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烽火中激情燃烧的国际往事 ——江一真与白求恩（上）

　　江一真，1915年春生于福建连城，1929年参加红军。1931年，调红十二军医务训练队当护士、护士长、见习医生。1933年夏，被选送入中央红色卫生学校军医四期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卫生学校附属医院当医生。长征途中任红军教导师卫生队队长，遵义会议前调高干休养连当医生。1935年5月，任红一方面军总收容队医疗队队长。后回总卫生部，任永坪第一后方医院医务主任。不久，调往安塞重伤医院任院长。

　　1937年秋，江一真奉命在延长县交口组建八路军野战医院，任院长，负责接受治疗平型关战役中的伤病员，期间曾为林彪治伤。1938年5月，受命担任军委总卫生部保健科科长兼手术组组长，经常到陕北各医院做手术。抗战期间，爱好和平的国际友人白求恩、柯棣华等，不远万里，从各大洲来到中国支持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江一真有机会与他们共事并战斗，结下深情厚谊，由此谱写了一曲世界人民追求和平、团结奋斗的壮丽篇章。

　　新中国成立后，江一真历任福建省委秘书长、省委书记、省长；农垦部副部长、农业部代部长兼党组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77年平反，后任卫生部部长、河北省委第二书记，1982年9月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94年3月在北京逝世。

　　延安初识白求恩——一个“引人入胜”的人

　　全民族抗战开始的第二年，军委卫生部手术组组长江一真从山西接运伤员回延安不久，接到军委卫生部的紧急通知，要他去接待加美医疗队的白求恩大夫。在中国抗战开始、急需大量高水平医生的时候，这位头上戴着“英国皇家外科医学会会员”“美国胸外科协会理事”光环的加拿大外科大夫，能不远万里到中国抗战圣地延安帮助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江一真既意外又高兴。江一真接运回来的不少在平型关战役中受伤的伤员，正遇到不少疑难杂症病例，急于找人求教。这真是天赐良机。

　　白求恩此时刚到延安不久，住在凤凰山下一个院子里。江一真对他与白求恩的第一次见面，印象极为深刻。多年以后江一真这样活灵活现地回忆：他是个“引人入胜”的人，灰白的头发，蓝色的眼睛，又平又扁的鼻子，模样很慈祥仁爱；但是突出的前额，宽阔的下巴，又显得刚毅顽强。他穿着短外套，长统皮靴，既威武又潇洒，像个武士，也像个诗人。

　　1939年1月，白求恩（右）与校长江一真（左）亲切交谈。

　　两人见面后，互相作了介绍。江一真看到屋子里东西堆得满满的，尽是大大小小的箱子。他后来才知道，这几大箱都是药品，还有一部X光机，都是白求恩从国外带来的。白求恩显得挺热情，从口袋里抽出自己的名片给了江一真。白求恩听江一真说前线下来很多伤员，心思早已飞到了伤员身边，不及细聊，便急匆匆地提起药箱，催促江一真快走。

　　江一真带着白求恩，顶着还有点刺骨的西北风，翻过尚残留着积雪的山阴，来到延安东边的二十里铺。从前线接运来的伤员分散居住在几十个窖洞里，大部分伤员都急待进一步治疗。江一真和白求恩从这条拐沟跑到那条拐沟，马不停蹄地检查伤员的情况。

　　此时的江一真虽然已到军委卫生部工作，但医护人员和伤员们还是称他为“院长”“主任”或“大夫”。大家看到他带着一个高鼻子的外国医生到来，都热情地与他打招呼。江一真总要回应，与他们握握手。每当碰到伤员，他总要站住，问问情况，掀开被子看一看，问候和鼓励一番。伤员们总是带着感激的神情，真诚的笑意写在脸上。医护人员虽然步履匆匆，但都在有条不紊地忙碌着。白求恩看到这些，频频点头。

　　虽然白求恩已经看过延安的几个医院，也与更早来到延安的美国医生马海德大夫一起做过几台手术，对延安的医疗条件有所了解，但目睹这样简陋的医院还是大为震惊：炕上只铺着一把谷草，重伤员才有一条破棉被，轻伤员只盖一条破棉套。医疗器具普遍残缺，就连一般医院视为最普通的药品，如酒精、麻醉药、橡皮膏也找不到，至于肥皂、毛巾则更属于高级奢侈品。

　　“我们的条件太差了！”江一真有些愧疚地说。他听说白求恩要求很高，刚到延安时对此看不惯，批评指责不说，还大发了通脾气。

　　白求恩听了翻译后，神情严肃：“这是事实。正因为条件差，才需要工作。我一到延安，就有人对我说，不能用西方标准来衡量八路军的医疗工作，跟外边大医院也不能比，把正规医院的办法搬来行不通。我已经看到了，也相信了。可是，怎样才能求得进步呢？我们能不能从远处着眼、近处着手来改变这种局面呢？”

　　这时一位拄着拐杖的伤员走过来，向江一真打招呼。江一真问过情况后，白求恩也认真地为他作了检查，随后眉头紧锁地问江一真：“你不觉得，残废的人太多吗？”

　　江一真也注意到，这些人多半是大腿、小腿受伤，由于料理失当，而变成终生残废，留下永久遗憾。面对白求恩带着责难的问话，江一真坦率地回答说：“这是医疗技术极差造成的。因为在我们医生当中，很少有人上过正规大学或专科学校，也很少有人在近代化的医院工作过。”

　　白求恩沉吟半晌，又问江一真是怎样当上医生的？江一真据实回答：参加红军后，在红军医院当过学徒，后来上过红色卫生学校，自己还没学好，又留校教书因为有点文化基础，可以照本宣科。长征路上，边干边学。江一真说自己算是幸运的，现在很多护理人员甚至没有进行过消毒防腐基本知识的训练，也不懂应用夹板的常识，因此有很多断肢伤员得不到适当的诊治，才造成这种情况。说完这些，江一真也有些黯然神伤。

　　白求恩第一次听到这么坦诚的介绍，他聚精会神地倾听着。忽然，他抓过江一真的手，紧紧地攥在自己手中，说:“在如此简陋的情况下，你们忠于职守，使我很感动！”

　　稍趋平静后，白求恩又说：“应该办个医学校，来训练医务人员。我相信，这里伤员的残废，许多是可以避免的。如果在前线负伤后24小时以内，立刻将伤处开刀，将折骨用夹板夹起来，他们的腿就不会被截掉。我已经向毛泽东要求，组织战地医疗队，使75%的重伤员恢复健康，你觉得怎么样？”

　　江一真觉得这确是一个大胆的设想，因为此前别说红军医院，世界上许多医院都没有达到这么高的治愈率。但白求恩对自己的想法非常执着，他对江一真说：这种情况更坚定了自己应该快些到前线去的想法，不能叫伤员拖到无法挽救的地步，再来表现自己的仁慈。战士们渴望恢复健康，重上战场，医生不能让他们靠扶双拐走路。

　　白求恩一心为伤员着想，让江一真深受感动。一连几天，他陪着白求恩，根据检查的情况，确定为一些重伤员做手术。江一真给白求恩当助手，他的外科医术受到白求恩的称赞。

　　在白求恩的提议下，江一真领导大家一起整顿了医院。腾出两间大屋，打扫干净作为手术室。他们用棉布缝了几条垫褥，把谷草包裹起来，当作被褥，防止和减少感染。将剩下的布头剪成毛巾、纱布块、口罩，然后放到蒸锅中进行消毒。同时又把几十个伤员的伤情作了分类，以便有条不紊地进行治疗。

　　抗战时期学校教员。

　　医院的整顿收到很好效果。江一真感到，白求恩的目的性十分明确，不是为了装璜门面做样子，而是按科学的原则来组织工作，并引导其他医务人员同他一起行动。

　　随着与白求恩接触的增多，江一真对白求恩的了解也渐渐加深。白求恩耿直的性格，有啥说啥、言出必行的脾气，江一真都多次领教过。

　　在一次交谈中，白求恩又提出抱怨：“江，你们说的和做的为什么总是不一致，前线需要我们，战士们需要我们，为什么老是找各种理由拖延呢？”白求恩摇摇头表示难以理解。原来，白求恩向有关部门提出组织战地医疗队上前线的请求，一直没有下文。据说讨论了几次，认识还是不一致。有人说，延安需要他，有人提出，敌后太艰苦，还有人说，白求恩年近半百，怕跑不动，反而需要派人照顾他。

　　对此，江一真又能说什么呢？他只能以理解的态度，说服白求恩：“不要急，上级部门肯定会考虑你的提议，不过，需要时间。”

　　“前方士兵在流血，在死亡，你还说不要急！”白求恩挥舞着手，把一腔怒气往江一真身上发。

　　“也许上级部门有自己的考虑，比如你作为一位外国人的安全问题等。像马海德一样，你在延安可以作我们的卫生顾问，也有医院，也可以发挥作用。”江一真说的也在理。

　　“不，在前线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我还要反映。”白求恩又像想起什么一样，拍了拍江一真的肩膀，“哦，对不起，不该对你发火。”

　　江一真笑了笑，他理解白求恩的心情，同时也从心里感动他心系前方伤病员的情感。

　　白求恩上前线的事情，以一种“白求恩方式”解决了。当白求恩听到对他需要特别照顾时，他忽然跳起来，抄起圈椅，朝窗户飞掷过去，椅子砸断了窗棂子，落到院子里。他怒气冲冲地叫道：“我不是为生活享受而来的！什么咖啡、嫩烤牛肉、冰淇淋、软绵绵的钢丝床，这些东西我都有了！为了实现我的理想，都抛弃了！需要照顾的是伤员，不是我自己！”

　　在场的人们全都为之惊愕失色。但复杂的问题也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解决了。

　　第二天，江一真陪同白求恩到医院巡诊时，碰到马海德，白求恩显得很兴奋，拍着马德海的肩说：“我要上前线了。”

　　马海德早几年随斯诺一起到陕北保安，后留下来参加了红军，算是个老革命了，很懂得一点“组织纪律性”，他笑着提醒白求恩:“诺尔曼，你昨天的举动太莽撞了。”

　　白求恩不管这些，仍然嬉笑着说:“我可以为此向大家道歉，但是你们也要向扶拐杖走路的残废人道歉！”

　　这就是白求恩的方式，白求恩的性格。江一真倒挺喜欢他这种性格。

　　中央批准白求恩上前线后，江一真奉命帮他主持组织医疗队。在二十里铺，江一真协助八路军供给处，把必需的药品器材装了满满13个骡子驮。

　　5月2日，白求恩像统兵挂帅的将军一样，雄赳赳地率领一支运输大军出发了，马海德充当他和国外的联络员。他兴高采烈，得意非凡，拉着前来送行的江一真的手说：“医生在后方等待伤员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医生的工作岗位是在前线。希望我们早日在前线见面。”

　　江一真为白求恩能够成行而高兴，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那我们就一言为定！但我要给你提个醒，在前方一定要注意安全，保重身体。”

　　江一真与白求恩分开没多久，就率领卫生部的手术队出发到了前线。

　　再逢在晋察冀前线，江一真替下了精疲力竭的白求恩

　　白求恩没有忘记和江一真的约定，到五台山后，几次来电要他到晋察冀根据地，但江一真却因为要救治伤员而无法脱身，直到8月才回延安。

　　9月，朱德从前线回到延安，检查了军委卫生部工作，认为卫生部有五个头，延安后方机关没有很多事，而最需要医务人员的是前线。于是朱德、彭德怀向广大医务人员发出到前方去的号召。卫生部门迅速行动起来，组织了三个医疗队，由原军委后方卫生部部长姬鹏飞带一队到新四军；现任部长孙仪之带一队到一二九师；江一真带一队到晋察冀根据地。

　　临行前，马海德大夫找到江一真，将一些加拿大香烟、巧克力糖、一筒可可粉和一管刮脸膏交给他，让他带给白求恩。当初白求恩没有带走的X光机，也被装上了驮子。江一真这一队，总共有10来个人，队员还有王家仁、黄平、魏方忠、李志廷、孙峰、肖鹏、王义之等。

　　他们冒着盛暑骄阳踏上了上前线的路，一路无碍。到晋绥后，一件特殊情况却使江一真不得不滞留下来。3个月前，白求恩上前线时曾路过这里，已经建立了手术室，对伤员作了伤情分类和手术记录，并说过要回来做手术。当时忻县有300名伤员，岚县有600名伤员。医院负责人告诉江一真，国民党军南退后，八路军已成为敌后战场的抗日主力，各地伤员还在源源不断地送来，伤员猛增，而当地总共才2名外科医生。

　　江一真带领手术队员们，马上对这些伤员的情况作了检查，发现不少人的伤情较为严重，必须尽快进行手术。江一真看到，有的战士不过十七八岁，头上包着羊肚子手巾，还没有来得及穿上军衣就负了伤。看着这些急需救治的伤员，江一真又想起了白求恩说过的一句话：“他们满腔热血，无所畏惧，在人生的道路上，甚至还没有体验过‘失望’是什么滋味。而医生是不能令病人失望的。”医生救死扶伤的职责，让江一真留了下来。

　　江一真轮番给伤员们进行手术，不觉冬天快到了。

　　白求恩又来电催促江一真了。可见前方非常需要医生，江一真考虑这边工作已经可以暂缓一下，所以接白求恩电后，又带队向五台山进发。

　　11月25日，江一真率队赶到灵丘县下关村，这里是晋察冀军区后方医院二所所在地。越靠近前线，火药味愈加浓烈，他们遭遇到敌机在村子上空的盘旋扫射，所幸没有人员伤亡。

　　这时，江一真得知八路军三五九旅在广灵到灵丘公路上的伏击战已经打响。对于医务人员来说，枪声就是命令。江一真果断决定改变原定的路程，迎着枪声，赶往战场。

　　他们赶到黑寺时，江一真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背影，那就是在战火硝烟中抢救伤员的白求恩。他吃了一大惊，原先以为白求恩所说的上前线，不过也是在医院，没想到手术室这么靠近战场，这可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这可以为伤病员的治疗赢得宝贵的时间，可以挽救更多战士的生命。他深感要向白求恩医疗队学习。

　　白求恩正在进行手术。

　　白求恩本来还要求把手术室再靠近前线，因为三五九旅旅长王震不同意，才选定这里作为手术室。但还是相当危险，上有日军飞机，下有日军坦克，日军还灭绝人性地施放毒气。王震担心这里不安全，曾亲自来组织指挥战地救护。

　　手术室设在一座破庙里，抬来的伤员担架把庙门都堵住了。做手术的只有白求恩一人，紧张程度可想而知。协助做麻醉手术的翻译也累倒了，助手给伤员输了血，被强令休息。庙里没有汽灯，只点着两盏马灯，灯光昏暗。江一真得知白求恩已经在手术台旁连续不间断地工作了40个小时。他年龄较大，眼睛花，又连续熬夜，做手术看不太清楚，得用手电筒照着，还不时俯下身子查看伤口。外面是冰天雪地，而白求恩额角却沁出了汗珠，嘴唇干裂得出了血，露出口罩的眼睛布满血丝。

　　尽管久别重逢，但他们来不及寒暄，江一真甚至顾不得卸下骡驮子架手术台，就跑上前去，从白求恩手中接过手术刀，把他顶替下来。白求恩什么话也顾不上说，只从地上拣起王震送他的那顶皮帽子，离开了手术台。他已疲惫不堪，几乎站立不稳了。

　　这场战斗极为激烈，八路军歼敌七八百人，自己也有六七百指战员负伤。江一真和队员们又紧张地工作了一天一夜，总算把伤员处理妥当。

　　12月7日，江一真从前线回到了杨家庄。白求恩也从曲回寺后方医院检查回来，原来他离开手术台后，根本就没有好好休息，又到医院去检查伤员情况。这时，他们才有时间表达久别重逢的喜悦。

　　白求恩像见到老朋友一样，紧紧地抱着江一真的肩头，兴高采烈地说：“很高兴我们在前线又见面了。”接着，他又夸耀似地说：“真了不起！我刚刚检查过前线动过手术的伤员，71个动过手术的只有一例死亡，而且没有一个受感染。这是一件空前的事，一个巨大的进步！”

　　江一真受了白求恩情绪的感染，回报以同样的热情：“这简直难以置信，你真的做到了，祝贺你，真为你高兴！”

　　江一真知道，在延安时，白求恩曾向毛泽东提出，只要作战时把手术室设在靠近前线的地方，就能使75%的伤员恢复健康。消息传出后，就有人背地里说他“吹牛”。相对于某些人宁愿抱残守缺，而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态度，江一真则开明了许多，他相信只要努力是可以做到的。他特别不能容忍一些人不仅不行动，反而说风凉话。这次眼见为实，他感到白求恩是个言行一致、说了就付诸行动的人。而且事实证明，白求恩的行动马上见到了成效，他心里对这位国际友人充满了感佩之情。

　　江一真向白求恩点交从延安带来的物品时，发现X光机没有直心器，不知是临行时疏忽忘记带了，还是中途丢失了。这么贵重的物件，竟因少了直心器而成为废物，江一真既心疼又自责。

　　白求恩却没有责怪，反而宽慰说：“这里没有发电机，X光机不能用。”

　　高兴之余，白求恩也为江一真没有帮他带来书报杂志而失望。这是他最为盼望的事，在山沟沟里生活，知识的饥渴，信息的闭塞，最令他难以忍受。他说：“我宁愿用这堆好东西去换一张报纸！”

　　但过了一会儿，他又生硬地夹杂着刚刚学来的几个中文单词，快活地叫嚷起来：“我很幸福，很快乐，很满足，我一切都有了：山药蛋、火炉子、煤、木柴、马、马鞍子、皮帽子，我生活得像一个国王了！”

　　江一真印象中的白求恩，就是这个样子，再艰苦的生活也没有令他有丝毫的改变。

　　随着与白求恩的接触增多，江一真对他的身世、爱好、品格等有了更多的了解。江一真觉得白求恩的确是和旧世界、旧观念、旧传统势力势不两立的，他身上永远充满创造的活力。白求恩确实在国外已经取得了很高的地位，受到人们的尊敬。但他却不远万里，远涉重洋，来到中国，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与八路军一起战斗。而且他不把自己当外国人，以像个中国人、像个“八路”而自豪，忘我地投入到中国的抗战中。他到晋察冀半年多，担任军区卫生顾问，把医疗卫生工作组织得井井有条，创办了模范医院，自制了各种医疗器械，如有名的“卢沟桥”药驮，规定了“消毒十三步”的操作程序，还制定了各种规章、制度、守则。他不知疲倦，每天工作18个小时，平均一天做七八个手术，大事小事都下手干。他还常常不顾个人安危，冒着敌人的炮火上前线，为指战员们治疗。

　　白求恩常说的一句话是：“医生要有狮子的勇敢，慈母的心肠。”他对伤员是慈母，像教徒对上帝一样虔诚；对那些不把伤员放在心上的人，他就是一头暴怒的狮子。他可以为伤员端屎端尿，和颜悦色，但一看到办事拖拉、敷衍了事就会大发雷霆。特别是看到对伤员不负责任的现象，他更不能容忍。一次，他看到一个医生用手术刀削梨吃，就愤怒地把医生推出屋，禁止他做手术。有个医生没有给伤员上夹板，还挨过他一巴掌。

　　1938年，白求恩在延安。

　　接触过白求恩的人都说他脾气大，有时还相当恶劣，对共事者，他几乎跟谁都发过火，但江一真是个例外。他们两人的关系之融洽，让人感到不可思议。说起其中原因，红军名医涂通今分析：“白求恩对医务人员要求很高，认为医生就应该百分百地为病人做好服务，哪怕端屎端尿都不得皱眉头，对拖拖拉拉、马马虎虎的医生他都不留情面地批评。白求恩最喜欢的就是江一真对病人高度负责的作风，还曾称赞江一真聪明灵活、脑子好用、眼明手快。”

　　据原晋察冀医务人员张程回忆：江一真曾当过白求恩的助手。黄土岭战役时，江一真带队上前线。白求恩身体不好，本想不让他去，但他一直坚持，便让他去了。没想到，就在白求恩为一位团长动手术时，指头被划破，造成感染。江一真提出要截肢，但白求恩不肯，结果病情加重，终于不治。

　　这次战斗打得很惨烈，在驻地周围，老百姓的院子和屋里，全躺满了密密麻麻的伤员。江一真率领医疗队紧张地进行战场救护，经过几天几夜的工作，才将伤员处理好，有些重伤员则送到后方医院继续治疗。

　　白求恩找到了“化身”，江一真艰辛创办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

　　晋察冀地区地处山西、河北和察哈尔三省边界，地域广阔，境内有太行山、恒山、五台山、燕山山脉等纵横相连，是威胁日军控制的平汉、平绥、正太、同蒲铁路线和北平、天津等大城市的重要战略支点。根据中央部署，八路军实行战略展开，一一五师以聂荣臻率领所部3000余人，进至晋察冀边区，以五台山为中心，动员群众，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成立了晋察冀军区，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成立后，在地方党的密切配合和积极支援下，边区农民和青年踊跃参军，抗战的歌声响彻边区，到处呈现出“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场面，边区部队迅速发展到几十万人。根据地也成为远近闻名的模范抗日根据地。

　　部队的壮大，兵员的增加，加上抗日前线战事不断，伤病员也猛增，这就对医务人员提出了更紧迫的需求。当时各部队医务人员和护理人员可以说是奇缺。根据地创建之初，全军区只有少得可怜的25名医务人员，而伤员却有六七百人。有的团根本没有医生，有的团虽有个把医生，但受过正规医学训练的极少，多数是走村串巷的郎中，医疗技术水平低，远远适应不了对伤病员进行及时救治和护理的需要。因此，创办军区卫生学校，为部队培养医生，早日解除伤病员的痛苦，便提到军区和军区卫生部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江一真还在延安时，白求恩对医务人员的缺乏也深有感触，并向聂荣臻提出开办卫生学校的建议。军区领导对此也极为赞成和重视，并希望白求恩来主持筹办卫生学校事宜。白求恩认为自己是一位外科医生，希望能自由地到战场前线近距离地救助伤员，所以不愿意受到后方学校的拖累。同时他提出最好能取得延安卫生部的支持，向卫生部借一二个教员来主持建校工作。而这个主持者“必须是一个能互相协调的能胜任的人，要机动，积极，有创造力和理想，并且有教导和监督他的助手的能力……”

　　据时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长的闽西老乡叶青山回忆：白求恩多次电催江一真到晋察冀边区，就是希望他来主持教学工作；白求恩对江一真很佩服，说江一真是代替他当卫生学校校长最合适不过的人选。

　　江一真的到来，使得白求恩格外高兴。一则是老熟人，能够在抗战前线见面实属不易，二则白求恩盼望能收到与外界联系的书信和报刊杂志。此外更重要的是，所谓“说曹操，曹操到”，这不是送上门来的卫生学校主持人选吗？白求恩认为江一真是担任卫生学校校长的最理想人物，不仅因为江一真有丰富的经验和熟练的技术，而且不像自己那样有语言上的障碍。所以他坦率地把自己的希望向江一真提出来。

　　江一真有所保留地答应说：“试试看吧！”他想，反正最后也要由组织上决定。

　　见江一真答应“试试”，白求恩的高兴劲溢于言表：“那么我又有一个‘化身’了。”

　　“我不是你的‘化身’，我是‘替死鬼’。”江一真诙谐地说。

　　白求恩听了董越千的翻译，笑着做了一个调皮的鬼脸，有一种掩不住达到目的的兴奋。

　　很快，白求恩正式向军区和聂荣臻推荐江一真担任卫生学校校长。聂荣臻对江一真也熟悉，在长征途中召开遵义会议时，江一真曾给他看过病，替他治过腿伤，所以对江一真的技术和为人都是了解的。白求恩的建议也正符合他的心意，于是他把军区卫生部负责人和江一真找去，亲自面谈创办卫生学校的事宜，把筹办卫生学校的重任交给了江一真。

　　1939年4月，军区卫生部向军区首长正式提出在原卫生训练队的基础上，组建军区卫生学校的报告。聂荣臻很快就批准了这个报告。随即，江一真开始着手筹建卫生学校的工作。

　　晋察冀边区是个新开辟的抗日根据地，处于战火纷飞的环境下，全区只有冀中地区是大平原，其他地区不是崇山峻岭，就是地瘠民贫的山丘地带，交通极不方便。日军对边区在经济上实行严密封锁，在军事上进行频繁的“扫荡”，对根据地军民实行惨无人道的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妄图消磨抗日军民的意志，彻底消灭抗日根据地。要在这样的环境下白手起家地创办卫生学校，谈何容易！它比创办军事政治学校存在的困难更多。人员的抽调、学员的组织，特别是教员严重缺乏，教材和教具也都没有着落。对于创办卫生学校将遇到的困难，江一真心中是有准备的，但他没有被这些困难所压倒，而是选择了知难而进，做革命事业的开拓者。

　　筹办卫生学校的工作得到上上下下的大力支持。军区卫生部还从原来的驻地河北省完县的神北村搬出来，空出房子供卫校办学之用，自己搬到了木兰村。

　　在卫生学校筹办的最初一段时间，白求恩尽管率领东征医疗队奔赴冀中抗日前线为伤病员做手术了，但他时刻没有忘记创办卫生学校的事情。他把创办一所好的卫生学校，尽快从工农中培养出合格的医生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不仅利用战火纷飞的空余时间，为学校拟订教学计划，亲自编写各种医学教材，还在三分区后方医院于家寨巡视卫生工作期间发现了殷希彭等人，并动员在曲阳郎各庄教堂认识的新西兰牧师凯瑟琳·何尔参加反法西斯斗争，请她去北平时帮助代购药品器材。何尔答应了白求恩的请求，任彬和郭庆兰就是她从北京动员并带来的。

　　江一真签发的白求恩卫生学校毕业证。

　　白求恩从冀中回到冀西时，卫生学校已经迁移到了神北村，各项筹备工作也进行得较为顺利。一天，白求恩以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的名义到卫生学校视察工作。江一真详细地向白求恩介绍了卫校筹建的情况。

　　白求恩听后感到非常满意。他原来设想，每期只能招学员200人左右，没想到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规模比原来想象的大得多。

　　接着，白求恩和江一真商议学校的组建办法和分科问题，谈到新医生的培养，原有医生的训练，护士、特别护士、麻醉师、护士长的课程安排。最后，白求恩从公文袋里拿出一叠表格和文件，其中就有教学计划，作息时间表，课程表等。他说，这是在冀中的时候为学校所准备的。

　　江一真看了这些材料，深深感到白求恩为卫生学校考虑得多么周到，真是个讲究实际、不尚空谈的实干家。这些计划和安排都想得很细致，很合理，尽管有些地方可能与实际有些出入，但从中不难看出白求恩为此而花费的心血。拿着这些沉甸甸的材料，江一真心里又犯起了嘀咕：“这些方案好是好，只是谁来教课呢？”

　　“你！”白求恩用手指点着江一真，表情有些夸张地说。

　　“我？”

　　江一真再次从白求恩注视的眼神和频频的点头中得到证实后，显得面有难色。因为当时学校只有6名教员，学员分为军医、药剂和护士三个班，师资非常紧张。他自己呢，需要处理全校一大摊的行政事务。学校处于战争环境，敌人说来就来，他随时要掌握敌情变化，指挥行军作战，哪有时间备课呢？

　　“你是校长，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任务是直接培养训练人才！”

　　白求恩看出江一真的为难情绪，胸有成竹地又从公文袋里掏出一份《外科教材》，递给江一真说：“这是我在冀中的时候编写的。我已经请求军区从冀中调来五六个专家来这里教书，他们都是学有专长的。卫校应该把第一流人才集中起来，培养医务干部，这不仅是战争的需要，也是将来建设新中国的需要。”

　　江一真为白求恩的深谋远虑所感动。

　　白求恩还把从国外带来的一架X光机和一台显微镜捐赠给了卫生学校。

　　正是在各方面的积极支持和努力下，9月18日，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在唐河东岸的牛眼沟村正式宣告成立。白求恩高兴地参加了开学典礼。

　　开始，白求恩亲自给卫校学生上课。他给学生作示范，讲解医疗器械的使用，讲得十分透彻，特别讲到了他发明的“卢沟桥药驮”。

　　授课后的第二天，白求恩亲自为一名下肢陈旧性骨折病人进行手术，江一真做他的助手。这是专门为见习安排的一次手术。白求恩从手术的准备、洗手消毒、穿手术衣、戴手套、创面消毒、铺手术巾，到麻醉、开刀，一步一步做起，甚至对怎样持刀、怎样止血、结扎、缝合等，都讲得具体明白。白求恩精湛的技术、认真负责的态度，令江一真和师生们深受感动。

　　白求恩绝笔中要江一真任挑两件遗物，江一真携卫校全体师生痛悼白求恩

　　随着工作交往的增多，江一真与白求恩的感情更加深厚，简直到了无话不谈的程度。一天，白求恩对江一真说，这里工作告一段落后，他准备回加美。江一真问他是不是想家了？白求恩毫不掩饰地承认了，但他又告诉江一真说，他想回去，并不是寻找过去的生活，也不是在这里生活得腻烦了。在他看来，看着虱子在腿上爬，比欣赏芭蕾舞更有趣；在一座残破的小庙里，背后有一个20尺高的没有表情的神像盯着他做手术，比在一间有绿磁砖墙、自来水、电灯和设备齐全的现代化医院做手术更有意义；在神仙的炼丹炉旁按动打字机编讲义也更富有浪漫色彩。

　　江一真了解白求恩，知道他所说所做都是真的。因为战争环境的艰苦和忘我工作，白求恩的牙齿坏了，一只耳朵几乎聋了，眼镜也坏了，手指在进行手术中多次感染，这些都没有使他忧愁，他是一个乐天派，但他却深深地为八路军医药的缺乏而苦恼。

　　在江一真面前，白求恩多次表露出这种忧虑，他为只剩下20多根羊肠线而不安。他对江一真说，他担心如果这20根羊肠线都用完了，将采用什么代用品来缝伤口呢？自己准备回国也就是为了这个。他还向江一真表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进步人类理应把中国人民的斗争看作是自己的斗争。因此他要回加美，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动员人力物力财力，来支援八路军进行抗战。他看着江一真，真诚地说：“这儿是我的生活领域，这儿需要我，我一定还回来。我为什么不回来呢？”

　　但正当白求恩准备回国时，日军又发动了新一轮的大“扫荡”，白求恩临时改变计划，带医疗队奔赴涞源前线，抢救伤员。江一真担心白求恩的安全，特别是他的伤口已经感染。江一真曾提出要为他做截肢手术，但对于一位优秀的外科大夫来说，手是他的一切，甚至比生命还重要，他坚决不肯截肢。

　　白求恩走后，江一真带领卫校也离开了葛公村，进行反“扫荡”。没想到白求恩大夫却在这次反“扫荡”中因伤口感染而不幸病逝。

　　噩耗传来，江一真极为悲痛，不仅损失了一位为抗日战士们救伤治病的好大夫，更失去了一位知心的朋友。

　　白求恩弥留之际，给聂荣臻写了封情真意切的遗书，信中说：

　　亲爱的聂司令员：

　　今天我感觉身体非常不好，也许我要和你们永别了！请你给加拿大共产党总书记蒂姆·布克写一封信，地址是加拿大多伦多城威灵顿街十号。同时，抄送国际援华委员会和加拿大民主联盟会。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多作贡献。

　　也要写信给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并寄上一把缴获的战刀。这些信可以用中文写成，寄到那边去翻译。随信把我的照片、日记、文件寄过去，由蒂姆·布克处置。所有这些东西都装在一个箱子里，用林赛先生送给我的那18美金作寄费。这个箱子必须很坚固，用皮带捆住锁好，外加三条绳子。将我永世不变的友爱送给蒂姆·布克以及所有我的加拿大和美国的同志们。

　　请求国际援华委员会给我的离婚妻子坎贝尔夫人拨一笔生活款子，分期给也可以。我对她应负的责任很重，决不能因为没钱而把她遗弃了。还要告诉她，我是十分内疚的，并且曾经是快乐的。

　　两张行军床、两双英国皮鞋，你和聂夫人留用吧。

　　马靴、马裤，请转交吕司令。

　　贺将军，也要给他一些纪念品。

　　两个箱子，给叶部长；18种器械，给游副部长；15种器械，给杜医生；卫生学校的江校长，让他任意挑选两种物品作纪念。

　　打字机和绷带给郎同志。

　　手表和蚊帐给潘同志。

　　一箱子食品和文学书籍送给董同志，算我对他和他的夫人、孩子们的新年礼物。给我的小鬼和马夫每人一床毯子，另送小鬼一双日本皮鞋。

　　照相机给沙飞。

　　贮水池等给摄影队。

　　医学书籍和小闹钟给卫生学校。

　　每年要买250磅奎宁和300磅铁剂，用来治疗疟疾患者和贫血病患者。千万不要再到保定、天津一带去购买药品，那边的价钱要比沪、港贵两倍。

　　最近两年，是我平生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日子。在这里，我还有很多话要对同志们说，可我不能再写下去了。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千百万亲爱的同志们。

　　白求恩

　　白求恩在遗书中交代，把他的所有用品都分给大家留作纪念，其中提到要江一真任挑两件。后来，江一真按照白求恩的遗愿，挑选了一把手术刀和做手术戴的白手套，想到白求恩曾给自己那么多帮助，而在他病危之际自己竟无法尽一点力量，江一真忍不住热泪潸潸。

　　11月17日，军区在于家寨为白求恩举行隆重的殓葬典礼，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亲自参加。中共中央发出了唁电和给白求恩家属的慰问电。

　　江一真带领全校师生，从和家庄赶到于家寨，人人眼含热泪，排着长长的队伍，怀着崇敬的心情瞻仰白求恩的遗容，向这位伟大的国际友人告别，不少人失声痛哭。

　　延安也举行了纪念白求恩的仪式，毛泽东亲笔题写了挽词：“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国际精神，学习他的牺牲精神、责任心和工作热忱！”并发表了《纪念白求恩》的不朽篇章。

　　为纪念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军区决定将卫校改名为白求恩卫生学校，附属医院改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江一真被任命为第一任校长，他感到这是组织上赋予自己的重任，他作为与白求恩一起战斗过的战友，有责任担当起这项神圣的职责，培养出更多像白求恩一样的白衣战士。

　　江一真和白求恩之间的深厚友谊，像陈年的老酒一样，年代愈久越是醇香。1979年11月，在白求恩逝世40周年之际，已从卫生部受命到河北工作的江一真，一次次漫步在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白求恩塑像和纪念堂前，参观、凭吊、沉思，积淀情感写就了长达万字的纪念文章《生命，像火一样燃烧》，发表后引起全国读者的热烈反响。

　　文章有段这样写道：“他曾经给我那样多的帮助，在遗嘱中还特意要我挑选两件遗物作纪念，而我在他病危之际竟没尽一点力量（按：江一真在外地未及赶回白求恩身边参加抢救）。每想到这里，我总是追悔莫及，忍不住要落泪！”

　　为白求恩之死而落泪，不仅在追悼会上和白求恩逝世后的无数个纪念日，不仅在江一真背起药箱的许多日子里，也不仅在他离开医疗卫生队伍的岁月，他的心里总时常装着白求恩的高大形象，白求恩的精神，已深深融进了他的血液里！

　　1989年11月，是白求恩逝世50周年的日子，中国友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并邀请了加拿大方面的友人参加。江泽民、李瑞环等中央领导亲自出席。作为白求恩的亲密战友、白求恩卫生学校第一任校长，江一真被邀请坐主席台，并作发言。(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