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知青叙事:农村和劳动带来成长与收获
导 语
在“伤痕文学”的主流叙事中,知识青年一直以政治“牺牲品”的形象存在。对上山下乡苦难的渲染,也为知识青年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霾。在这段由伤痕文学构筑的畸形关系中,农民与大队干部成为知识青年苦难的根源,也因此在一次次的“诉苦”浪潮中,被动且沉默地被贴上施害者的标签。
然而,现实中的人绝非脸谱化的,现实中的关系也是。在伤痕文学的叙事之外,始终存在着另一种没有被主流话语湮没的声音。一些知青在以亲身经历呐喊,为他们的农民朋友正名。据本文张知青回忆,下乡岁月伴随着生产生活的智慧,以及农民与知青相互扶持的温情。在“安家费”“修水库”“分红”“过春节”等一系列事件中,知青与农民既是朋友,也是战友,还是彼此的老师。知识青年为农村带去了大量的新思想、新技术,却也从农村汲取了养分,获得了远超课堂的生产生活技能与精神财富。
这俨然是一段极其健康的关系,正如张知青所说,“在这里我学会了坚强,学会了勇敢,学会了谦虚,学会了礼让。”而这些,恰恰是他的农民朋友教会他的。
作者|张师傅
1970年2月20日早上,也就是阴历正月十五,我们武汉市十几万69届的初中毕业生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老三届”的学生是1968年下乡插队落户的,所谓 “老三界”实际上是六届,就是66、67、68三届的高中毕业生和66、67、68三届的初中毕业生,合称为“老三届”。我们是69届,比他们低一届。我们为什么到70年才下放?因为1969年我们毕业的时候,大部分人不满16岁。当时国家有个规定,不满16岁可以不下乡。等到1970年2月份,拖了半年以后,大部分人满16岁了就可以下乡了。我们班上还有几个同学没满16岁,没下乡,后来直接上了高中,上完高中直接上大学。大学毕业以后不是博导就是教授,他们赶上好时机了。
我们是正月十五那一天坐火车到枣阳新市区插队落户的,到枣阳新市区简单地交接以后,我们班上的五个同学就跟着农民坐牛车,前往前湾公社朱家湾大队一小队,那就是我们落户的地方。
1、初识中国农民
在牛车上我第一次接触到中国农民,想不到这个农民后来竟成了我50年的老朋友。这位农民在牛车上自我介绍说他姓郑,叫郑秀荣,方圆十里八里只要认识他的人都喊他“老歪”。当时我很惊讶地问他:“为啥有这个雅号?”老歪说:“因为修水库我是个搬迁户搬到这来的,这里的人都认为我办事不按常理,他们受不了,所以叫我老歪。以前我在金沟那边生产队的时候是生产队长,在那边我很活泛,我的话社员们都爱听。说句不该说的话,我当队长时半夜三更趁驻队的干部睡熟后,还给社员们搞过私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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