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时代的医生以身试药，市场化的医疗唯利是图

　　疫情以来，有的人艰难度日倾家荡产，有的人则日进斗金一夜暴富，生产疫苗的北京科兴生物公司就是后者中的佼佼者。

　　科兴生物2021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公司的销售额为 110 亿美元，较去年同期的 6770 万美元，翻了 162 倍；净利润为 51 亿美元，而去年同期，公司还处于亏损状态。

　　其利润主要来源是新冠疫苗，半年卖了25亿支，虽然也有出口，但是国内注射科兴疫苗的人也不少。

　　令人惊奇的是，这么一大笔利润，竟然大都流入了外资的腰包。其股权结构显示，科兴生物的最大股东是持股比例达15%以上的日本软银公司。据一张网络流传的图片显示，科兴生物是一家“外商独资企业”。

　　还有一家疫苗供应商是北京生物，这是一家国企。北京科兴和北京生物的疫苗是可以混打的，是同类疫苗，效果差不多。虽然我们打疫苗免费，但却要靠医保支付，本质上来说是全民买单。

　　所以我好奇的是，在效果类似的情况下，为什么有如此多的利润流向了“外企”北京科兴而不是国企北京生物呢？

　　人民在受难，资本家却大发横财，这让我想起了毛泽东时代的疫苗研制。

　　一是我们熟悉的顾方舟“糖丸”，即小儿麻痹症的疫苗。

　　建国初小儿麻痹症危害很大，使成千上万的患儿瘫痪和死亡。当时美国有疫苗，但是成本高效果差，而且也不会提供给中国，所以只能自力更生研发疫苗。为了测定疫苗的安全性，顾方舟和他的团队决心以身试药，为了千百万家庭的幸福，冒着风险把自己的孩子当小白鼠。“糖丸”疫苗终于在1963年投入使用。

　　从此之后，我国脊髓灰质炎的发病率逐年降低，从一九四六年十万人中有四个患儿，到一九九零年的十万人中不足一个，直到在我国本土彻底消灭脊髓灰质炎。临床实验的第三阶段，我国生产的糖丸疫苗，高达54亿多份，不光我国的孩子全面接种，还走出国门，走向了全世界。

　　二是乙肝病毒疫苗研制。

　　人类是乙肝病毒的唯一宿主，感染乙肝后可能会演变为肝硬化和肝癌。我国曾被称为“乙肝大国”，是全球乙肝病毒感染和乙肝患者最多的国家，几乎每10个中国人就有1个是乙肝携带者。

　　在“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汉斯米勒的帮助下，70年代初我国开始乙肝疫苗研制工作。米勒是德国人，像白求恩、阳早和寒春一样，他战争年代来中国支援革命。他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建国后一直在国内从事医学工作。

　　在米勒的鼓励下，陶其敏开始研究乙肝。经过努力，终于在1975年7月1日研制出我国第一代乙肝疫苗。但是由于买不起做活体实验的大猩猩，陶其敏毅然带头实验乙肝疫苗。后来根据卫生部的安排，陶其敏将研制疫苗的技术和整个工艺无偿推广给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