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轰鸣下的劳动者困境

　　一

　　几天前，在《1966至2026：那些没有结束的问题》里，写过这样一段话：

　　“在生产现场，这种感觉尤为明显。

　　劳动被要求保持高度纪律、高强度与高度可替代性，但劳动者对生产节奏、技术方向和分配比例几乎没有发言空间；指标是「透明」的，流程是「合规」的，失败却被解释为能力不足或选择失误；所谓的发展不断推进，最终落实到个人身上，往往意味着工作时间被拉长、风险被下移、保障被压缩。

　　......

　　在这种「正常运转」的现象中，最显著的变化便是责任与决定权的分离。劳动者需要对结果负责，却无权参与决定；需要服从规则，却无法触及规则的形成过程，这种状态不用依赖强烈的意识形态来维持，因为它本身就已经足够稳定。

　　也正因如此，阶级问题在今天不再主要以以公开冲突的形式出现，而是被拆解进合同、考核、指标与流程之中，很多人因此也不会将这种处境给理解成阶级问题，因为它已经不再去使用阶级语言，取而代之的是个人能力、市场选择、风险共担等更中性的表达。

　　但语言变了，不意味着结构消失，相反的是恰恰因为它被中性化了，所以才令它变得更加难以被识别，使其以更复杂、更隐蔽、更分散的形态存续，还在持续影响着每一位普通劳动者的现实境遇。”

　　当时写下这些文字时，它更多是一种对当下社会生产关系的现象级观察，直到几天后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留神峪煤矿发生瓦斯爆炸，再一次印证了这一点。这场事故以一种极端而惨烈的方式，将长期潜伏在「正常运转」表象之下的结构用最残酷的方式摆到了所有人面前。

　　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

　　这些数字被不断滚动播报、被写进通报、被念进发布会，最终压缩成几行冰冷的统计，再过一段时间，它们就会被新的新闻覆盖，被新的公共议题替代，最后沉进档案和数据库里，变成冰冷的记录。

　　但这些数字本可以不是数字，他们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一个个家庭的支柱、一个个为了维持生计而进入井下的人。他们中间可能有人刚和家里通完电话；有人也许只是像过去无数个工作日一样，照常换上工服，下到井里，以为今天会和昨天一样平静结束。

　　也许会有人看到这会问，既然知道矿工这个工种危险，那他们为什么还要参加这份工作？

　　这句话看上去是在讨论个人选择，实际上却忽视了最基本的现实条件。首先他们下井，不是因为那里值得奔赴，而是因为现实不得不让他们去承担那些最危险、最沉重、最不被看见的劳动。

　　二

　　在很多地方，特别是资源型地区，优质就业机会本就有限。一个家庭的房贷、孩子的学费、老人的医药费、日常开支，构成了最直接的生存压力。当这些现实摆在面前的时候，一个人走进矿井，往往不是因为他相信那里绝对安全，而是因为相比井下潜伏的危险，眼前的生活困境更加确定，也更加迫切。

　　所谓的「自愿」，在很多时候只是没有更好的退路，如果一个人必须要在失业和冒险之间作出选择时，那么这种选择本身就已经带着强制性。

　　再者，从官方已有披露的报道来看，留神峪煤矿并不是一个毫无征兆的黑天鹅，该矿井在事故发生前曾多次受到处罚，存在安全隐患整改不到位的问题，甚至曾购买所谓瓦斯防治专家服务；有安全员回忆检查前临时遮掩巷道问题，以泥砖掩盖现场；有工人家属反映，部分工人的工资被拖欠、长期超负荷劳动，甚至连最基本的防护手套都未曾稳定配发。

　　把这些细节拼接在一起，勾勒出的已经不是一次偶然疏漏，而是一整套被利润驱动的生产机制，流程可以是合规的，报表可以是完整的，但是在现实的生产中，它随时可以为产量让路，为进度让路，为利润让路。

　　它往往就是在一次次「先这样吧」、「问题不大」、「别影响产量」的决定里慢慢积累起来，该更换的设备被推迟更新、该停下来的环节继续运转、该投入的安全成本被层层压缩。

　　每一次侥幸无事，都会让下一次冒险显得更加合理。久而久之，风险就会在一种看似正常的运转中被不断累积，直到某个瞬间，矿井深处的一声闷响，把所有被遮掩的问题一起炸开。

　　说到底，安全在很多时候并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成本问题；马克思早就指出，资本的本性并不是满足人的需要，而是不断追逐剩余价值。

　　对于煤矿企业而言，它利润的来源本质上是依赖于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而为了扩大这一剩余价值，决定了它总要不断的去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压缩生产成本，那些本应用于保障劳动者生命安全的投入，在这时都会被视作非生产性支出，而真正进入井下的工人们，就这样被赤裸裸的暴露在了危险之中。

　　在这种逻辑下，安全常常就会被摆在一个极其微妙的位置上，这不是某几个企业管理者道德败坏就能解释的问题。

　　对于很多资源型地区来说，煤矿不仅意味着企业利润，也意味着税收来源、就业来源、产业链运转，甚至关系到一整套地方发展结构的延续。当发展不能停、就业不能掉、指标必须完成，成为一整套系统的共同压力时，安全监管便陷入一种结构性悖论：既要监管，又不能让监管影响发展；既要强调安全，又不能让安全压缩产值。

　　在这样的链条里面，监管就可能变成程序化巡查，整改可能沦为纸面文章，问题在一次次验收中被包装、被遮蔽、被暂时压下，直到矿井深处的一次轰鸣，把所有粉饰撕得粉碎，而最终承担这个后果的人，偏偏最没有资格决定这一切的劳动工人。

　　这也恰恰印证了马克思曾经指出的一点，当生产越来越围绕资本增殖而运转时，劳动者本身就容易被降格为生产过程中的成本变量。

　　就像此前在《1966至2026：那些没有结束的问题》所写的那样：责任与决定权的分离。劳动者需要对结果负责，却无权参与决定；需要服从规则，却无法触及规则的形成过程......今天的阶级问题已经不再总是表现为公开对抗，它被拆解进合同、考核、流程、指标之中，被包装成市场规律、企业管理、风险共担等中性词汇。

　　三

　　留神峪煤矿的爆炸，不单纯只是一次矿难，它是整个资源型产业劳动处境的缩影，近些年，从矿场爆炸到工地坍塌，再到各类职业伤亡，我们反复看到的其实是同一种逻辑：风险总是在沿着权力结构往下走，最后落到最底层劳动者的身体上。

　　外包化、派遣化削弱了工人的组织能力；碎片化用工削弱了集体议价空间；当工人们遇到这种情况时，他们在生产现场只能以个体身份面对系统性风险，需要承担井下的安全风险，但是无法决定是否停产；必须遵守作业纪律，却无权监督安全制度是否真实执行。

　　他们是生产链条上最不可或缺的一环，却也是最缺乏话语权的一环。如果他们拥有拒绝危险作业的刚性权利，如果他们能够实质性参与安全决策，如果井下工人拥有独立于企业利润目标之外的监督机制，那么许多事故本可以避免。

　　这次事故就向我们说明了，当劳动者无法成为生产的主体，而只是利润机器上的耗材时，安全第一就很容易沦为墙上的标语；当发展成果首先以资本积累的形式呈现，而不是以劳动者生命保障的形式兑现时，所谓现代化便始终带着血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