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是怎样曲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

　　激流按：斯人已逝，争议犹存。李泽厚在他的名篇《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提出“救亡压倒启蒙”说，并对思想界产生较大影响，自由主义思潮借新启蒙叙事兴盛起来。本文是1990年的旧作，对李泽厚的新启蒙说提出不同看法，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李泽厚

　　李泽厚同志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一篇《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以下简称《启蒙与救亡》)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即“救亡压倒启蒙”说。他要论证这一观点，就必须从根本上曲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性质，否则，这一全面颠倒中国现代历史的论点是无从说起的。那么，李泽厚是怎样曲解五四新文化运动性质的呢?

　　《启蒙与救亡》中，李泽厚首先把新文化运动与爱国反帝运动割裂开来，把五四运动论定为包含两个性质不同的运动。此文开宗明义就写道:“‘五四’运动包含两个性质不相同的运动，一个是新文化运动，一个是学生爱国反帝运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7页，以下凡引书文字，只注页码)然后，他紧接着就把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的《敬告青年》所提出的“六项主张”，拿来作为对新文化运动性质论断的权威根据，他说:“在《敬告青年》这实际的发刊辞中，以中西文化对比的方式，抨击了各种传统观念，提出‘六项主张’，鼓吹‘科学与人权并重’，这即是不久后提出的‘赛先生’(科学)与‘德先生’(民主)的先声。”(第8页)“这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史上是划时代的。如此激烈否定传统、追求全面西化，在近代世界史上也是极少见的现象。这个运动就其实质说，至少在其发展初期，却只是上一阶段谭嗣同、严复、梁启超的历史工作的继续。……就是用‘西学’(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反‘中学’(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的启蒙运动”(第8页)。不同之处只是在于“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要求和主张的彻底性和全面性，为谭、严、梁阶段所不可比拟。它以彻底与传统决裂的激烈的新姿态和新方式，带来了新的性质”(第8页)。因此这种“新”也就只是体现在“主张彻底扔弃固有传统，全盘输入西方文化”(第11页)，体现在“这时先进的知识者整个兴奋的焦点不再集中在政治上，而是集中在文化上了”。这一点可以从“他们是一批职业的教授、学者、学生，即纯粹的近代知识分子”上得到证明;而陈独秀也“曾明确地宣称，他办《青年》杂志，‘批评时政，非其旨也’，以此要求与当时其他一些报刊明确区别开来”(第11页)。因此，新文化运动本来是与群众性的反帝爱国的政治运动没有什么关系的，只是由于“启蒙的新文化运动不久，就碰上了救亡的反帝政治运动，二者”才“很快合流在一起了”(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