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润为发言：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孔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强对五四运动历史意义的研究，深刻揭示五四运动对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深刻影响。”这些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如何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批孔的问题，因为这一历史事件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现代史的进程，而且一直影响到今天以至未来的思想文化建设。而要对这个问题求得正确的结论，就必须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站在“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相结合的高度”。
近10多年来，有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批孔颇多微词，认为它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应当予以否定。这个看法是不够客观的。
那么，当年的批孔有没有问题呢?当然有问题，当然有些偏激、有些过头，例如传统文化学养十分深厚的鲁迅，激愤之下曾提出要“扫除”“助成昏乱的物事(儒道两派的文书)”(《新青年》第S卷第五号)。诸如此类的观点和作法，是无须回避也不可回避的客观事实。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既有主观上的原因，也有客观上的原因。
关于主观上的原因，毛泽东曾经在1942年做过深刻的分析。他指出：“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1-83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尽管陈独秀、李大钊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曾以不同方式肯定过“孔学优点”，但是这种表态很快被淹没在对儒学激烈批判的浪潮中，不会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批孔是当时的潮流所向，激烈批孔的学者是当时文化界的耀眼明星。例如四川学者吴虞，就是因批孔而声名大震，以至被胡适誉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从客观原因上说，则是因为儒学为一切反动势力所利用。那时的儒学，占第一位的不是学术意义上的存在，而是政治意义上的存在。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却未能推翻封建专制。封建地主阶级仍然盘踞在广袤的中国乡村。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演化来的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成为束缚广大农民的四条绳索，让他们备受剥削、压迫而无力反抗，也无心反抗。鲁迅笔下的祥林嫂、闰土、阿Q等等，绝非纯粹的艺术虚构，而是辛亥革命以后底层众生的真实写照。至于上层，孙中山之后的总统、总理之类，无一不是改头换面的封建统治者。“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多少复辟倒退、祸国殃民的丑剧假孔子之名而行!袁世凯称帝要尊孔，张勋复辟要尊孔，军阀争权要尊孔，土豪劣绅作威作福要尊孔，甚至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要尊孔(如美国传教士李佳白曾于1913年出版《尊孔》一书)。为给守旧势力张目，康有为于1916年公开发表《致总统总理书》，要求宪法立孔教为国教，并复行拜圣之礼。事实毋庸置疑地表明，到了五四前夕，儒学原典中的那些崇实、进取的正能量已经消耗殆尽，而它的僵化、保守因素则被放大到极致，此时的儒学已经变成异常腐朽的学说，此时的孔子则成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守护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