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垄断、数据收割与农民抗争：印度农业金融化对中国的警示

　　导语

　　2020年，印度爆发了反对农业法改革的大规模运动，这场改革企图放松对农业领域的管制，促进农业金融化和贸易投资政策自由化。然而，农业金融化的后果是：掌握垄断性数字科技的资本势力从农民那里收割巨量信息，操控农产品价格，进而投机钻营，获取更高利润；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后果是：丧失最低粮价保障、缺乏被日渐解体的公共营销体系保护的农民们，却面临两难选择——要么承受高种植成本和低销售价格之间的持续重压，要么放弃务农，沦为永久性剩余劳动力。

　　试问，此种改革究竟让谁获益，又让谁受害？透过本文作者对印度农业改革过程的分析，我们也许能认清：新自由主义农业经济政策所宣扬的自由，是平台资本和跨国金融巨头的自由，却是多数小农面临的漫长苦难。正因此，新自由主义应当被祛魅，印度农民的觉醒与反抗也就预示着全球南方国家更公正、平等的未来。

　　作者 | 比克鲁姆·吉尔(Bikrum Gill)，印度裔加拿大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现任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他的研究聚焦于政治经济学、种族与生态学的交迭，具体探讨这些议题对农业与发展、气候危机和去殖民化等问题的影响。

　　翻译｜于同、球球、侯泠、识一

　　旁遮普邦和哈里亚纳邦的人民积极响应罢工运动，各个行业团结一致，或在当日闭门谢客，或在主要集会点加入农民的行列以示声援| 图片来源：Peoples Dispatch，2021-09-27

　　摘 要

　　2020年，印度爆发大规模农民抗议，主流分析断定，在损害旁遮普(Punjab)等主要粮食生产邦农民生计的众多因素中，本届印度人民党(BJP)“独裁”政府是首要的敌对势力。本文认为，这种 “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 (methodologically nationalist) 和 “当下主义”(presentist)的论述可能掩盖而非揭示了2020年印度农业法（以下简称“农业法”）有关争议中的利害关系。本文指出这些局限性，并讨论围绕农业法的争论怎样重新激发了广大民众对20世纪后期全球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榨取全球“农业南方”(Agrarian South)剩余价值的抗争。

　　资本帝国主义在新自由主义下的发展覆盖了漫长的历史时间和广阔的地理范围，把对当代的定位放在这一背景下，不难发现，全球金融-农企财团进行资本积累的必然要求是支撑和推动农业法的关键动力。因此，本文关注的问题是，面临全球资本生产过剩和过度积累的结构性危机，“全球南方”农业私有化、自由化和金融化的加深如何成为缓解这种危机的关键性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