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知青叙事：农村和劳动带来成长与收获
导 语
在“伤痕文学”的主流叙事中，知识青年一直以政治“牺牲品”的形象存在。对上山下乡苦难的渲染，也为知识青年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霾。在这段由伤痕文学构筑的畸形关系中，农民与大队干部成为知识青年苦难的根源，也因此在一次次的“诉苦”浪潮中，被动且沉默地被贴上施害者的标签。
然而，现实中的人绝非脸谱化的，现实中的关系也是。在伤痕文学的叙事之外，始终存在着另一种没有被主流话语湮没的声音。一些知青在以亲身经历呐喊，为他们的农民朋友正名。据本文张知青回忆，下乡岁月伴随着生产生活的智慧，以及农民与知青相互扶持的温情。在“安家费”“修水库”“分红”“过春节”等一系列事件中，知青与农民既是朋友，也是战友，还是彼此的老师。知识青年为农村带去了大量的新思想、新技术，却也从农村汲取了养分，获得了远超课堂的生产生活技能与精神财富。
这俨然是一段极其健康的关系，正如张知青所说，“在这里我学会了坚强，学会了勇敢，学会了谦虚，学会了礼让。”而这些，恰恰是他的农民朋友教会他的。
作者｜张师傅
1970年2月20日早上，也就是阴历正月十五，我们武汉市十几万69届的初中毕业生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老三届”的学生是1968年下乡插队落户的，所谓 “老三界”实际上是六届，就是66、67、68三届的高中毕业生和66、67、68三届的初中毕业生，合称为“老三届”。我们是69届，比他们低一届。我们为什么到70年才下放？因为1969年我们毕业的时候，大部分人不满16岁。当时国家有个规定，不满16岁可以不下乡。等到1970年2月份，拖了半年以后，大部分人满16岁了就可以下乡了。我们班上还有几个同学没满16岁，没下乡，后来直接上了高中，上完高中直接上大学。大学毕业以后不是博导就是教授，他们赶上好时机了。
我们是正月十五那一天坐火车到枣阳新市区插队落户的，到枣阳新市区简单地交接以后，我们班上的五个同学就跟着农民坐牛车，前往前湾公社朱家湾大队一小队，那就是我们落户的地方。
1、初识中国农民
在牛车上我第一次接触到中国农民，想不到这个农民后来竟成了我50年的老朋友。这位农民在牛车上自我介绍说他姓郑，叫郑秀荣，方圆十里八里只要认识他的人都喊他“老歪”。当时我很惊讶地问他：“为啥有这个雅号？”老歪说：“因为修水库我是个搬迁户搬到这来的，这里的人都认为我办事不按常理，他们受不了，所以叫我老歪。以前我在金沟那边生产队的时候是生产队长，在那边我很活泛，我的话社员们都爱听。说句不该说的话，我当队长时半夜三更趁驻队的干部睡熟后，还给社员们搞过私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