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前30年粮食紧张的原因、对策及非正常死亡问题

　　新中国的前30年，粮食供应比较紧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很显然不可能敞开肚皮吃，有时会处于半饥饿状态。这种情况在改开后受到一些人的嘲讽、攻击和污蔑，被说成是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带来的恶果，有人造谣说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饿死几千万。只要有人怀念毛主席，怀念前30年，马上就有人怼过来：挨饿的滋味没尝够吧？饿得轻了吧？

　　一、前30年我国粮食紧张的原因：

　　1、历史遗留问题。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均耕地，特别是能够灌溉的肥沃耕地少，农业技术落后，粮食产量低，几千年来一直是靠天吃饭。再加上官僚地主豪强的剥削掠夺，老百姓丰年尚可勉强糊口，一遇灾荒，背井离乡、逃荒要饭、卖儿鬻女就是底层百姓的必然选择，饿死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据记载截止新中国成立前，我国人均寿命不超过35岁。清乾隆朝的1790年我国人口突破3亿，民国时期人称四万万同胞，官方数字为4.5亿（数据来之网络）。在长达159年的时间段内，人口增长仅1.5亿。人均寿命短、人口增长缓慢的原因，除疫病、战乱、自然灾害外，主要还是老百姓的口粮严重不足。笔者祖上是典型的农民家庭，我爷爷弟兄4个，4对夫妇，只有我二爷、我四奶活到解放后寿终正寝，其余6人均非正常死亡，死时年龄大多30岁左右，没有一个超过40岁，其中我大爷全家死绝，我亲爷排行老三，1942年（民国31年）河南大旱因生活所迫上吊自杀，亲奶和二奶饿死，四爷被国民党抓壮丁死于战乱。我父亲兄弟姊妹7人，其中2人解放前饿死。

　　2、蒋介石携款卷财逃台。中华民族古往今来的政权交接，基本上全在大陆进行，财富没有外流，只有蒋介石集团是个例外。1949年，蒋介石集团败局已定，遂把国库搬到台湾，把中华民族几千年积累的家底，能带走的如黄金、白银、外币、文物等基本上全部带走，不便带走的如设备、物资、商品等能变卖的变卖，不能变卖的尽可能损毁，不动产如工厂、房舍、桥梁等尽可能破坏。留给中国共产党的就是个烂摊子：土地荒芜，城乡破败，工厂倒闭，路断桥塌，到处是残垣断壁，到处是土匪，到处是饿殍……

　　3、人口快速增加。解放后人口出生率迅速上升，死亡率快速下降，人均寿命显著延长，人口大幅度增加。1964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人均寿命64岁，截止毛主席逝世的1976年底，人均寿命66岁（数据来之世界银行网站），27年几乎翻了一番；全国人口达到了93717万（数据来之国家统计局），翻了一番还多。人口翻番，所需粮食也要翻番，但农业的进步是个巨大的工程，需要时间，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短时间不可能完全解决粮食问题。

　　4、人均粮食消耗增加。新中国的前30年，为迅速改变我国贫穷落后面貌，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起早贪黑，夜以继日，不计报酬，建设国家的热情和积极性空前绝后，甚至可以用“疯狂”二字形容，大庆的王进喜、北京的时传祥、大寨的陈永贵等就是群众队伍的典型代表，繁重的体力劳动需要消耗大量的粮食，平常两个人的饭，当时不够一个人吃。

　　5、粮食出口换汇。可能有人会说，我国人多地少，粮食本来就不够吃，怎么还出口？殊不知新中国成立初百废待兴，工业基础几乎为零，连火柴（洋火），煤油（洋油）、铁钉（洋钉）、肥皂（洋碱）都要进口，迅速工业化成了当务之急。所需的海量资金从何而来？作为落后的农业国，除了粮食、蔬菜、水果、牛羊鸡鸭鱼等农副产品，我们还有什么能拿来换取外汇的？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勒紧裤带、节衣缩食，把省下来的东西全拿来卖钱建厂买设备。下表是我国前30年粮食出口统计数字，其中1950年为122.58万吨，后逐年递增，到1959年达到415.75万吨，1960-1962年出口锐减，其中1962年只有1959年的1/4，原因是三年自然灾害，国内粮食短缺，主要出口大米，目的是换购小麦（当时国际市场大米价格约为小麦2倍）。

　　6、耕地及播种面积一度减少。上世纪50代是我国工业化建设的全面铺摊子阶段，不可避免地要占用耕地。再加上大跃进期间部分领导人为追求政绩，大刮浮夸风，各地竞放农业高产卫星，得出粮食多得吃不完的假象，一线领导人一度提出“少种、高产、多收”的口号，实行“耕地三三制”，即三分之一种粮，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轮休，部分耕地被占用和废弃。

　　7、自然灾害。1958-1962年连续5年全国大部分地区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我国粮食大幅度减产，其中最严重的1959-1961年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1960年，我国粮食总产量为2870亿斤，较1957年的3901亿斤减少了1031亿斤，降幅达26.4%（数据来之2013年5月《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7卷3期文章《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我国粮食进口工作》，作者熊辉，谭诗杰）。

　　8、美苏封锁。前30年由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先后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与国外的经贸往来比较困难。

　　9、偿还债务。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中苏交恶，苏联逼债，我国用一部分粮食和副食品偿还债务。

　　10、战争。前30年对内打了剿灭土匪和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战争，对外先后打了抗美援朝、对印自卫反击战、抗美援越、中苏珍宝岛之战、中越西沙海战等。须知战争消耗巨大，既不能收获粮食，也不能产生GDP。

　　二、前30年中央政府采取的对策：

　　1、千方百计增加粮食产量。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农业历史非常悠久，农民在长期的农业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零星分散，系统性的农业著作屈指可数，只有《氾胜之书》、《齐民要术》、《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农政全书》都有限的几本。毛主席十分重视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年轻时就提出“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的理念，在中央苏区带领农民挖井，在延安带领农民修渠。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日理万机的领袖，还挤时间亲自研究农业，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号召全国“农业学大寨”，并于1958年提出著名的“八字宪法”，即土（壤）、水（利）、肥（料）、种（子）、密（植）、保（护）、管（理）、工（具），这在古今中外所有国家领导人独树一帜。

　　土——提高耕地品质，扩大耕地面积。耕地是粮食之母，没有足够和优良的耕地，不可能产出足够的粮食。为达此目的，全国农村先是在农业社、后是在人民公社的统一组织安排下，利用冬春农闲季节，带领农民对已有耕地进行农田基本建设，通过平整、深翻、垒堰、土壤改良等，变旱地为水浇地，变山岗薄地为旱涝保收的大寨田、海绵田、高产田。同时开荒建造新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凡有种粮可能的全部开垦出来，包括山坡河畔，林间沟壑，房前屋后。今天人们熟知的围海造田、围湖造田、围河造田、毁林开荒、北大荒、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名词都是前30年的产物。全国耕地1950年为10400×104hm2，约15.6亿亩（数据来之《中国统计年鉴》），1980年13482×104hm2，约合20.22亿亩（数据来源：李尚勇《人口困局》）前30年除去建设（村镇、城市、工厂、道路等）用地，新增耕地近5亿亩。这种做法空前绝后，尽管后来被批判为破坏环境，搞了退耕还林，退耕还湖，但在当时是非常必要的，毕竟民以食为天，和群众吃饭的事情相比，其他的事情再大也是小事。

　　水——兴修水利。农民讲“有收没收在于水”，毛主席提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说明水利的重要性。前30年政府组织农民大力兴修水利，中华大地上大小水库、水渠、水洞、渡槽、机井、水窖星罗棋布，单水库就有8万多座，水浇地由建国初的2.4亿亩增加到1978年的6.7亿亩，增长近2倍（数据来之国家发改委网站文章《百年乡村发展之路》，作者方言）。著名的林县红旗渠和南水北调水源的源头湖北丹江口水库，就是前30年水利建设的典型代表。

　　肥——建化肥厂。农民讲“收多收少在于肥”，可见肥料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有史以来我国农民一直使用农家肥，只是到了清末民初，才有零星购买使用欧美日化肥的记录。新中国成立初我国只有一家位于南京创办于1937年的化肥厂，年产化肥6000吨，远远满足不了需求，不得不用极其宝贵的外汇进口。以侯德榜为首的科学家团队研发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化肥技术—“碳化法”制取碳酸氢铵，建成了自主创新的现代化氮肥工业体系。前三十年建成以氮肥为主大中小各类化肥厂千余座，截至1980年，我国化肥总产量达1231.9万吨。其中氮肥999.3万吨；磷肥230.6万吨；钾肥0.5万吨。30年化肥产量增长2053倍（数据来之《中国化肥网》和农业部网站）。

　　种——培育优良品种。我国农民有使用天然优良品种增加粮食产量的传统，但采用现代科学技术大规模地培育优良品种始于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在农作物育种方面做出不菲成绩的有水稻袁隆平、小麦金善宝、李振声、玉米程相文、大豆王连铮等。

　　密——合理密植。合理密植可提高耕地利用率，提高产量，但太密反倒不利于农作物生长，降低产量，这里有一个度的问题。为寻找不同作物、不同田地最佳的行距和株距，科学家们做了大量工作。

　　保——作物保护。主要是预防作物的病虫草害以及鸟兽糟蹋。我国历史上一直采用各种土法防治，事倍功半，效果较差。近代发达国家作物病虫害的主要预防手段是适时喷洒农药。我国民国时期开始零星使用农药，除向发达国家购买外，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自主研制农药，但品种少，产量低，至新中国成立初年产量仅约0.1万吨（数据来之《铿锵脚步——新中国成立70周年石油和化学工业发展纪实》主编李寿生）。新中国成立后大力发展现代农药，开发了很多新品种，新建了一大批农药厂，不但充分满足本国需求，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还向外国出口。目前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药生产国和出口。

　　管——田间管理。指从种植到收获一系列管理环节，如播种、灌溉、除草、排水等。不同的作物有不同的管理方法。

　　工——研发推广新式农机具。在我国长达几千年的农业社会中，农民一直使用旧式农机具，效率低，无法满足现代化农业大生产的需求。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发动技术人员和农民开展旧式农具改良，并从苏东引进并自行研制各种各样的新型农机具。到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广大农村到处可见拖拉机、收割机、播种机、插秧机、抽水机、脱粒机等，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通过八字宪法的全面落实，我国粮食年产量1979年达到33,212万吨,是1949年11,318万吨的近3倍（数据来之国家统计局《新中国65年》）。

　　2、实行统购统销和票证制度，节约用粮。从1951年起，国家逐步有计划地对粮食等主要生活消费品进行统一的收购和销售，其他任何企业和个人不准经营。城镇居民按工种、年龄、性别等定量供应。重体力劳动者足量供应，每人每月40-60斤，而且以细粮居多（如我老家地方国营的煤矿工人，每人每月60斤标准，90%细粮）；干部、教师、知识分子属于脑力劳动者，每月29斤标准，70%细粮；大中学生正在长身体，每月男生33斤，女生31斤；老人、小学生20-26斤，儿童依年龄不同每月5-20斤。除粮食外，对食用油、肉、蛋、鱼、豆腐、点心、蔬菜、水果副食品等也实现凭票供应（数据来之1955年8月国务院公布的《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不足部分由政府发动群众集思广益并组织专家研究开发代食品。农民因有耕地，可自行解决粮食及副食问题，对困难群众，政府每年统一发放1-2次救济粮。票证制度的施行，杜绝了囤积居奇，杜绝了贪污浪费，上至国家主席，下至普通老百姓，谁也不能多吃多占，使有限的粮食充分发挥维持国民健康生命的作用，避免旧社会“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悲剧重现。

　　3、想方设法筹款购买粮食。当时我国虽然遭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以及整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阵营的经济制裁，但粮食等生活必需品并不严格限制，通过努力仍然可以从国际市场上购买到，只是渠道不顺畅。向资本主义国家购买粮食主要通过香港（香港就是这样发达起来的）。购买粮食需要大量外汇，而当时国家还比较贫穷，外汇严重不足。为增加外汇，国家采取的措施一是抛售黄金与白银（1960年12月中央政府决定动用国家金银储备出口黄金四十一万两，白银一亿四千万两，1961年1月决定再增加黄金出口四十万两），二是挤出农副及土特产品出口创汇，为了多出口棉花换外汇，国家削减人民布票，“每人减少一尺布，就可以多进口十亿斤。五美元一匹布，七千万匹布就是三千五百万美元，恰好是买十亿斤麦子的钱”。三是大幅度减少工业设备和部分工业原料的进口，把尽可能多的外汇用以购买粮食。单1961年就进口粮食581万吨，其中小麦388万吨，能满足2400万人一年的口粮。之后中国每年进口粮食500万吨到600万吨左右，极大地缓解了国内的粮荒（数据来之《知乎网》文章《六十年代中国粮食进口纪实》）。 
 

　　5、下马部分建设项目，城镇人口迁移农村。上世纪50年代，为满足国家工业化建设的要求，政府从全国各地动员成千上万青年男女进城务工。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由于城镇粮食供应非常紧张，不得已下马部分建设项目，城镇人口迁移农村。1961-1963年，全国共精简职工1940万人，城镇人口减少2600多万，吃商品粮的人口减少2800多万，全国非农业人口口粮和食品工业粮食销量共减少138.4亿斤（数据来之《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9年09月04日文章《周恩来总理为解决困难时期的粮食问题呕心沥血》，作者吴跃农）。

　　三、关于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群众非正常死亡问题。

　　有人造谣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全国饿死几千万，从三千万到七千万不等，这种说法既不科学，更不符合实际情况，数字远没有这么多。所谓的饿死，正确的说法应该叫非正常死亡，由饥饿+劳累+疾病所造成。

　　大跃进期间，群众忍饥挨饿，还要承担每天十几个小时的繁重体力劳动，再加上个别领导盲目追求政绩，官僚主义严重，大刮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有些群众有病也不敢休息，致使个别地方出现大批群众非正常死亡，造成了非常恶劣的政治影响，不能不说是一个沉痛的教训。最严重的当属河南信阳地区，有人说饿死一百多万。但官方最后核实的数据为，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阳地区死亡总数43万6882人，死亡率5.43%（当时信阳地区总人口804万2097人），其中非正常死亡28万1184人，死亡率3.50%，其余为正常死亡（数据来之1960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组《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人口死亡和粮食问题的调查报告》），按照毛主席一惯倡导并身体力行的实事求是和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这个数据应该是真实可信的，没有人敢再造假。实际上像信阳地区这么高的非正常死亡率在全国范围内只是凤毛麟角。党中央了解到实际情况后，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停止大跃进运动，对一大批相关责任人进行了严肃的处理，信阳地委书记路XX开除党籍，判刑入狱，河南省委书记吴XX被勒令检讨，调离岗位。同样是在河南，毛主席高度信赖的被称为老朋友的纪XX主政的洛阳地区就几乎没有非正常死亡。我是新中国成立初生人，老家是河南郑州的，自幼在农村长大，对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饥饿记忆犹新，见过营养不良，见过浮肿病，就是没见过活活饿死人。政府组织群众采野菜、摘野果，千方百计寻找代食品，把所有能够获取的无毒有营养价值的动植物吃了个遍，各级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终于度过了难关，没有出现旧社会才有的社会动乱。

　　历史上秦帝国因修筑万里长城而灭，隋王朝因开挖大运河而亡，而大跃进期间的工程总量较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所有的工程量，何止多千倍万倍！再说，中国人从来没干过社会主义，虽然有苏联的经验在先，但中苏两国国情不同，拿到我国并不适合。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幸福生活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更不会有人恩赐，要尽快改变我国贫穷落后面貌，不付出一些代价是不可能的。

　　【文/杏林老翁，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