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的家风家教

　　1949年冬，任弼时与家人在北京东山寓所

　　任弼时信念坚定、对党忠诚，一心为民、服务群众，不辞重负、鞠躬尽瘁，实事求是、善作善成，被称为我们党内的完人。任弼时16岁参加革命，46岁英年早逝，把一生都献给了党和人民。那么，他又是怎样对待自己家人的呢?

　　“惟祷双亲长寿康”

　　1921年5月中旬，经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介绍，任弼时“到列宁的故乡去学习革命”。启程的当天上午，他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道：想到大人为家庭“奔走一世之劳”，“泪随之下”!但现在“苦于能力莫及”，“虽时具分劳之心”，“恐难成望”!为了学习“化世之能”“治事之才”，把处于“存亡生死”之际的社会，“造成大福家世界”，建立“同天共乐”的幸福的新社会，他选择了“北行之举”。“惟祷双亲长寿康”等理想社会实现了，双亲可与全天下的百姓都过上丰衣足食的幸福快乐的生活。同时安慰父母，路上安全，同行有伴，自己也会谨慎小心，费用已交涉清楚，请大人不要为儿子的远行担忧。另请父亲打听未婚妻陈琮英读书的事，这是“为终身之谋”。

　　1924年3月，任弼时从莫斯科捎信回家，告诉父母“身体如常，学识亦稍有进步，饮食起居当自谨慎，你们尽可放心”。大革命失败以后，他从汉口给家里寄信。此时父亲已经病逝三年，他向母亲报平安，“儿等近况如前，身躯无恙，望勿为念”，并询问培星、培辰两个妹妹下学期开学的时间，为她们筹寄学膳用费。任家是书香门第，任家新屋是聚族而居，每次任弼时寄信回家，都要在信的最后给长辈们请安，写上一句“亲长前均此请安”或者“各亲属叩安”等语。

　　任弼时革命30年，中间只回过一次家。那是秋收起义失败后，中共临时中央特派任弼时“全权代表中央”处理长沙暴动问题。工作告一段落后，任弼时回唐家桥小住了几天，帮助母亲挑水、扫地、煮饭、炒菜，陪母亲过了一个生日。任弼时又到板仓看望了杨开慧母子，然后在白水车站乘火车返回武汉。

　　把爱情融化在对党和人民的爱里

　　陈琮英12岁到任家做童养媳，14岁进入长沙一家织袜厂当女工，没念过什么书。任弼时11岁到省城读书，留过学，在上海大学当过教授。像他这样的青年才俊，想在十里洋场找一位年轻貌美的妻子不是难事。然而，任弼时身居闹市，一尘不染，毫不三心二意。1926年，他把陈琮英接到上海完婚，住在小亭子间里，一张床、一张桌、一个书架就组建了一个家庭。陈琮英在任弼时的指导下做秘密交通工作，送信件，搞油印，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她的穿戴都很土气，街上的少爷淑女们对她冷眼相待，而任弼时却鼓励她：“不要怕，我们是在这里做党的秘密工作，是同敌人进行斗争，你要学会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