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毛时代比作“中世纪式集体蒙昧”，澎湃新闻怀念李泽厚究竟在怀念什么？

　　李泽厚死了，某些人如丧考妣。

　　澎湃新闻刊登了一篇《夜读︱我们怀念李泽厚，其实怀念的是什么？》，其中将毛泽东时代的前三十年比作“‘中世纪’式集体蒙昧时代”，将李泽厚比作“一个觉醒年代的精神燃烧弹”。

　　你要纪念李泽厚，也没人拦着，用得着搬弄这些名词吗？“搬弄名词”无非是搬弄是非、包藏祸心。

　　笔者本来不打算谈李泽厚的。实话讲，他也就是一个过气的名人，左派批判过他的“告别革命”，问题是木已成舟，他也不过是个“工具人”；右派还觉得他太过“僵化保守”，易中天曾在他2001年出版的著作《书生意气》中写道，“我看李泽厚是没什么事可做、没什么路可走了”，大意就是“长袖善舞左右逢源的”（易中天语）李泽厚过时了，“李泽厚要‘走自己的路’，就既不甘心‘照着说’，也不愿意‘顺着说’。然而一时半会的，也还不能‘接着说’，便只好‘挑着说’、‘绕着说’”。

　　易中天的看法在自由派里恐怕是很有代表性的，其实不过是道出了乞食者的扭捏作态。在怀念李泽厚的文章里经常讲他从不为钱发愁：在毛泽东时代不为钱发愁，无非说明毛泽东时代并没有亏待知识分子，只是喊知识分子放低姿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一票知识分子就大呼迫害；至于毛泽东时代之后，知识分子的地位仿佛提高了，但李泽厚也要“‘挑着说’、‘绕着说’”，这又是为何呢？

　　所谓知识分子，本来就不可能单独成为一个阶级，总需要有人养着，最后要么依附于这个阶级，要么依附于那个阶级。

　　李泽厚在《重视武侠小说的文学地位——悼金庸先生》的文章里自曝了一段趣事，九十年代初他要出国，但经济状况不好，路过香港时，知道李泽厚的情况后，金庸先生资助了李泽厚六千美金，李泽厚反倒觉得金庸“小气”，是打发“乞丐”了。

　　“六千美金”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李泽厚反而觉得这点钱既配不上金庸的身家，也配不上自己特大知识分子的名气。

　　“君子之交淡如水”，君子难道不该崇尚“千里送鹅毛，礼轻仁义重”？君子哪里还会“矫情”礼钱少、配不上身份的？

　　通过这件小事，笔者实在看不出一众知识精英怀念和吹嘘的李泽厚的人格哪里“独立、自由、高洁”了。

　　李泽厚的“矫情”还表现在他的学术观点上。李泽厚在80年代的美学著作中提出了一些颇有影响力的观点，如“告别革命”，如认为五四运动是“救亡压倒了启蒙”。所以他对五四的“反传统”是颇有意见的，他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近于“新儒家”。但李泽厚从来不承认自己是“新儒家”，反而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自诩，认为中国传统中的精华都必须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淘洗，而马克思主义包含了人类崇高的理想和西方社会的核心观念，他要看这种理想和观念在与中国传统特别是儒家思想进行碰撞，加以“淘洗”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新东西。（这是新儒家杜维明对李泽厚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