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润为：不拘一格降人才

　　去年立秋前夕，周兵同志送来他的这部书稿，说是希望我能写个序。对于年轻同志的请求，我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但是因为杂事缠身，直到今年春节，才有空闲兑现这个承诺。拖了四、五个月的时间，觉得很是对不住他的那份真诚。

　　周兵同志原是一名军人，长期在部队基层工作，后来转业到中直机关。他既没有什么光鲜的学位，也不是什么专家、教授之类，而只是一名普通的行政干部，但是却能经常看到他有文章发表。尤其是发表在中华魂杂志上的那几篇文章，无论是在题目选择、资料搜集上，还是在论点提炼、谋篇布局上，都显示出了比较扎实的功底。而这本书，则是对他理论研究能力的一次全面、集中的检验。该书力图以一种比较宽广的视野和求实的精神，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所取得的新成就、新经验、新思想作出理论上的概括和说明。尽管它还有这样那样的稚嫩之处，但是与不少专家的同类著作相比，则显得更为实在一些。

　　周兵同志作为一位年轻作者，能够在理论研究上取得如此富有朝气的进展，我想恐怕主要在于一个“真”字。

　　首先是真爱。周兵同志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既不是接受工作任务，也不是出于某种个人功利的动机，而是出于兴趣和爱好。也就是说，在他那里，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成为一种内在的生命需要，一种像吃饭、睡觉一样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记得毛主席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读书不是讲毅力，而是要有兴趣。有了兴趣，读书就不会感到累了，就会越看越有味道，越看越轻松，像休息一样。我想，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嗜书成癖。对于某种积极的东西由爱好而成癖，是取得成功的一种最可宝贵的心理素质。杜甫能够成为一代诗圣，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

　　当然，靠强制性的毅力驱动，读书、治学也能取得成果，但在同等时间内的所得，大抵不如出于其兴趣者多，而且往往是一些缺少生气的东西。有人认为理论研究诉诸抽象思维，不需要情绪和情感，这是一种外行的说法。今天，我们读报刊上的一些理论文章，之所以觉得味同嚼蜡、满纸死气、不忍卒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作者缺少真情实感的投入。他们或是敷衍以塞责、应付以了事，或者是曲意以逢迎、诡行以邀名。其反例则是诸葛亮的《前出师表》。所谓表，就是奏章，即述职报告、请示报告之类。在今人眼中，这应当是论文中更枯燥、更乏味的文体。但是直到18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读诸葛亮的这个报告仍然为之感动，甚至禁不住热泪盈眶。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其中灌注着诸葛亮在20多年艰难危厄中积淀的情绪和情感、实践和经验。也可以说，它是用诸葛亮的全部心血和万千蜀国将士的鲜血写成的。当然，这已经不仅仅是为文的情感，而是对于一项大事业的全身心投入。这里应当特别说明的是，兴趣也好，爱好也好，都是由后天习得的。当你在主动选择了一个高尚的目标之后，只要能够克服懒惰、拒绝诱惑、摒弃动摇，持之以恒、锲而不舍地干下去，就会形成习惯，而习惯一旦成了自然，也就是有了兴趣、有了感情。

　　其次是真信。真信是真爱的前提。对于一个你根本不相信、不赞成的东西，怎么可能去爱它呢?周兵同志信仰马克思主义，固然与他特定的出身、经历和人生体验直接相关，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因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存在当然决定意识，但是存在有大小之分;认识当然决定选择，但是认识有感性和理性之分。由狭隘的个人存在产生的感性认识来支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是脆弱的、经不住风浪考验的。有一位经济学家，出生于陕北的一个八代贫农家庭，后来靠人民助学金上了大学。按说，这样的人不应当去反对马克思主义，而且他当初极可能也是拥护马克思主义的，但是到了搞新自由主义比搞马克思主义更能给他带来好处的时候，他就弃马克思主义如敝屣，一头扎到新自由主义的怀抱中去了。周兵同志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能够通过结合实际进行不断的学习与思考，突破自身狭隘社会存在的束缚，到一种宏大的社会历史存在中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正确把握自我与阶级、人民乃至全人类的关系，从而真正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教人明白的哲学，教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走向光明的哲学。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志都曾走过的心路历程。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只有达到这样的高度，才有可能对其抱有至死不渝的信仰。“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方志敏烈士的这段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党一再强调理论自信，但是有些党员干部就是不信。他们信什么呢?信资本主义?也不全是。退一步说，倘若他们真的信仰资本主义、献身于资本主义，我们可以反对他们的立场，但是对其人格还是要尊重的，就像我们对待美国右翼学者丹尼尔·贝尔那样。这些党员干部之所以让人瞧不起，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超越猥琐的任何信仰或信念。他们信什么呢?唯个人好处而已矣。倘若搞马克思主义对他们保官升官发财有利，他们就搞“马克思主义”;倘若曲解马克思主义对他们保官升官发财有利，他们就曲解马克思主义;倘若反对马克思主义对他们保官升官发财有利，他们就会毫不踌躇地去反对马克思主义。这些市侩式的宵小之徒的存在，才是我们党在意识形态以至整个事业中的最大危险。罢群小、举贤才，是从严治党的第一要义。

　　在举才的问题上，我真诚希望有关领导和部门能够思想更解放一点、眼界更开阔一点、胆子更大一点、办法更多一点。在漫长的旧中国，虽然就社会制度的基本面来说是压抑人才的，但是由于特定的社会需要和有识之士的努力，也形成了一种重才、举才的传统。孔子说“后生可畏”，对出身贫寒的颜回推重有加。曹操为求得贤才而寝食难安，不禁动情地唱道：“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李世民尖锐批评封德彝“于今未有奇才”的偏见，说这是在诬蔑一世之人。白居易认为“高者未必贤，下者未必愚”。为推举青年诗人李商隐，他甚至不惜自降身段，说出“我死后，得为尔儿足矣”的话。欧阳修为“寻天下奇士”，曾以普通百姓的身份到民间察访，并为访得的人才—和尚秘縯的诗集写序，肯定“其诗可行于世”，同时为这位和尚及另一位亡友怀才不遇表示深深的叹惋。郑板桥曾借画托意：“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明年再有新生者，十丈龙孙绕凤池。”正是从这种理念出发，他大力扶持无名书家江七和无名画家姜七，热情称赞“二子才思原纵横，二子学术原峥嵘”。梁漱溟24岁时报考北大落榜，却被北大聘为教授。校长蔡元培说：“梁漱溟想当北大学生没有资格，那就请他到北大来当教授。”所有这些佳话，使得中国人才史在黑暗的背景上放射出了耀眼的光辉。到了中国共产党人这里，更是把重才、举才的优秀传统升华到了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高度。毛主席一再指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从基层中、青年中、工农兵中悉心培养、破格选拔各类优秀人才，是他老人家的一贯主张和实践。这一好传统不能在我们这里丢掉。

　　龚自珍诗云：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

　　2019年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