958年7月12日，毛主席在同黑非洲青年代表团谈话时说：
“帝国主义者长期以来散布他们是文明的、高尚的、卫生的。 这一点在世界上还有影响，比如存在一种奴隶思想。 我们也当过帝国主义的奴隶，当长久了，精神就受影响。现在
我国有些人中还有这种精神影响，所以我们在全国人民中广泛宣传破除迷信。过去中国人中有恐美病，要去掉它的影响。你们有没有人有恐法病?想必会有的，法国一直在宣传那些
东西，总会有人跟着它走。我们要在人民中慢慢改掉这种思想。”
1960年5月7日，毛主席在同非洲一些国家的社会活动家、和平人士、青年、学生代表团会谈时说：
“一九四九年，我们就基本上解放了大陆。那时他们的空军在我们头上轰炸，也没有把我们吓倒。后来变成他们怕我们，不是我们怕他们，不仅蒋介石怕我们，而且美国人也有点怕我们，因为我们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团结起来了。 还是人要紧，是第一位的，武器是第二位的，是次要的。只要把人团结起来，手里掌握着武器，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就怕我们。当然不是只有打仗这一种方法，还有别的方法。”
第二条，破除对美国的幻想。
1948年12月30日，毛主席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针对美国的“和平”阴谋和说辞，他说：
“应该怎样来对付这些君子国的先生们呢?这里用得着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
1956年12月8日，毛主席在跟工商界人士谈话时，谈到向哪个阵营靠拢的时局问题，他说：
“美国是不好依靠的，它可能会给你一些东西，但不会给你很多，帝国主义怎么会给我们国家吃饱呢?帝国主义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都是压迫的，压迫了几十年、几百年，从来不给它们吃饱过。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曾烧了我们的圆明园，夺走了我们的香港、台湾。香港是我们中国的，为什么他们要夺走?万隆会议为什么能够团结这么许多亚非国家?就是因为帝国主义是侵略压迫人家的。这些帝国主义国家，主要是美国。幻想处在苏联和美国之间做桥梁而有所得益，这种想法是不适当的。大工厂我们还不会设计， 现在谁替我们设计的呢?例如化工、钢铁、炼油、坦克、汽 车、飞机等工厂，谁 给我们设计的 呢?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替我们设计过。在我国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高级知识分子、宗教界、工商界中，甚至在一部分无 产阶级中，也还有人幻想美国会帮助我们，英国会帮助我们。这是不会的。”
1960年5月14日，毛主席在同日中友好协会 、工会总 评议会等访华代表团以及古巴、 巴西、 阿根廷访华代表团的谈话时指出：
“最近美国派U — 2型飞机侵入苏联，进行间谍活动， 被苏联击落，苏联人做得很正确。这件事再一次暴露出美帝国主义在虚伪和平的幌子下所进行的准备侵略战争的真面目，进一步向全世界证明了这样的真理：对帝国主义不应当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曾经有些人把艾森豪威尔说成是一个十分爱好和平的人，我希望这些人能够从这样一些事实中觉悟起来。”
第三条，要勇于斗争，善于斗争。
1946年7月6日，毛主席为时任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政治委员李富春、司令员黄克诚发出指示，指出对付美蒋的主要政策不是让步而是斗争，他说：
“ 如果我党既有相当的让步，而对其无理压迫与无理要求又能出以坚决的斗争，则其结果比较付出更多更大的让步反而要好些;如无坚决斗争精神，则结果将极坏。”
1947年2月1日，毛主席起草党内指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其中指出：
“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代替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精卫的地位，采取了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政策、 发动内战的政策和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政策的情况之下形成的。在美蒋这些反动政策下，全国人民除了斗争，再无出路。为独立、为和平 、为民主而斗争 ，仍然是现时期中 国人民的基本要求 。”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击伤阻挠渡江的英国紫石英号军舰，英国反咬一口，扬言要武力报复，毛主席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了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严正指出：
“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有什么权利将军舰开进来?没有这种权利。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人民解放军要求英国、美国、法国在长江黄浦江和在中国其他各处的军舰、军用飞机、陆战队等项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领水、领海、领土、领空，不要帮助中国人民的敌人打内战。”
1953年2月7日，毛主席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
闭幕会上的讲到打败美帝国主义的问题时说：
“ 这个仗要打多久时间，我看我们不要作决定。它过去是由杜鲁门 ，以后是由艾森豪威尔或者美国将来的什么总统来决定的。这就是说，他们要打多久，我们就打多久，一直打到我们完全胜利!”
1958年9月，毛主席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到准备作战问题时说：
“我们不怕打，要打就打。我们现在只有手榴弹跟山药蛋。氢弹、原子弹的战争当然是可怕的，是要死人的，因此我们反对打。但是这个决定权不操在我们手中，帝国主义一定要打，那末我们就得准备一切，要打就打。就是说，死了一半人也没有什么可怕。这是极而言之。在整个宇宙史上来说，我就不相信要那么悲观。世界上的事情你不想到那个极点，你就睡不着觉。无非是打死人，无非是一个怕打。但是它一 定要打，是它先打，它打原子弹，这个时候，怕，它也打;不怕，它也打。既然是怕也打，不怕也打，二者选哪一个呢?还是怕好，还是不怕好?每天总是怕，在干部和人民里头不鼓起一点劲，这是很危险的。我看，还是横了一条心，要打就打，打了再建设。因此，我们现在搞民兵，人民公社里头都搞 民兵，全民皆兵。要发枪，开头发几百万枝，将来要发几千万枝，由各省造轻武器，造 步枪、机关 枪、手 榴弹、小迫击炮、轻 迫击炮。人民公社有军事部，到处练习。在座的有文化人，你们也要号召一下，单拿笔杆不行， 一手拿笔杆，一手拿枪杆，又是文化，又是武化。”
1964年3月19 日，毛主席会见波多黎各学生代表，在谈到美国要派记者来中国时，他说:
“我们不要他们来。我们说要解决几个问题才让他们来:从台湾滚出去;在外交上承认我们;在联合国赶走蒋介石，让我们进去。实行了这三条，美国新闻记者可以来，我们的新闻记者可以去。”
1964年6月23日，毛主席同智利新闻工作者谈话时指出要支持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他说：
“对被压迫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是支持的。对古巴、阿尔及利亚的革命战争，我们是支持的;对越南南方人民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也是支持的。……帝国主义说我们是‘ 好战分子’，在某一点上讲也有些道理。因为我们支持卡斯特罗，支持本·贝拉，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反美战争。还有一次，一九五○ 年到一九五三年美国侵略朝鲜时，我们支持了朝鲜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 我们的这一方针是公开宣布的，是不会放弃它的，就是说，我们要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如果不支持， 就会犯错误，就不是共产党员。 ……美国人想跟我们做生意，我们就是不做。他们想派新闻记者来，这也不成。我们认为大问题没有解决以前，这些小问题、个别问题可以不忙着去解决。所以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能来中国，美国记者就来不了。但是总有一天他们会来的，总有一天两国的关系会正常化的。我看还要十五年， 因为已经过了十五年了，再加十五年就是三十年，如果还不够，就再加嘛。”
1965年10月20日，毛主席在会见越南民主共和国党政代表团时，高度评价了越南南方和北方反抗美国侵略的斗争，会谈中他指出“解决问题还是靠你们打仗，当然也可以谈判。过去在日内瓦曾经谈过，但是谈了以后，美国人可以不算数。我们和蒋介石、美国都谈过。腊斯克就说，美国和中国谈判的次数最多。可是，我们要啃住一条，它一定要从台湾撤走，其他问题都好解决。这条它不答应。中、美两国已经谈判十年了 ，还是重复老话。这一条，我们放松不得。 美国曾想和我们交换新闻代表团。它说，从小事情开始，大的 问题好解决。我们说，要从大的 问题开始，小的问题才好解决”，他总结了同美国打交道的经验，那就是：
“胜利的信念是打出来的，是斗争中间得出来的。比如， 美国人是可以打的，这是一条经验。这条经验，只有打才能取得。美国人是可以打的，而且是可以打败的。要打破那种美国人不可打、 不可以打败的神话。我们都有很多经验。 你们和我们都打过日本人，你们还打过法国人，现在你们正同美国人打。美国人训练和教育了越南人，教育了我们，也教育了全世界人民。依我看，没有美国人就是不好，这个教员不可少。要打败美国人，就要跟美国人学。马克思的著作里没有教我们怎么打美国人，列宁的书里也没有写。这主要是靠我们向美国人学。”
仅有斗争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讲究策略，讲政治，精于准备，这样才能在斗争中抓住最佳的主动权，实现最大的斗争效果。
全面内战爆发初期，美国表面上“调处”国共关系，实际上在帮助国民党训练和装备运送军队，供给蒋介石以大量的军火和其他作战物资，协助国民党进攻解放区。出于对国民党及美军的简单仇恨，一些驻解放区发生了对北平军事 调处执行部军调执行小组的中国民党和美国方面人员故意留难、检查、扣留以及态度上不礼貌甚至随便放枪打伤国方、美方组员等问题，毛主席发电指示：
“这样事件，许多当系出于误会，但许多亦由于下级对国、 美的简单仇恨心理所产生，若不予纠正，尽管我方不是完全没有理由可讲(特别是我方组员被扣被侮辱伤害之事件不少) ，但在政治上总是无理及丧失同情的。请中央训令各战略区，必须切实约束部下，并进行教育，求得不再发生上述事件。对于国、美之调处不公，我方随时都必须有严正态度，但在小组来往相处的关系上，任何时候都需讲求适当的礼貌和很好的友谊，使我外交斗争处于更加有理的地位。当否请中央决定施行等语。所述甚为合理，望各局通令各有关机关、有关部队普遍进行教育，嗣后对国、美两方人员待以礼貌，尤不得有伤害之事发生，是为至要。”
南京解放后，南京市委给中央发电请示有关与留在南京观察的司徒雷登进行接触的事项，毛主席于1949年5月10日回电指示了多条关于时任南京市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处长黄华同司徒雷登谈话应注意的问题，表示可以见面，以侦察美国政府之意向，见面时 多听司徒雷登讲话，少说自己意见。谈话时如果司徒雷登态度是友善的，黄华亦应取适当的友善态度，但不要表示过分热情，应取庄重而和气的态度。对来电中的“空言无补，需要美首先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一句 ，毛主席认为说法有毛病，他说：
“你们这样说可能给美国人一种印象，似乎中共也是希望美国援助的。现在是要求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割断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联系，并永远不要干涉中国内政的问题，而不是要求美国做什么‘ 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更不是要求美国做什么‘ 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照此语的文字说来，似乎美国政府已经做了若干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只是数量上做得少了一点，有要求他‘ 更多’地做一些的必要，故不妥当。”
1948年1月15日，毛主席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 的讲话中说：
“美帝国主义是个纸老虎，它的强大是表面的、 暂时的。它不可能像流水一样地援助蒋介石。对美帝国主义，对蒋介石，总的方面我们应该轻视他们，但对具体的敌人就不能轻
视，如果轻视就会犯原则性的错误。原则性有两个，对总的敌人我们是轻视的，对具体的敌人不能轻视。我记得我在红大 讲过这个道理。当时有个同志说：‘ 你讲了这么多道理，
这也是道理，那也是道理，老子打起仗来，没有那么多道理，就是一冲。’我跟这 个同志讲，你有你的道理，你的 一‘ 冲’是对的，但是，你只有 一‘ 冲’就不对了，要再加 一‘ 冲’，变成两‘ 冲’。勇敢是一‘ 冲’，智谋又是 一‘ 冲’，有勇无谋只是一‘ 冲’，智勇双全才是两‘ 冲’ ……我们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在战斗中要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地夺取。总之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1949年5月23日，毛主席在给总前委等的电文中关于各野战军进行进军部署，防止美国军事干涉，他指出：
“二野目前任务是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此项准备是必需的，有此准备即可制止美国的干涉野心， 使美国有所畏而不敢出兵干涉。但在上海、宁波、福州等处被我占领，并最好由三野以一部兵力协助山东攻占青岛( 假如上海占领后，青岛敌军尚未撤退)以后，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就很少了。”
1949年9月21日，毛主席在政协一届全体会议上指出：
“ 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 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 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1956年9月30日，毛主席在会见印尼总统苏加诺，谈起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时说：
“我们的想法是，早一点承认也好，迟一点承 认更好。到那时候，他们到中国来，就悔之已晚，就无能为力。而且，我们还有第二条，那就是，要他们在全世界面前丢脸。 因为是他们不承认我们，而不是我们不承认他们。我们天天要同他们建交，而他们不同我们建交。不是我们不进入联合国， 而是他们不让我们进去。我们天天要他们解除禁运，但是他们不解除。结果，就会使美国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一切理由都抓在我们手里，都抓在我们朋友手里。对付美国人是要有一点办法的，要有两条，一条不行。第一是坚决斗争，每天都要叫，这是你的办法。第二是不要着急，这一条是不登报的。”
1963年8月9日，毛主席会见索马里总理阿卜迪拉希 德·阿里·舍马克，指出受压迫的人民总是要起来的，他说：
“现在我们不为西方国家生产财富而为自己生产财富， 所以它们就天天骂我们，特别是美国。你们的主要斗争对象不是美国吧? 我们的主要斗争对象是美国，英、法、意、西德要排到后面去。美帝国主义在我国周围建立很多军事基地来包围我们，这是你们知道的……现在美国还在占领我们的台湾，假如：第一条，美国把台湾交还给我们;第二条，联合国让我们进去，赶走蒋介石;第三条，取消对我国的经济封锁，做起生意来;第四条，两国互相承认，建立外交关系，即使如此，我们仍然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美国帝国主义。 因为这不仅是我们自己一国的问题，我们要团结世界大多数人民， 这样才能打倒帝国主义。”
1964年1月30日，毛主席会见法国议员代表团时说：
“不许世界上有哪个大国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我讲得很粗。不管资本主义大国也好，社会主义大国也好，谁要控制我们，反对我们，我们是不允许的。……美国吓唬一些国家， 不让它们跟我们做生意。美国是只纸老虎，你们不要相信它， 一戳就穿了的。苏联也是纸老虎。 我们不信它们那一套， 我不迷信。也许你们是有神论者，我是无神论者，啥也不怕。 大国来控制我们国家，那不行。法国是小国，中国是小国， 只有美国和苏联才是大国，难道一切事都要照它们办，要到 它们那里‘ 朝圣’?……我们同美国在台湾问题解决了以后，要恢复外交关系。即使恢复了外交关系，美国如果还像今天这样到处干涉、控制，我们还是要反对。我们要求美帝国主义从亚洲滚出去，从非洲滚出去，从拉丁美洲滚出去， 从欧洲滚出去。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美国人去干什么? ”
观毛主席一生，中美关系占了非常大的比重和份额，从好奇到希望，从破灭到对抗，从对抗到缓合，就其个人而言，他对美国并非怀有天然的敌意，他对美国人民，对美国许多先进的东西，都是很赞许的，也有很高的评价，他与许多美国人建立了很深的、甚至是终生的友谊，但这些都无法改变两个国家之间的根本关系，毛主席对美国认识与思想的转变过程，实质是两个国家之间反抗与压迫、解放与奴役、独立与侵略之间的关系，美国资本的天然本性是要利益均沾的，是要扩张的，是要门户开放的，是要获得利益最大化的，在世界大战的时候它都是选择别人打得精疲力尽的时候再参与，世界大战它就成了最大的赢家，成了世界老大。为了满足资本扩张需要，它希望全世界的利益都有自己的一份，就象毛主席对美国的评价：“我的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这样就需要全球建立军事基地，保持军事存在;全球寻找代理人，保持政治存在。蒋介石的国民党集团腐败是出了名的，二战结束后，美国却义无反顾地选择蒋介石，不惜提供60亿美元协助蒋介石打内战，美国的政要们对蒋介石集团的腐朽心知肚明，有时也被蒋介石气的牙根痛，甚至用粗话骂他，也决不改变对蒋的支持，原因就是蒋介石可以成为美国利益的代理人，而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却不可能做到，因为毛主席的目标是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人民的民主，是对资本的限制，是公有制经济，完全堵死了美国国际资本实现利益最大化的需求。印尼总统苏加诺曾跟毛主席有一段对话：
苏：刚才主席说，美国不怕中国。其实不是这样，美国是怕中国的，但这并不是因为中国已经工业化，或者有原子弹。
毛： 它是怕我们的政治。
苏：是的，怕中国的政治，怕中国的思想意识。
这段对话揭示了中美关系的实质，即只要中国存在原有的思想意识，影响到美国利益的实现，这种关系就不可能亲密到哪里去，无论你怎么一厢情愿，想把它上升到如胶似漆程度，美国也会经常性地进行骚扰，生出许多事端，让你不得安生，让你惊诧莫名。但中国是个大市场，美国也不会轻言放弃的，它也是要垂涎的，毛主席当年只所以说不急于同美国建交，一直等到美国想要建交的时候再建交，就是基于这一点，他看透了美国资本的本性。最近听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要跟中国断绝一切关系，并不是他不想要中国这个市场了，他一定是另有所图，这应该是一种超限战，对中国施压，迫中国妥协，从中国获取更大利益。现在的形势是非常复杂的，美国势力败退中国大陆的时候，曾寄望于中国的“个人民主主义者”，寄望于“第五纵队”，美国在这方面其实是下了血本的，只是在毛主席时代被浩浩荡荡的群众运动吓阻了，但在后毛主席时代美国的这个血本是收获颇丰的，无论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是有深入和广泛渗透的，也许，美国在这个时候把火力对准中国，是想检验一下多年来辛勤耕耘的成果吧。
1965年5月25日，毛主席在井冈山跟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谈话时说起对包产到户的担忧，他说：“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就不安稳了。”
这是毛主席对帝国主义，尤其是对美帝国主义的认识，因此，在跟美帝国主义合作的时候，毛主席坚持的原则是一边合作，一边“还是要反对”，有人不明白为什么尼克松来到中国的时候看到的标语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懂得了毛主席跟美国打交道的原则，就会明白这一点。
张维维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曾经写过这样一个故事：中美乒乓外交开启对话，基辛格来了之后要建立热线，毛主席曾对当时的处理方式表示担忧，他说：“在打的时候要防左，在谈的时候要防右”。意思是打的时候不能打到一切，谈的时候不能丧失警惕性，不能忘记“亡我之心不死”。这个故事应该是真实的，它正好符合了毛主席对美国的外交思想和原则。
七十多年前，毛主席让“那些近视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你们的好教员。你们所设想的美国的仁义道德，已被艾奇逊一扫而空。不是吗?你们能在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里找到一丝一毫的仁义道德吗?”
七十年后，美国的大总统特朗普也来上课了，他也是一个好教员，他给那些对美国抱有这样或那样幻想的痴情人浇一头冷水，难道你们还要再思想糊涂七十年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