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史上的奠基地位

　　——兼论其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性预判

　　摘要：毛泽东1933年8月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所作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报告，是中国共产党人系统论述根据地经济工作的开篇之作，被学界视为“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序篇”。本文通过文本细读与思想史考察，论证该文在四个方面奠定了党的经济思想的基本格局：其一，在历史定位上，它标志着毛泽东作为党内最早系统论述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其二，在方法论上，它通过对“取消经济建设论”与“经济建设中心论”两种错误倾向的双重批判，确立了处理中心任务与周边工作关系的辩证框架；其三，最具深远指导意义的是，它作出“只有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上也才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的科学预判，不仅前瞻性地预见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必然性，而且明确指出了这一中心确立的前提与条件，构成一个跨越四十余年、从1933年直抵1978年乃至新时代的思想闭环；其四，在价值坐标上，它鲜明体现了人民性、阶级性与中心任务—重点工作辩证统一的有机结构，为中国共产党此后百年经济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原初范式。

　　关键词：毛泽东；《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前提与条件

　　一、引言：问题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史，其自觉的、系统的理论起点何在？这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历程无法回避的问题。本文的基本判断是：毛泽东1933年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是党内最早系统论述经济工作的代表性文献，毛泽东由此成为党的经济工作的奠基者，也是党系统总结并提出经济工作具体方针的第一人；毛泽东经济思想构成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需要辨析的是，这一判断与另外两个相近命题并不等同。就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党内的传播而言，李大钊1919年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是党内传播经典经济理论的第一人；就新中国财经工作的实践主持而言，陈云长期主持中央财经工作，被誉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开创者。但就对“经济工作”本身进行理论化、体系化、方针化的最早论述而言，则指向毛泽东苏区时期的一组文献，其中以《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为标志。

　　二、《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历史语境与理论贡献

　　1933年8月，中央苏区正处于国民党军事“围剿”与经济封锁的双重压力之下。敌人封锁造成的盐贵粮贱、商人对根据地出入口贸易的残酷盘剥（文中举出万安、泰和农民五角钱一担谷卖给商人，商人运到赣州卖四块钱；以及盐在梅县一块钱七斤，运到我区一块钱只卖十二两的具体事例），直接威胁战争物质基础与工农生活。正是这一严峻现实，催生了党关于经济工作的第一次系统思考[1]。

　　报告开宗明义地回答了“为什么要搞经济建设”这一根本问题：现在的一切工作“都应当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经济建设的任务是“为着争取物质上的条件去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给；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由此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为着在经济战线上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并且教育他们，使战争得着新的群众力量；为着从经济建设去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去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1]。

　　这段论述的理论意义在于：它不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照搬转述，而是运用其立场、观点、方法，回答中国革命根据地“怎么办经济”这一全新问题。学界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与《我们的经济政策》并称为“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序篇”[5]，在毛泽东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认为两文首次分析了民主革命时期中国特有的经济形式——新民主主义经济，提出了社会主义性质经济成分的地位与前途问题[3][4]。从思想史的脉络看，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奠基性开篇：它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原理与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红色政权条件下经济建设的路线、方针和方法，为此后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最初基石。

　　三、对两种错误倾向的双重批判与辩证方法的确立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最具方法论光彩的部分，是对当时存在的两种错误经济建设意见的批判。

　　其一，“取消经济建设论”。这种观点认为“革命战争已经忙不了，哪里还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因此见到谁谈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倾’”。毛泽东针锋相对地指出：“如果取消了经济建设，这就不是服从战争，而是削弱战争。”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改善群众生活、巩固工农联盟，“必须这样干才叫做服从战争”[1]。这一批判揭示了经济建设与革命战争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

　　其二，“经济建设中心论”。这种观点把经济建设当作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毛泽东同样予以否定，并给出一个具有前瞻性的科学限定：“在现在的阶段上，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1]

　　这两段论述构成“两点论与重点论统一”的经典运用：既反对因战争而取消经济建设，也反对离开战争谈经济建设；但并非简单折中，而是明确肯定战争是中心、经济环绕并服务于中心。其哲学基础是唯物史观关于工作重心由主要矛盾决定的原理——国内战争时期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故战争为中心；战争完结后矛盾结构变化，经济建设才上升为一切任务的中心。

　　四、“只有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性预判及其历史实现

　　在双重批判之后，文章作出了全篇最具历史纵深感的论断：“只有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上，也才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1]这一论断的深远指导意义，可以从三个层面展开。

　　第一，这是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瞻性思考。毛泽东在革命战争最艰难的1933年，就已经在理论上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预留了位置。他不是笼统地否定经济建设的重要性，而是精确地回答了“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经济建设才能成为一切任务的中心”。四十五年后的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历史性决策——从思想史脉络看，这正是1933年那一预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当说”的时刻终于到来的实现。可以说，这是一个跨越四十余年的思想闭环[8]。

　　第二，这一预判同时揭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与条件。这在方法论上有双重意涵。其一，条件的辩证性。1933年的逻辑是：条件不具备时（战争时期），经济建设不能成为中心，否则会“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犯方针性错误；条件成熟后（战争完结），经济建设就“说得上”也“应该说”成为中心，如果此时仍不转移，同样会犯错误。这意味着——工作重心本身不是教条，而是主要矛盾变化的函数。把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是有条件的，条件变化后不转移是错误的；同样重要的是，转移之后也并非一劳永逸。其二，这一逻辑对改革开放后的启示。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前提正是对国内主要矛盾的重新判断——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阶级矛盾，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恰恰复现了1933年文章的思维结构：中心任务由主要矛盾决定，主要矛盾变了，中心任务就要变。邓小平后来反复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强调除非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决不偏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这实际上也是在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明确它的前提与条件（和平环境、矛盾结构不变），是同一辩证逻辑的当代运用。

　　第三，这一前提性思维在新时代得到延续与深化。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党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经济工作是中心工作，党的领导当然要在中心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抓住了中心工作这个牛鼻子，其他工作就可以更好展开。”党章亦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事业中，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各项工作都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7] 同时，新时代的经济工作要求把“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内在统一起来，统筹发展与安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6][7]。这表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中心的确立，同样有它的前提与条件——即在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前提下推进；这正是1933年文章“中心任务必须有条件意识”这一辩证方法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运用。

　　由此可以得出本文的一个重要结论：《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指导意义不仅在于它当时“说了什么”，更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关于工作重心的动态方法论——其一，重心转移要有条件判断，不是想转就转，而是矛盾结构决定何时该转；其二，中心确立之后仍需辩证守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等于经济建设可以脱离政治方向（人民性）和整体大局（统筹兼顾）孤立推进；其三，条件意识本身就是理论成熟的标志，从“环绕中心”到“成为中心”的转换中，贯穿着实事求是、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思想路线。这正是为什么这篇文章历经九十余年仍具指导价值：它教给后人的不是几个具体方针，而是一种在历史条件中把握中心任务、又为中心任务划清前提条件的思维方式。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可以说在实践层面完成了这篇开篇之作早已写下的理论伏笔。

　　五、人民性、阶级性与辩证统一的三重品格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鲜明体现了毛泽东经济思想的三重基本品格，且这三重品格在文本中并非孤立呈现，而是构成“定性—定位—定向”的有机整体。

　　第一，人民性——经济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报告把“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作为经济建设的重要目的，并以大量篇幅分析盐贵粮贱、商人盘剥对工农生活的实际伤害，指出这“立即影响到工农的生活，使工农生活不能改良”，进而影响“工农联盟这一个基本路线”和“扩大红军、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工作”。在动员方式上，报告明确反对命令主义，要求采取“群众化的方式”，“努力宣传，说服群众，按照具体的环境、具体地表现出来的群众情绪，去发展合作社，去推销公债”[1]。经济工作的正当性，最终要落实到群众的切身利益上。

　　第二，阶级性——经济工作的性质界定。报告将经济建设的开展定性为“这是一个伟大的任务，一个伟大的阶级斗争”。具体而言：发行三百万元经济建设公债的使用方案（一百万供给红军作战费，两百万借给合作社、粮食调剂局、对外贸易局做本钱）服务于打破敌人封锁、抵制商人中间剥削；设立粮食调剂局、发展对外贸易等措施，是经济战线上敌我较量的具体形式；经济建设的根本目标之一是“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把工农联盟从政治联盟落实到经济利益结构中。阶级性为经济工作定性，解决了“该不该做”的问题。

　　第三，中心任务与重点工作的辩证统一——方法论的骨架。“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这是重点论；环绕中心不等于取消经济工作，相反战争需要的财力物力要靠经济建设去提供，这是两点论；同时要求在战争与经济建设之外极力改良民众生活，把当前需要、长远发展、群众利益三者统筹起来，这是统筹法[1][2]。

　　三者的内在关系可以这样概括：阶级性为经济工作定性，人民性为经济工作定位（依靠群众、为了群众——报告中“没有政府的巨大的拨款”，要靠“群众自己的力量”的论述即是明证），辩证统一为经济工作定向（环绕中心、服务大局）。三者合一，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经济工作观。缺了阶级性，经济建设会失去政治方向；缺了人民性，会变成单纯的财政汲取；缺了辩证方法，则会在战争与建设之间左右摇摆。

　　六、历史延续性与当代价值

　　这三重品格在此后党的经济思想中一以贯之。人民性发展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总方针中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的安排，并一直延续到今天“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6]；阶级性和所有制分析发展为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与五种经济成分理论；中心任务与重点工作的辩证法则在党的工作重心历次战略转移中得到反复验证，并在新时代“牢牢抓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兴国之要”的重大命题中得到延续[7]。

　　有研究者进一步指出，《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中提出的革命经济思想，与当前的新发展理念具有深刻的历史延续性：“经济自主”与“创新发展”、“粮食调剂”与“协调发展”、“精打细算”与“绿色发展”、“打破封锁”与“开放发展”、“改善人民生活”与“共享发展”，都体现了党经济思想的一脉相承与创新发展[8]。可以说，1933年这篇开篇之作不仅提出了若干具体方针，更一开始就确立了党的经济思想的价值坐标（人民性）、政治坐标（阶级性）和方法坐标（辩证统一，并内含关于中心任务前提与条件的条件意识）。后世的经济发展理念无论怎样丰富，这些坐标原点都是在这篇文献中立起来的。

　　七、结语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开篇之作。它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原理与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通过对两种错误倾向的双重批判确立了处理中心任务与周边工作关系的辩证框架；尤为重要的是，它以“只有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上也才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这一论断，前瞻性地预见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必然性，并明确指出了这一中心确立的前提与条件，构成一条贯穿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四个历史时期的思想红线。以此文为起点，经过《我们的经济政策》《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最终完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作为党的经济工作奠基者、作为党系统提出经济工作具体方针第一人的历史地位，正是由包括本文在内的一组苏区—延安时期文献所奠定的。没有这批奠基性文献的理论准备，就没有后来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制度与思想条件；毛泽东经济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原初范式正是1933年这篇不到五千字的报告所立起的格局。

　　【文/臻於正觉，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