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润为:写在《当代思潮论集》后面

作者: 刘润为 日期: 2018-06-14 来源: 红色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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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完这本书稿,已是中秋时节的一个凌晨。我走到阳台,朝外望去,真个是“碧天如水夜云轻”,说不出的清澈和幽远。伫立之间,有关这本书稿的往事不禁从心底涌出,历历如在眼前。

  这是我研究当代社会思潮文章的一本选集,内容涉及科学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历史、文艺等方面。能够结成这样一本文集,首先应当感谢的是卫建林同志。孔子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建林同志就是我的直友、谅友、多闻之友。他为人淡泊,相交近30年,我们仅在一起吃过两次饭,一次是在一个小型的会上,一次是与一位老同志一起。他为人正派,直道而行,不屑于与谄佞之徒为伍,干一些小道诡行的事情。他为人真诚,从不迎合他人,即使对于朋友的见解和文章也是如此,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绝不会因为要照顾对方的情绪而有丝毫的变通。他为人勤奋,学识渊博,兼通文化、文学、历史、政治、经济、国际,但从不夸夸其谈、漫为大言,见解独到而扎实。与其交谈,每每开阔思路、有所收益。记得是1995年春的一天,当时我还在光明日报文艺部工作,建林同志给我打电话,建议我把研究的领域放宽一些。他说:“最好是文、史、哲、政治都搞。你是有这个基础的,不要浪费所学。如果一辈子仅仅拴在一个文艺上,没有太大的出息。可以先从跟我一块儿搞第三世界发展问题开始。我搞经济、政治的,你来搞文化的。不用担心出书的事儿,搞出来我找地方出版。”这番话我是听进去了,但是因为积行成习,积习成性,第三世界文化发展的题目终究没有做。

  第二位应当感谢的是戴舟同志。1998年,也就是我在求是杂志文化部工作将近3年的时候,时任总编辑戴舟同志决定把我调整到评论部工作。从本职工作上说,这就意味着从此告别文艺,而专门去写社论、评论员文章和编辑部文章。尽管当时也在考虑落实建林同志的意见,准备扩大研究领域,可一旦离开本专业,还是一百个不情愿。于是立即表示反对,后则以辞职相要挟,结果是反对无效。到评论部以后,经过2年多的磨练,特别是经过“九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进程”系列文章的撰写,我感觉在眼界、胸襟、气象上确实开阔了许多,于是也就更加投入。这本集子中大约六分之一的篇幅,便来自当时的职务写作。当然,这仅是其中比较地能够体现我个人观点的一小部分。记得在“九论”发完以后,戴舟同志曾专门找我谈话说:“当初调你到评论部,你小子跟我闹情绪,摔耙子,说不定还没少在背后骂我。你在文化部,一年下来也就是编几篇文艺的稿子,对社里哪有这么大的贡献?你应当感谢我才是。”是的,我的确应当感谢他。没有他的“逼上梁山”,建林同志对我的忠告就极有可能落空。

  当然,两位朋友不约而同地要我放宽研究领域,绝没有轻视文艺的意思,尽管当时文艺领域严肃的事情不是很多。戴舟同志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建林同志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他们都十分推重,且终生引以为师的鲁迅就是搞文学的。再说,戴舟同志爱好书法、戏曲和声乐,与文艺界交往甚广;建林同志曾起草关于文艺问题的重要文献,还专门研究过《红楼梦》,有专著《曹雪芹论》存世。焉有轻视文艺之理?两位朋友所反对的是以个人名利为念的小文人意识,强调的是一种天下情怀和担当精神,即只要祖国和人民需要,自己通过努力又能做到的事,就应当去做,而不要去管是否成为什么领域的专家之类的身外小事。

  戴舟同志长我11岁,建林同志长我10岁;戴舟同志早在14年前就离我们而去,建林同志也于1年前离我们而去。“闲居始自遣,临感忽难收。”在这些文稿拣选结集的时候,思念他们的心情久久难以平息。谨以此书献给两位老友,不知他们于九天之上,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

  2017年9月27日

  注:《当代思潮论集》于2018年3月由研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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