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海蓉等 | 找回公共性:一个东北村庄发展集体经济的故事

2026-11-22
作者: 侯赏 来源: 食物天地人

AI摘要
  • 杨家村有2个自然屯、285户984人,耕地386垧;1998年以前最多一年发生100多次人为放火,2003年以后再无此类行为。
  • 1999年,村里以2亩为一块、每5年轮换一次的方式发包集体机动地,并修建水井、整治环境和道路,重建基层治理的公平与公信力。
  • 集体经济合作社于2013年运营,托管土地从24垧增至2025年的350多垧,入社农户超过全村总户数的90%,2024年玉米产量达到3.26万斤/垧。
  • 集体机动地公平发包是重建村庄公正秩序的重要举措,能够整合集体资源,并减少公共资源被村干部和富户低价占取。
  • 合作社以土地托管连接村集体与村民,通过统一商议种子、化肥、销售价格和收益结算,在帮扶弱势农户的同时形成利益共生与责任共担。
本摘要由AI辅助生成,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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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农村常见的景色:玉米地、机耕道、防风林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下同)

  作者:

  严海蓉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

  陈义媛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杨姝晗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杨家村地处松嫩平原腹地,位于黑土地保护区,村民们靠农业吃饭。其他村庄有的麻烦,杨家村也有,甚至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土地资源分配不均引起村民放火泄愤,1998年以前最多的一年村里放了100多次火。资源分配不均引起的矛盾已经像恶性肿瘤一样严重,这个问题不解决,村庄的“公共性”“共同体”就立不住,村庄也就没有基本的治理基础,更遑论团结起来搞发展。杨家村吸引人的地方不是他们有过这些矛盾,而是他们如何解决这些矛盾。

  2025年夏天,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们有幸参访了杨家村,访谈了杨家村的黄书记,村主任和村会计当时也在场。

  先说基本情况:杨家村共有两个自然屯,285户,984人。1999年黄书记刚任支书时,全村共1130人,到现在死亡老人100多人,新出生婴儿仅十来人,因此现在只有984人。全村耕地面积为386垧(1垧地等于15亩),其中集体机动地为15.3垧,另有42.9垧开荒地,也为村集体所有。集体机动地发包给了村民,起初的发包价格是几百元/垧,现在发包价格为1万元/垧。该村以种植玉米为主。2015年,村里开始使用浅埋滴灌,结束了“靠天吃饭,大水漫灌”的耕种方式。目前人均年收入为2.3万元。

  一

  父亲叮嘱“别跳进染缸里当村干部”

  ——但他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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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里的英雄纪念碑,纪念在东北解放战争中、

  抗美援朝战争中和因公牺牲的先烈

  杨家村的黄书记是当地的红三代。他爷爷解放前出生在辽宁,为“躲劳工”逃到了吉林,后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姥爷参加过牡丹江战役。黄书记的父亲在1962-1979年担任过生产队大队长,后在乡政府工作过2年。父亲在当大队长期间,就开展了工农结合,发展养殖业。那时,村集体给农户代养肉牛,用牛粪来肥田;还发展运输,拉沙子;村里还有良种场。因为有了这些副业收入,在生产队解体前,该村的工分值达到了人均4元多/工分。

  当了十七年的大队长,黄书记的父亲总结说:“(村干部)干得好就得得罪人。”这话一针见血,干部如果公平公正,为大多数人的利益守正守公,与一些膨胀的私心私利之间就难免有矛盾。十七年后,分田到户,市场经济萌发,老父亲看到了新的趋势,担心两个儿子走他的老路,便叮嘱儿子们:“你兄弟俩人能力都很强,别跳进染缸里当村干部。”这个叮嘱黄书记听进去了,但也没有全听进去。

  黄书记在1990年代开过运输车,1996-1997年酿过酒,当时雇了10来人,以玉米、高粱为原料,在村里销售,2元/斤。因没能把品牌做起来,之后他不再自己酿酒销售,而是改做葡萄酒和白酒销售代理。1999年黄书记上任村主任,在2007年任支书后,他把生意逐渐交给弟弟做,自己每年只从中分红。

  黄书记说,2004年他曾打算不再任村主任,那时他已经修好了村里的路,建好了机电井,“当村干部也确实耽误生意”。当时乡副书记给黄书记做工作,挽留他继续任职,“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黄书记被说服,又继续在村内任村干部。

  访谈感想

  一边是市场和自己的生意,一边是村庄和老百姓的利益,两边都拽着黄书记。何去何从,孰轻孰重,黄书记面临的矛盾,很多村庄能人都遇到过。黄书记最终选择了“口碑”。做这个选择,有他父亲长期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时,也因为村庄在黄书记心里是一份无法忽视的责任——这份责任感被乡党委副书记的苦口婆心召唤了出来,让“口碑”的分量超过了“金杯银杯”。于是他把生意交给弟弟,自己跳进了染缸里,重新整理村庄资源。

  二

  收回机动地,重新发包,重建

  基层权威的公平公正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村里因连年交“三提五统”等税费欠了180多万元的债务,连村部都抵债给了一个村民。1999年,黄书记任村长时,村里也没有硬化路,全村近400垧地只有7眼井,灌溉条件匮乏。1997-2000年,有水井可灌溉的地,玉米产量能达到1.2万斤/垧(即800斤/亩),没有灌溉水源的地,玉米产量仅2000多斤/垧。老百姓要求不高,就想保粮食,“能打井就选你当村长”。1999年,黄书记上任后,找过上级领导多次,要来了一些项目,又从村“两委”的办公经费中拿出一部分,打了5口井。但还没有电,黄书记又到各部门去要螺丝、电线等材料,终于把村里的燃油机井变成了电动机井。之后他开始整治村庄环境、修路等。

  按照国家对机动地的管理规定,杨家村的机动地在1999年以前是以公开拍卖的方式竞争性发包的。这一举措在村民之间造成了不小的矛盾。1990年代,各家都会在冬季堆放一些柴火在家门口,以备取暖用。一些心中不忿的村民,以偷偷放火烧同村人柴火的方式来出气。在1998年以前,最多的一年村里放了100多次火。为了从根源上解决村民偷放火的问题,黄书记改变了机动地的发包方式,将机动地划片编号、制成阄,以2亩为一块,仍以一年一发包的方式来承包,让所有农户以抓阄的方式来承包。同时,黄书记每年都会做记录,各家轮流抓阄,前一年已经承包过机动地的农户,不参与下一年的抓阄。这样可以保证5年内所有农户都有机会承包一次机动地。等到下一个5年,再进入下一次轮换。

  这种发包方式确保了机动地的公平分配,但不符合政策规定。因此,黄书记也采取了一些策略,将这种发包方式写为章程,让村民家家户户按手印。如果被问责,也可以有民意作为支撑。黄书记说,改变了发包方式后,“村里少收了点钱(指机动地发包收入减少),但没矛盾了。”

  访谈感想

  如今,仍有很多村庄未能处理集体机动地承包的历史遗留问题,私人对公共资源的竞争性占有、基层领导权公信力的缺乏,对当地集体经济发展和村庄治理都是极大的阻碍。如杨家村这样能处理这些问题的村庄,才能整合村庄资源,重建基层领导权的公共性,重新获得群众的信任,才有进一步抱团发展的可能。

  在收回机动地的基础上,黄书记留出了2块地,专门用来给老百姓堆放柴火。这样,如果再有人泄愤放火,火势很容易连片,损害的就不仅是某一家人的利益,也会殃及自己的亲戚朋友。这对村民行为是一种有效的约束。2003年以后,村里再无一起人为放火的行为。

  访谈感想

  非常有基层智慧的措施!解决偷放火行为的根源在于机动地发包,但在具体应对上,黄书记也策略性地利用了村庄内部的社会关系网,通过改变柴火的堆放空间,重构了集体和个人、公与私的关系。柴火集中堆放形成了新的“公共安全利益”,而不再如各家堆放在自己门口时所形成的私利秩序,一旦有人放火,损害的就不是私利,而是“公益”,且这种“公益”中还涉及自己的亲友圈。

  前期杨家村收回机动地的过程还算平顺,但在当地,由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面积开荒,各村机动地面积普遍较大,因此机动地承包往往牵涉较大利益。这些机动地的经营权往往掌握在少数有权势的村民手中,这些村民以极低的价格占取了集体资源多年,在村内形成了明显的资源分配不公。然而,要收回这些机动地,却困难重重。在杨家村邻县的余字村,2006年因办村办企业(雪糕厂)失败,欠下了90多万元债务。为了抵债,当时的村两委干部将全村53.6垧机动地22年的经营权(2006-2027年),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抵给了债权人,每垧地二十二年的经营权仅3万元(每亩每年约91元)——2024年当地土地流转费为1.2万元/垧(800元/亩)。债权人主要是当时的村干部和村里的富户。这导致余字村长期没有自己的集体经济收入,村庄治理几近瘫痪。

  2016年,曾当过民办教师的张支书竞选上了余字村的村支书,为了发展村集体经济,他逐步收回了部分集体资产。但2023年,在收回抵债用的53.6垧机动地经营权时,张支书遇到了不小的阻力。由于以机动地经营权抵债的合同期是从2006年到2027年,2023年村集体收回时,还未到合同期,因此当初的债权人不愿意将经营权退还给村集体。然而,这一合同本身就不合理。因此,2023年,村集体将这一机动地承包纠纷上诉至法院。

  法院判定村集体胜诉,曾经获得机动地经营权的债权人,已低价耕种了这片机动地17年,债务已经还清,应将经营权移交给村集体。余字村在2023年成立了集体经济合作社,以合作社名义耕种了这片土地。但原经营这片机动地的老村干部、富户仍不服。2024年,这片土地被老村干部、富户抢种,张支书在处理这一问题时,反被当时占地最多的老村干部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仅靠张支书的权责,已经很难处理这一纠纷。所幸余字村由市委组织部包村,村两委得到了上级政府的支持,公安部门经侦科、纪委、农经部门联合成立小组,驻村开展工作。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大部分当时的债权人才同意签订文书,承认债务已经偿还。

  访谈感想

  因东北很多村庄机动地、开荒地较多,机动地面积普遍较大,机动地承包是一笔不小的收益。但因种种原因,很多村庄的机动地都被往届村干部或村庄中有势力的人低价或免费耕种多年。这不仅是对村集体经济收入的侵占,更让普通村民感到不公、不满。机动地的重新发包,是重建村庄内部公正秩序的重要举措。能将机动地重新收回、公平发包,也是基层重建其公共性的证明。

  三

  “我和群众一样,我拿我的心去衡量你”

  ——新时代的群众动员

  在处理了机动地发包问题后,2003年,黄书记开始发动村民修路,动员全民出工,村干部带头。村“两委”商议,根据全村需要修路的长度和户籍人口数量计算,按每人5米的指标分配下去。黄书记家9口人,共要完成45米的修路任务,为了带头,他家负责第一段。“我和群众一样,我拿我的心去衡量你。如果村民在干着,村干部只是在看着,能行?村干部给村民做点事,关系不也拉近了?”村干部带头干,村民出工,干得比施工队好!邻村一个屯请施工队修路,一个屯就花了7万多元,但是杨家村两个屯才花了1万多元。村“两委”估算了修路所需的材料,每平方米需要80块砖,按每家所要修路的长度,将砖堆放在各家门口,各家都出工来修路。在外务工的村民,可以雇人来修路,也可以自己找亲朋好友来帮忙修。绝大部分在外务工的村民都是找亲朋好友帮忙修的。“那时候人情不像现在这么薄。”黄书记说,这部分由村民自行协商,村“两委”不介入。“(村干部要)树立诚信,别整出‘吃偏饭’(指偏向于某一方或某一人)的事。”

  访谈感想

  常听一些基层干部抱怨说群众不好管,但是杨家村通过老方法出奇效。这个老方法就是“干部带头、干群平等”。说群众不好管的,往往把自己放在群众的外面,把群众对象化、客体化,把群众当成被管理的对象。黄书记则不同,“我和群众一样”是把干部放在群众里面,干部和群众一体化,群众也主体化。通过修路,实际上重建的是村干部与村民、村民与村民之间的平等关系。

  修路以后,黄书记开始整治村庄环境。在没有整治之前,村庄道路上随处可见灰堆、马粪、各类垃圾。如果雇铲车来清理,且不说每清理一次都要花4000-5000元,也没有长效机制。因此,黄书记采取了另一种动员方式。因村集体有机动地发包收益,村民的闭路电视费、水费都由村集体统一缴纳,村民不用自付。为了动员村民打扫自家门口的卫生,不仅村干部领头打扫,而且对不打扫卫生的村民,村集体以不为其缴纳闭路电视费的方式来惩罚。一些村民认为黄书记管得太宽,不愿意打扫,但因为看不了电视,“实在熬不住了来找我,说一定打扫。”

  访谈感想

  “各人自扫门前雪”是公共利益的私人化。杨家村的环境卫生整治则采取了“化私为公”的策略,具体的措施建立在村集体有一定经济收入的基础上。村集体从集体经济收入中为村民缴纳闭路电视费和水费,是集体为成员提供的福利。通过取消这一福利,村集体可以对村民行为形成一定的约束。在这种情况下,村民打扫卫生这一“私事”,也就成为“公共事务”的一部分,受到集体公共福利的约束。动员村民形成打扫卫生的习惯,不仅能低成本地长期维系环境整洁,也在不断提升村庄的整体性和公共性。

  四

  组建集体经济合作社,重构

  集体和村民的关系

  2012年,由村干部牵头,杨家村开始筹划组建合作社,希望通过为村民提供土地托管的方式,将劳动力解放出来,让村民在农业收益不减少的同时,再获取外出务工的收益。在合作社成立之前,当地村民采用大水漫灌的方式来种植,每垧地的产量只有1万多斤,合作社向入社村民承诺2万斤/垧的保底产量,这对村民而言是有吸引力的。2013年,合作社正式运营,起初加入合作社的土地只有24垧;四年之后,托管给合作社的土地面积超过了300垧;到2025年,合作社托管的土地面积已经达到350多垧,入社农户占全村总户数的90%以上。没有加入合作社的主要是养殖户和已经将土地长期流转给了他人的农户。

  黄书记说,组建集体经济合作社的好处有4点。

  一是对弱势群体的帮扶。杨家村还有一些农户因大病或残疾而导致贫困,这类弱势群体在村庄中有26户、51人。按一家3口人来计算,如果将土地流转出去,3口人的地15亩,流转费只有1.5万元;但托管给村集体后,这15亩地的收益能增加8000-10000元,2022年增收曾达到1.1万元(即15亩地的托管收益达到2.6万元)。

  二是解放劳动力,农户将土地托管给集体后,可以外出务工。黄书记说,现在种地如果不超过7垧,就赚不了钱。与其在家一年都赚不了钱,不如把这些小家小户都劝出去打工。

  三是进行土地整合,实现机械化,降低种植成本,减少污染。杨家村依托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实行了水肥一体化。起初用了薄膜,后因薄膜容易被风刮起,改为使用滴灌管。为了防止滴灌管道被风吹走,需要进行浅埋,原本只能靠人工来浅埋。2015年,黄书记的儿子琢磨出对机械的改进方法,实现了机械化浅埋滴灌管。后来省里在杨家村开了现场会,观摩“浅埋滴灌”技术,此后这一做法在全省推广。

  四是保护黑土地,实现粮食增产。黑土地保护项目在杨家村是以整村推进的方式实施的。具体做法是在粉碎秸秆后,将秸秆深翻至30厘米以下的土层中,这是吉林省农科院已经成熟的技术。在改善土质后,杨家村的玉米产量实现了连年增长,2024年达到3.26万斤/垧(含28%的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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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埋滴灌和秸秆深翻

  在具体托管方式上,村民与合作社一年一签土地托管协议,进退自由。村民将土地托管给合作社后,村集体派了2名村“两委”干部、1名村民组长,各管理100多垧土地(全村共3个社,每个社有100多垧地入社土地)。村民除了承担农资、农机作业费等成本外,还要交700元/垧的托管费。合作社承诺产量不低于2万斤/垧,超产的部分,村干部可以提0.1元/斤作为管理收益。3名管理人员的托管服务收益是3万多元/年。这对村干部而言是一个激励,让他们可以在2600元/月/人的财政工资之外,还有一部分额外的农田管理收入。此外,为了激励服务于土地托管的村组干部和10多位农机手,村集体还统一在外村为他们流转了土地。这些村组干部和农机手也有意愿在外村流转更多土地来增加收入,他们上报流转面积意愿后,村集体统一在外村流转了73垧地,也统一经营,收益补贴给这3位村组干部和农机手。

  虽然合作社提供了保底产量,但也难免遭遇风险。在合作社与村民签订的土地托管协议中约定,如遇不可抗力导致减产,风险由合作社和村民共担。例如,如果遇到台风、冰雹等灾害,产量达不到2万斤/垧,合作社不必保产量。村民对此也是认同的。村民不能接受的是同一年内,其他大户的产量达到2万斤/垧,合作社的产量只有1.5万斤/垧;但如果同一年内,大家的产量都只有1.5万斤/垧,村民没有意见。杨家村自2013年运营集体经济合作社以来,只有2021年因遭遇台风,出现了玉米倒伏,导致收割作业费上涨。在没有倒伏的情况下,玉米收割的机械作业费是500元/垧;倒伏后收割难度加大,收割作业费是1500-2500元/垧。但合作社并没有让社员承担多出的收割作业成本,而是由合作社来承担了损失。

  村主任提到,在合作社刚成立时,村两委担心达不到2万斤/垧的产量,他和黄书记在外村流转了50多垧地,计划着如果托管的产量达不到2万斤/垧,就用他们个人的流转地产量来补足。但第一年,托管产量就达到了2.4万斤/垧。为了动员村民入社,在最初的四五年内,合作社把托管的土地分成了不同地块,如房前地、三类地等。但几年后发现,好地和坏地之间的产量只相差几百斤/垧,于是社员们提出不用再分地块了。

  虽然由合作社统一托管,但在几个关键环节,合作社仍然要组织社员开会商议。如果社员外出务工,可以请亲戚来代开。杨家村共划分为11个网格,村集体给每个网格员每年300元话费补贴,有任何需要开会的通知,由网格员负责通知。需要开会的环节有4个。

  一是在前一年年末签订托管合同,合作社说明生产成本的缴费要求,有资金的社员可以预缴费,缺乏资金的社员可以登记统一贷款。村民将土地托管给合作社时,需要交一部分生产成本。村集体按6000元/垧来计算成本,如果村民没有足够的资金,也可以由黄书记统一去贷款,但利息由村民承担。因此,一部分资金足够的村民,可以提前向集体缴纳6000元/垧的生产成本;需要贷款的村民,也不用自己贷款——自己贷款不仅难度更大,且利息也更高——而由黄书记以个人名义统一为村民贷款。2024年,他从信用社一共贷了300万元的款,利息是4厘多。

  二是在春播前,合作社要组织社员共同商议种子、化肥等的选择。黄书记说,起初,合作社让农户自选品种,但不同品种的质量参差不齐;一部分种子有问题,老百姓连种子卖家都找不到了,最终所有问题都落到了黄书记身上。此后他开始让社员共同商议,统一品种。

  三是在秋收后,卖粮时要组织社员开会讨论。由于粮食价格每天都有波动,因此合作社虽然统一销售,但需要大部分人都同意以哪个价格、哪天销售,再统一卖粮,以减少矛盾。对于少数几户不同意的,可以留出他们的粮食,另外再卖。

  四是结算时,要与农户结算所有成本,计算产量和收益。合作社为每一户都制定了类似工资条的成本收益条目,社员可以看到各项成本的明细账。如果有疑问,结算当天因太忙,不对账,社员可以之后再来村委会问。

  访谈感想

  我们经常看到村庄治理的难点是,村级组织在农业税费取消后,不再统筹协调农业生产,越来越外在于村民,越来越行政化,与群众互动缺少抓手,只能悬浮型治理。杨家村通过组建这样的合作社,(1)把村集体嵌入到农业的日常生产组织中,与村民产生了密切的利益相关性,村集体和大多数村民生成了共同体的有机联系,其中包括帮扶弱势农户;(2)整合资源,降成本、降污染、保护黑土地,提升绿色生产力;(3)合作社托管合同一年一签,在生产管理的四个关键环节都组织社员共同商议,保证了社员参与合作社的关键决策,责任共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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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体经济合作社给社员的土地托管明细账

  除了种植合作社外,杨家村还有一个农机合作社。该合作社是在省级农机合作社资金支持下成立的,合作社自筹180万元,国家补贴370万元,共450万元用于购买农机。该合作社的农机服务于种植合作社的经营。

  黄书记谈到,在运营集体经济合作社方面,“别要老百姓说,老百姓没想到的,干部先想,提前把政策和老百姓解释清楚。比如当时成立这个合作社,我们直接跟老百姓说,做这个事,土地集约化了,村委还能给老百姓提供服务,村干部也可以增加收益。”黄书记的这番话主要是回应部分村民对村干部办集体经济合作社的质疑,认为村干部从中得到了特殊的好处。他认为,这些事可以提前给老百姓解释清楚。“我拿我们家过日子的方式来管理(村庄),别要老百姓说。”因工作成绩突出,黄书记自2016年被吸纳为乡镇公务员。

  五

  村集体的收入与支出

  2024年杨家村的集体收入是80多万元,2022年的收入达到了100多万元。不同年份收益的差异主要是因为粮食价格波动,由合作社统一经营的机动地收入每年不同。其收入来源包括以下部分:15.3垧机动地加入合作社以后的经营收入、42.9垧集体开荒地的经营权在平台拍卖的收入、依托国家集体经济发展支持资金所建立的蔬菜大棚承包收入(共20栋,以5000元/栋的租金出租给村民10栋)、村集体的1家民宿收入等。

  村集体每年的支出大约是35万-40万元,具体包括:

  第一,花草种植开支。杨家村获得了98万元产业扶贫资金的支持,建了3座大棚,用于种植绿化花草。这些大棚归地方政府所有,杨家村需向地方政府交3万多元/年的租金。此外还需雇人种植,每年开支是15万元(包括3万多元租金)。

  第二,4名村庄保洁员的工资,共6万元/年。

  第三,村庄花圃的除草人工费,3万多元/年。

  第四,托管180多头牛、300多只羊的人工费,2万-3万元/年。村集体找了一块地,为村内养殖户集中托管牛、羊,所收集的粪便村集体用于发酵还田。

  第五,污水处理、75口井的电路维修人工费,1.2万元/年。

  第六,集中供暖的电费,1.5万元/年。

  第七,基础设施维护,例如路灯维修、墙面掉漆维护,共1万-2万元/年。

  第八,看护集体托管地的人工费(防盗),3500元/年。

  其它支出。

  每年除了开支外,集体经济收入还有一部分结余,这些结余多年来一直用于偿还此前的债务。到目前为止,原本欠村民的140多万元已经基本还清,还有40万-50万元的银行贷款待还。

  六

  结 语

  从发展条件匮乏,缺井、缺水、缺电,还被往届干部和富户霸占集体资源,到如今发展条件有长足的改善,集体资源回归集体,干部回归服务群众;再通过合作社吸引村民土地托管,村庄完成资源整合,村集体创造稳定的收入,杨家村经历了一次发展的“翻身”。这次翻身既依靠了国家和上级政府的扶持,更有杨家村基层干群关系和干群主体的重塑和调动。放眼全球北方和南方,杨家村的变迁故事似乎只会发生在中国(当然不是所有的中国村庄都是杨家村)。这样的判断不是基于文明的独特性,而是一个村庄的变化让我们看到,二十世纪中国艰苦卓绝、改天换地的现代性所创造的、所传承的因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可以被激活,继续生成重建乡村共同体的力量。

  不少基层干部希望有所作为,杨家村的案例或许给他们提供了基层方法论:面向大多数农户,重建基层组织的公共性是基层工作的基础和核心。公平公正地协调、整合公共资源,是树立基层组织公信力的第一步;更进一步,带动群众进行社区建设、生产建设,在这个过程中,干部与群众才有密切联系的机会,才可能成为一体,基层组织的领导权不是从外面发挥作用,而是“在群众中”发挥作用。这样才能化解“治理难题”,重建乡村共同体。

  本次参访的遗憾是时间太短,没能广泛走访杨家村的普通群众,期待以后有机会重访杨家村。借用黄书记的话来结尾:“我和群众一样,我拿我的心去衡量你。”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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