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岗：当年吃毛时代的粮，今天还在吃毛时代的水
前几天，沈浩去世12周年的日子，想着写点儿文字纪念，就先翻翻最近有没有什么新鲜事，偶然翻到了今年五月的一则报道：
报道称，工程建成后“将实现燃灯水库、淮河‘双水源’保证”……也就说，“引淮润岗”工程之前，小岗的生产生活用水还是来自“燃灯水库”这个单一水源。
关于燃灯水库的历史，笔者以前略微了解过。
1958年9月，凤阳县小溪河公社动员全公社十三个大队上万劳动力共同修建了位于小溪河上游的燃灯水库，直到1969年2月全面竣工，水库来水面积173平方公里，坝顶高程47.7米，最大坝高24.3米；随着提灌工程、支渠、毛细渠陆续建成，三年后已经可以灌溉到整个小溪河公社。
燃灯水库
1958年，新中国的工业化才刚刚起步不久，没有现代化的工业机械，修建水库全凭小溪河公社上万名社员以血肉之躯肩挑背扛，工程之艰难可想而知，有人甚至在工程建设过程中意外付出了生命。然而，这的确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造福子孙的伟大工程，以至于半个多世纪以后，依然还在支撑着包括小岗在内的小溪河镇人民的生产生活用水。
不过笔者以为，小岗小队的18户农民当时应该是没有为修建燃灯水库出力的。按照史书记载，小岗单干头一年，也就是1979年的粮食产量比1978年增长六倍，油料产量超过合作化以来二十年的总和。而在此之前，他们一直吃的是国家救济粮，宁肯出去讨饭也不愿在小队的集体土地上干活。这样的话，他们又怎么可能为比大队还高一级的公社的集体工程出力呢？
被荒废的灌溉工程
前些年，有朋友去小岗调查研究，拍下了上面这张灌溉工程被荒废的照片。为了帮助小岗这个标杆尽快脱贫致富，北大荒集团临危受命到小岗种田，大概才把灌溉工程重新恢复了起来；而饮水用的自来水管道，则是沈浩到小岗挂职后拉来资金修建的。
“吃水不忘挖井人”，小岗人尤其该感谢毛泽东时代小溪河公社的全体社员啊；至于小岗人的救济粮，笔者相信很大部分也是来自小溪河公社的其他大队和小队。因为小岗作为一面旗帜是有其“特殊性”的，这样的“特殊”哪怕只是放在凤阳当地来比较，也绝对是“鸡立鹤群”。
凤阳县位于淮河中下游南岸，淮河水在滋养出这片肥沃土地的同时，也给这一区域带来了无穷无尽的水患。
说凤阳，道凤阳……
十年倒有九年荒，身背花鼓走四方。
这段凤阳花鼓词，道尽了解放前饱受水患和战乱之苦的凤阳人民的辛酸生活，那时很多凤阳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乞讨。
这样的乞讨历史要追溯起来就太久远了，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被称作“乞丐皇帝”，但他也无力改变家乡的面貌，每逢灾荒之年，明王朝为了“帝王乡”的颜面还会从外省调粮赈济这里；到了清代和民国就很惨了，外出乞讨又重新兴起。
新中国之后，这种面貌才真正被改变。
1950年6月26日-7月25日，淮河流域持续降雨1个月，引发了严重的洪涝灾害，凤阳也成为一片泽国。当看到安徽灾民为躲避洪水在树上被毒蛇咬死的报告之后，毛主席泪流满面、彻夜未眠，从7-9月的两个月时间里连续4次批示要加快治理淮河。1951年，毛主席又为治淮工程亲笔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毛泽东时代的治淮工程，累计投资不下200亿，完成土方76亿立方米，混凝土1000万立方米；兴建大、中型水库34座，各类水库5200余座，行洪控制工程10处，新开河道20余条，彻底控制了淮河流域的水旱灾害；结合除涝，治理了1700万亩盐碱地；建成了淠史杭等灌区，灌溉面积由50年代初期的1200万亩增长到1.1亿亩，即便是1978年大旱，灌溉面积也保证到了8800万亩。
在治理淮河的过程中，凤阳人民疏竣淮河河道，在临淮关镇上游地区加固堤防，将防洪标准不断提高，拓宽行洪区；依据洪水的走势，凤阳县选择在淮河右岸，建设了一座关键节点工程，进洪闸，彻底杜绝了旱涝灾害的侵袭。
燃灯水库其实就是治淮工程中的34座大中型水库之一。
由治淮工程开始的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是安徽人民为解决吃饭问题所做出的第一次巨大努力。安徽全省的粮食总产量从1949年的456万吨，一跃增长到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1955年的1153万吨。但真正彻底改变安徽农村贫困面貌的，是其后的人民公社。
这里还是要举到笔者在以前文章说过的，与小岗相距20公里、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白山凌。（小岗距离凤阳县城不远，地处平原，自然条件比白山凌好多了）
解放前的白山凌村，是一个“三面环山一面坡，羊肠小道穿村过，荒山秃岭无良田，口子一停就要饭”的穷山村，地理条件放到整个凤阳来说都是最差的；解放前42户人家中就有39户有过“身背花鼓走四方”的悲惨经历。
解放以后，白山凌的贫下中农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走上了农业合作化的道路，成了凤阳县梅市公社白山凌生产队。
1966年冬天，白山凌生产队的社员们遵照毛主席关于“兴修水利是保证农业增产的大事，小型水利是各县各区各乡和各个合作社都可以办的”的教导，由生产队长郭金香、凌万禄带领社员在庙山和棵子山之间摆开战场，筑水坝、建水库。
没有资金自己筹，不懂技术自己学，没有测量仪器就用土办法灵活代替。最终靠着简陋的工具和无穷的干劲，筑起了高10米、宽46米、长360米的南大坝，修建成一座能蓄水60万方的水库，使全队灌溉保收面积由原来的40多亩，一下子扩大到570多亩。
在兴修水利的同时，白山凌生产队的社员们还掀起了积肥和改地运动，采取各种办法改良土壤，将100多亩耕性差、适耕期短、只能种水稻的马肝地，改造成了一年两季、可以种麦子的肥沃田；在55块坡度大、沙石多的山岗地上修起了梯田，种上了水稻。全队粮食产量连年大幅增长，1967年比上年增长38%，1968年增长55%，1969年增长55%，1970年更是实现了农、林、牧、副、渔的全面发展。到1971年，白山凌生产队全年每人平均口粮达350公斤，每户平均收现金310元。
梅市公社白山凌生产队的社员们在谷场上晾晒稻谷
过上丰衣足食日子的白山凌社员们开展了丰富的业余文化生活，曾经被用来乞讨的凤阳花鼓这一传统艺术被重新拾起，不过，70年代白山凌的凤阳花鼓词已经彻底变了样，成了人们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歌唱白山凌幸福新生活的文艺形式：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真是个好地方；
自从来了共产党，千年的穷窝变了样；
白山岭上栽桃梨，山坡梯田稻谷香；
家家户户喇叭响，北京声音遍山庄……
解放前，全村只有六个识字的人，都是地主、富农。而到了1972年，白山凌生产队所有适龄儿童都进了新建的小学，许多老年贫农也上了夜校，一般都能读毛主席著作和报纸了；30多名初高中毕业生，成了生产队里的教师、医生、会计和农业科学实验的骨干力量。
解放前，贫下中农根本看不起病，只能靠身体硬抗，1943年，村里传染了流行性脑膜炎，一个月就死了40多人；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下达后，社员们有头痛脑热，不用出村就可以就近治疗；传染病流行季节，赤脚医生、巡回医疗队就事先做好了各项防治工作；1967年，一位贫农的儿子得了急性脑膜炎，生产队承担了全部医疗费用。
白山凌生产队社员艰苦创业的事迹被1972年2月的《人民日报》公开报道。而这样的典型在安徽并不在少数，否则你无法解释安徽全省在1978年前后人均粮食产量的“非正常波动”：
安徽省历年粮食总产量（万吨）、总人口（万人）、人均粮食产量（公斤）
今天对于“人民公社”的非议，很多人会提到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安徽省的受灾程度是比较严重的，更加严重的是官僚主义的问题，由此引发了大面积的饥饿，是饥饿程度最严重的三个省之一，另外两个则是河南和四川，但这跟当地的负责人有很大的关系。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级别一直到县委、重要工矿企业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计7000多人，史称七千人大会。毛主席开这次会的目的，就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党内的民主集中制，以便进一步纠正“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错误。毛主席提出要把这次大会开成一个“出气”会，让基层干部畅所欲言。在安徽组的会议上，参加会议的县委书记们，对安徽“负责人”愤怒极了，控诉他在大跃进中怎么虚报，怎么打击抵制他搞浮夸的干部，后来又怎么隐瞒饥荒不上报，从极左跳到极右“刮单干风”……
七千人大会后，李大钊同志之子李葆华调任安徽。李葆华同志怀着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坚持搞集体经济、限制“包产到户”。（注：1966年，安徽的造反派犯浑，李葆华遭到错误批斗，毛主席一路力保，后来又调李葆华去了贵州当书记）
经过李葆华同志领导下的调整，依靠人民公社的集体力量，1965年安徽省的粮食总产量恢复到了967万吨；1966年人均粮食产量突破300公斤——基本达到人类的热量安全线（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温饱问题）；1976年的粮食总产量更是达到了1728万吨、人均产量379公斤！值得注意的是，1977-1978年又出现连续减产，负责人的变化很关键啊，大家可以自己百度。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下，小岗在1979年大丰收的人均粮食产量也才不到130公斤，比安徽全省减产的情况下的人均粮食产量还要低得多。
1979年，国家为了促进农业发展，将粮食征购价格提高20%，降低征购指标，计划外征购价格再额外提高50%；70年代引进的13条大型化肥生产线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陆续投产；1976年试验成功的杂交水稻等良种改良的成果也开始陆续推广，此外就是毛泽东时代的八万多座水库……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80年代的粮食增产。
具体到安徽，1976年安徽人均粮食产量为379公斤，而当年全国人均粮食产量为305.5公斤，这说明安徽的农业发展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安徽粮食的丰产与毛泽东时代治淮工程的水利建设实现的“旱涝保收”有着极大关系，让在旧社会饱受水患之苦的灾荒之地，成了千里沃野。
“吃水不忘挖井人，人民想念毛主席”，小岗人恐怕更该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