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贻害百年,吸毒人员两千万,新中国如何用三年打赢禁毒战争?

2022-04-26
作者: 温伯陵 来源: 微信公众号“温伯陵的烟火人间”

  1

  1838年,林则徐给道光皇帝上书:

  “当鸦片未盛行之时,吸食者不过害及其身,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实是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林则徐一语成谶。

  由于清朝统治能力低下和国力贫弱,不仅没能彻底铲除鸦片,反而让鸦片传播的越来越广,到清朝灭亡的时候,鸦片几乎和中国融为一体了。

  民国年间,虽然国府也颁布过“禁烟禁毒”的命令,但是没有任何作用。因为国府自己就和上海滩的杜月笙合作,贩运鸦片抽取利润,用来补贴财政和军费。

  地方官员们上行下效,纷纷出台所谓的“特税”,并且扶持“特商”,用荼毒人民的鸦片收益来满足自己的野心。

  例如主政贵州的谷正伦,便设立特税征稽处,每百两鸦片收10块银元的过境税,还派人和桂系搞关系,商量贵州鸦片运到广西销售的问题。

  桂系也想赚钱,便同意谷正伦的要求,不到一年时间就合伙销售12.5万两鸦片。

  至于某些县长们,更是强迫农民铲掉农作物,改种鸦片,有些县的鸦片种植面积,能达到耕地的一半以上。

  让他们来禁烟禁毒,相当于从自己的身上割肉,怎么可能呢?

  所以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全国罂粟种植面积达到百万公顷,吸毒人口有2000多万,各省的大城市里烟馆林立,随处可见形容枯槁的人。

  而这些吸食鸦片的人,为了筹措资金,不惜卖房卖地鬻妻典子,受鸦片毒害的人恐怕要过亿了。

  九省通衢的武汉是鸦片运输买卖的重地,对鸦片危害的感受也比较深,所以武汉流传着一句话:

  烟枪一杆,打的妻离子散,未闻枪声震天。

  铜灯半盏,烧尽田地房廊,不见烟火冲天。

  而且鸦片的感官体验和经济利益,已经渗透到新中国的某些地方干部之中,腐蚀着新中国健康的肌体。

  刘青山和张子善自恃对革命有功,便贪污腐化吸食鸦片,陆续挪用150亿(旧币)公款。

  吉林省蛟河县委书记殷子华、县团委书记崔晓光,利用职务之便和毒贩合伙贩毒谋利,甚至用巨额利益把公安局长、税务局长等领导干部拖下水,把整个县委班子变成贩毒集团。

  南京法院秘书长丁辰琛收受贩毒集团的贿赂8700万元,然后让一名法院的部下脱离革命队伍,做为自己的白手套,和贩毒集团合伙谋利。

  他们利用国家机关的文件和印章,欺骗铁路、航运、邮政系统的工作人员,为自己的贩毒罪行服务。

  用国家的资源赚自己的钱,好家伙,犯罪都让他们玩明白了。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大量国家干部、各系统职工和贩毒集团们沆瀣一气,继续做着自清朝以来的犯罪勾当。

  可以说,鸦片之毒已经深入中国骨髓,要是控制不住,短期来看肯定是复兴无望,长期来看中国真的要亡国灭种了。

  彻底铲除毒品,已是势在必行。

  2

  自从晚清以来,鸦片毒品在中国存在百余年,早已形成种植、制作、运输、销售、购买的产业链,哪怕有相当部分的人不吸食毒品,也要在这条产业链上谋生,以便养家糊口。

  禁毒战争,本质上是一场经济战争。

  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前,各省就把禁毒和经济联系起来。

  例如河南出台文件,禁止买卖和吸食毒品,并且按照低于市价的比例收购散落民间的毒品。天津命令毒贩限期上交毒品,政府按照不超过总价50%的价格,给与补偿。

  不过毒品是贻害全国的东西,要想彻底消灭毒品,也必须是中央统一部署,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行动,才有成功的可能。

  这些各省的临时规定,有效果,但是不大。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解放战争也进入尾声,中国基本上没有大规模军事行动,那么禁毒便成为新中国要面临的头等大事。

  1950年2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通过《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主要内容包括这么几项:

  各级政府部门合作,设立禁烟禁毒委员会,其中政府和公安要负主要责任。

  1950年起,没有战争的地方立即禁种罂粟等毒品作物。

  自《通令》颁布起,全国范围内严厉打击毒品的贩运销售活动。

  命令藏有毒品的人限期上交现存毒品,如果是官僚地主上交的,便无条件没收,如果是平民上交的,应该视为财产,酌情给与补偿。

  新中国的禁毒战争,就此拉开帷幕。

  这份通令一出来,各省迅速行动起来,成立了省市县级的禁烟禁毒委员会,开始查封烟馆、收缴毒品、捣毁贩卖毒品窝点等等,短时间内便取得巨大的战果。

  以刚经过战火洗礼的新中国的执行力,这其实是顺理成章的事,我们不必多说。

  但是从事后来看,新中国的禁毒战争,其实能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经济禁毒,也就是釜底抽薪,铲除各地种植的毒品作物,切断毒品的来源。

  毕竟城市的禁毒工作再成功,如果农村依然源源不断的种出毒品来,那最后也会成为表面功夫,不可能真正铲除毒品。

  革命的精髓是农村包围城市,禁毒也要从农村着手,最后再包围城市。

  经济禁毒的任务,《通令》里已经说清楚了。

  一方面是收缴毒品,并且给与平民经济补偿。

  禁毒通令颁布以后,各级政府部门组成的禁烟禁毒委员会积极行动,和新中国成立前一样,对上交毒品的平民给与低于市价的补偿,相当于低价购买,让以种毒贩毒为生的平民,不至于受到重大经济损失。

  对于以毒谋生而沾染毒品的平民,政府根据个人经济情况,给与免费或减价的戒毒药品。

  在有些地方,政府为了收缴毒品,甚至允许平民用毒品抵扣公粮。

  这几项开支,耗费的都是政府财政。

  中央人民政府拨款100亿,用来收购毒品,以及救济贫困的吸毒人员,另外拨款290亿,做为研制戒毒药品的专项经费。

  而在地方城市,仅西安就拨款3000万做为禁毒经费,再加上全国各城市的拨款,加起来其实不少于中央政府的拨款。

  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政府财政非常紧张,花钱的地方又多,还能拨出这么多钱来禁毒,可见决心之大。

  经济禁毒的另一方面,则是组织干部到农村铲除毒品作物,做为补偿,政府免费提供粮食和种子,或者给农民贷款。

  例如在四川南部的雷波县,工作队铲除毒品作物以后,无偿借给农民93万斤稻谷,让他们趁春耕的时候种下去,不要耽误当年的收成。

  云南红河州也是种植毒品作物的地方,政府给铲除毒品作物的农民发放12.5万斤粮食种子、耕牛贷款1.5万元、牛种贷款3250元、农具贷款5000元。

  类似的事情,全国各地都在发生。

  而在经济补偿以后,各地政府就没那么好说话了,谁要是再敢种植毒品作物,工作队可以无条件铲苗,哪怕农民折本也概不负责。

  至于没有上交毒品私藏在家的,一旦被查出来,从重处罚。

  先礼后兵,先经济后法律,但凡是有点脑子的农民,都不会私藏毒品,更不会继续种植了。

  于是经过1950年的禁毒战争,全国焚烧鸦片数千万两,销毁烟具近百万件,全国种植毒品作物的土地减少大半,哪怕是最严重的西南地区,面积从1545万亩下降到600万亩。

  这剩下的种植田地,都集中在偏远山区或者边疆地区,暂时没有办法。

  可以说,新中国用一年时间,便扭转了鸦片荼毒中国百年的历史惯性,接下来就是宜将剩勇追穷寇了。

  3

  新中国禁毒战争的第二阶段是断网。

  毒品从土地里种植出来,需要庞大复杂的贸易网,才能卖到吸毒者的手里。

  据统计,1950年代初期,东北中长铁路沿线的55个县,分布着近一万名毒贩,要么把东北的毒品卖出去,要么把关内的毒品买进来。

  山西、河北等华北地区也有毒贩近万人,江苏、安徽、上海等华东地区有毒贩三千人。

  而做为九省通衢的武汉,更是全国毒品的集散地,以一座城市的规模匹敌华东地区,藏匿着四千多名毒贩。

  这些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毒贩,点和点、面和面的联系起来,就是一张笼罩全国的毒品贸易网。

  依靠这张毒品贸易网,毒贩王子骥在1950年1月到6月,先后5次从昆明、重庆购买毒品,然后用轮船和汽车运回武汉,销往广州、西安、兰州、上海等大城市,总量达到60万两。

  西安的毒贩丹青,以开办奶牛场为掩护,做着贩卖毒品的生意,在北京、上海、洛阳、开封、兰州都有下线客户。

  毒贩苗绍温更狠,组织了肛门队9人、阴户队11人,让队员们以出行为名义,给他在全国各地贩运毒品。

  看名字就知道,这些人是怎么贩运的......

  所以基本消灭毒品种植之后,下一步便是彻底切断毒品贸易网,让吸毒者买不到毒品。

  不过在禁毒战争第一阶段进行到尾声的时候,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新中国的注意力转向朝鲜半岛,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支援战争,暂时顾不上禁毒,让那些毒贩又缓了一段时间。

  到了1951年底,抗美援朝的五次战役结束,战局基本稳定,中央政府便发起“三反五反”整顿国内环境。

  “三反五反”指的是在政府机关中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在私营工商业中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笼罩全国的毒品贸易网,其实是符合盗骗国家财产的,由于他们和境外也有联系,经常送情报出去,那么也符合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于是中央政府决定,把禁毒纳入“三反五反”的范围,用“三反五反”动员起来的人力物力,重点清理武汉、西安、南京、广州等各大区的毒品集散地,切断毒品贸易网的中转枢纽。

  接到任务以后,政府各部门和公安干警进行重点打击。

  他们在北京等六大城市破获8156起毒品案件,在武汉侦破以资本家贺衡夫为首的走私贩毒集团,在广州抓捕了15个大型贩毒集团的成员。

  王子骥、丹青等大毒贩,华北、华东和东北的小毒贩们,开始还没当回事,觉得新中国的人民政府不过是做做样子,不会对他们怎么样。有的人说“吓吓傻子罢了”,有的人则趁机涨价,原价三千的货现在涨到五千。

  结果他们都见识到了什么是真正的人民政府,在这次大规模打击中纷纷落网,枪毙的枪毙,劳改的劳改,再也不能出来害人了。

  这些城市里的大小毒贩落网,那张笼罩全国的毒品贸易网,基本上也就断了。

  当毒品的种植者和购买者失去联系以后,种植者便卖不出去,为了保本自然不种了,购买者买不到货,只能进行自我戒断。

  还是一个农民说的好:“烟不值钱,哪个还种啊,弄点粮食还可以填饱肚子。”

  所以还是那句话,禁毒战争其实是一场经济战争。

  4

  新中国禁毒战争的第三阶段,是发起群众运动来一场大扫除,彻底完成禁毒战争的扫尾工作。

  1952年4月15日,中央发出《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里面写道:“在全国范围内,有重点的大张旗鼓的发动一次群众性的运动,来一次集中的彻底的扫除,是十分需要的。”

  既然是群众运动,那么最重要的肯定是宣传。

  各地政府组织宣传队,用演讲、画报、通俗文章的方式,搞了76万次大型宣传,向7400多万人民群众宣传毒品的危害。

  于是让人民群众知道,国家要兴旺发达就不能有毒品,而且也从自身利益方面想明白了,毒品是个赔钱的玩意,家里要是有个吸食毒品的人,基本就走到家破人亡的边缘了。

  尤其是妇女和儿童,旧社会鬻妻典子的悲剧告诉他们,如果家里的男人吸食毒品,他们就是牺牲品。

  有了家国理想和个人利益的推动,“拒绝毒品”成为人民群众的一根红线,谁要是敢越过去,那就是人民公敌。

  这就形成人民群众的共识。

  而当人民群众有了“拒绝毒品”的共识以后,检举揭发残余毒贩和吸毒者,就非常有可操作性了。

  这就叫激发了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

  于是全国都出现儿女揭发父亲、妹妹检举哥哥、弟弟控诉嫂子、妻子劝丈夫自首的喜人场景,各地政府部门收到131万件检举揭发材料,里面是向政府揭发的22万残余涉毒人员,而涉毒人员向政府自我坦白的,又有34万。

  当时就有人说:“现在的政府就是,你想坏,也不让你坏。”

  经过全国人民群众的大扫除,到了1952年底,中国基本取得禁毒战争的胜利,消灭了贻害中国百余年的毒品,还中国一片朗朗乾坤。

  从开始到结束,也不过三年而已。

  至于这次群众运动中的漏网之鱼,主要是西北和西南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不过随后几年国家的力量深度介入以后,也陆续肃清毒品。

  以藏族为主体的甘南,1956年底铲除38万亩种毒田地,2411人戒毒,政府发放420万元救助款和29万斤救济粮。

  以苗族为主体的湘西部分地区,随着剿匪战争的不断胜利,再加上少数民族的民主改革完成,禁毒战争也逐渐推进,到1958年彻底肃清湘西的毒品。

  以彝族为主体的凉山地区,原本就非常偏远,国家力量想进入很不容易,要到1959年才全部铲除种毒田地,收缴毒品5.6万两,完成禁毒战争。

  西藏阿坝地区更晚一些,1963年铲除种毒田地收缴毒品。

  至此,全中国的禁毒战争才算彻底完成。

  这就是新中国的力量,这就是人民群众的力量,更是新中国之所以“新”的意义。

  5

  当然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能彻底禁止毒品,除了国家和人民的努力奋斗以外,还有一些客观原因。

  从1949年开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15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封锁禁运,尤其是抗美援朝以后,中国和西方国家基本断绝经济交流。

  既然和西方国家断绝经济交流,就没有人员和货物往来的渠道,那么在西方国家泛滥成灾的毒品,也就没有机会进入中国境内。

  而频繁来往的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对毒品管理非常严格。

  于是中国没有境外毒品的输入,便犹如打仗没有无后顾之忧一样,可以专心清理国内毒品。

  这是禁毒战争成功的国际大气候。

  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着手落实革命目标,对中国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的改造,包括土地改革、关闭妓院、剿灭土匪、公私合营等等。

  禁毒,当然也是改造中国的重要环节。

  改造中国是积贫积弱百余年的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现实追求,面对这样一种山呼海啸的人民力量,禁毒不过是小意思罢了。

  动员起来的中国人民,把八百万国军都被消灭了,联合国军也止步三八线,寥寥几个毒贩,能有几个师?

  这是禁毒战争成功的国内小气候。

  这两个客观原因,和国家人民的努力奋斗结合起来,便让中国以“无毒国家”的身份,重新出现在世界的擂台上。

  到了80年代,中国经济和世界接轨。

  随着人员和货物频繁来往于国内外,世界上的毒品也沿着经济贸易线,零星的出现在中国境内,这时候就进入“警察精准打击”的禁毒新阶段了。

  毕竟享受了和世界经济接轨的红利,也要承担由此带来的副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

  现在的毒品之所以没有演变成社会问题,一方面是中国重新成为大一统国家,不再是军阀混战的晚清民国。那时候的毒品泛滥,根源就在于军阀、政客、资本家用毒品来谋利,根本没有禁毒的意愿。

  肉食者的塌方性腐败,才是社会问题的源头。

  现在的发财渠道那么多,那些有能力有地位的人,但凡脑子正常,都不会为了那三瓜俩枣的利益,把自己的命搭进去。

  稍微动动脑子,买点上市公司的股票不香吗?

  当这些人不以毒品谋利,那么毒品就成不了社会问题。

  另一方面是新中国的国家机器极其强大,从北京到农村,从上海到喀什,从漠河到海南,稍微出点事情,马上就能动员人力物力来解决。

  这么强大的执政能力,绝不是晚清民国那种虚弱政府可以相比的。

  当年的毒贩们,正是利用“皇权不下县”的漏洞,组建起遍布全国的毒品贸易网,现在一旦有穷山恶水出来的刁民铤而走险,便会成为警察同志重点打击的对象,借他们的脑袋立个功。

  所以在新的经济环境下,毒品不可能演变成社会问题,只是持续的动态清零。

  而且我们中国人民对于毒品,已经有过切肤之痛,绝不会让毒品再次泛滥在中国大地上。

  这是我们的理想,我们也有能力实现我们的理想。

  最后,向奋战在缉毒战线的同志们致敬。

  参考资料:

  新中国成立初期禁止烟毒运动的历史考察 莫宏伟

  新中国建国初期的禁毒斗争 马模贞 鞠志刚

  新中国初期党对城市黄赌毒社会问题的治理 高中伟

  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毒品治理研究 张亚东

  新中国初期的禁烟禁毒运动 白云涛

  略论新中国成立初期黔东南地区的禁烟禁毒运动 范连生

  新中国成立初期天津治理烟毒活动探析 肖红松 位轩

  新中国成立初期川北禁绝烟毒运动情况考察 马克敏

  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北区对毒品问题的治理 齐霁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烟毒治理研究(1949-1953) 许小庆

  无毒中国缘何不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禁毒运动辉煌历史的反思 胡金野 齐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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