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时代的城乡关系：农业社会主义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导 语
城乡差别自古有之，但城乡对立则是工业革命之后的现象。无论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还是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都无一例外地追求人口和资源向城市的集中。这种集中带来的规模效应提高了经济效率，但负面后果之一就是城市的无限膨胀和农村的普遍衰败。
毛泽东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探索实践并不是浪漫主义的唯意志论，也不是反现代性的农业社会主义，而是对另类现代性的探索。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现实国情相结合，辩证地处理工农和城乡关系，在发展城市的同时，也使农村成为发展的主体。毛泽东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探索实践并不是浪漫主义的唯意志论，也不是反现代性的农业社会主义，而是追寻另类的现代性，体现出以人为本而非以资为本的发展理念。
城乡差别自古有之，但现代城市的兴起与城乡对立则是工业革命之后的现象。无论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还是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都无一例外地追求人口和资源向城市的集中。这种集中带来的规模效应提高了经济效率，但负面后果之一就是城市的无限膨胀和农村的普遍衰败。
村落的终结并不可怕，但问题在于，以城市消灭农村真的就能够破解二元结构吗？城市化真的能够让广大人民的生活更美好吗？城市化就等同于现代化吗？
一
近代以来城乡关系
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
1. 西方发展经济学视野下的城乡关系发展规律
城乡分离和对立是近代以来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经历的过程。由于人口和生产资料的集中会产生规模效应和分工效应，提高生产效率，规模越大，效率越高，于是，在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下，各种资源自发地从农村向城市集中，小城市变成中等城市，中等城市变成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到20世纪中期，世界上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先后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农业人口占全部人口的很小比例[1]。
二战后兴起的发展经济学，把西方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归纳为一般发展模式，认为发展中国家只要按照同样的路径，就能达到发达国家同样的发达程度。1954年，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发表了著名的论文《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提出了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刘易斯认为传统的农业部门是落后的，农村存在大量“零值劳动人口”，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导致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长期处于低水平。
而在城市的现代部门（主要是工业）是先进的，可以实现快速的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从农业部门吸收过剩人口。由于农村大量过剩人口的存在，使城市工业部门的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工资可以维持在很低的水平，有利于工业资本的积累，扩大生产规模。只有通过城市化，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城市工业部门，两部门才会趋向协调发展[2]。因此，发展中国家需要做的就是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