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还是留守？困在教育中的城中村儿童
2021年5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2020年全国人口14.12亿人，流动人口为3.76亿人，据此估算，流动人口子女规模超过1.3亿人。比邻公益学堂位于广州市黄埔区永和街道，据该地2020年数据统计，总人数为12.6万人，本地人口1.6万，外地人口11万，其中约有7000个流动儿童（0-12岁）。
放暑假的流动儿童们丰富了我们的整个夏天。他们会提前在机构的门前等待或是在工作人员下班后也不愿离开，公共空间的开放，因为他们的期待变得更加有意义。当与这些孩子交流和在他们的相互交谈之中，我们也在不断了解着城中村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
经常来比邻看电影和玩桌游的小胖在今年8月捐给我们几本书，问及原因，他说自己即将回老家上六年级，书就留给比邻图书馆了。像小胖这样面临升学返乡的孩子不在少数，而“上学”也是社区里的家长时常挂在嘴边的话题。
“你不好好学习，就要回老家上学，你知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我家两个孩子都过来广州上学，怎么负担得起，算下来一年要将近十万。”
这是我们在附近的面馆吃饭时所听到的对谈，与比邻相熟的工友也向我们求助过孩子升学相关的问题。
面对这些孩子的流动，我一方面感到不舍，感叹他们所面临的升学压力，另一方面又在讶异流动家庭的教育花销竟然如此之大。城中村的流动家庭在金钱、时间、学历的挤压下是如何养育子女的？这些孩子是因为什么留在父母身边？又是因为什么被迫再次成为留守儿童？
1.从留守儿童变成流动儿童
星星今年12岁，九月就要上初一，但今年七月她还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上学、不知道自己是否需要回老家、不知道父母的工作是否还在……从幼儿园到小学，她随父母在广州待了十年。而在升初中的时候，这个城市好像要突然离她远去。
面临升学困境的星星在广西老家出生，两岁的时候来到在广州打工的父母身边。星星的妈妈在文具厂上班，她说这个厂子加班少，能够尽可能地照顾家庭。“再难也要自己带孩子，小的时候我们送她上全托管的班，等她大了点，我们就通过装监控以及电话手表来确保她独自在家也是安全的。”
前几个月，星星随爸妈回了趟老家，去看那里的中学。她说，老家的学校很大很漂亮，广州的中学比较小，但是自己回去又会觉得孤单，之前都是只有寒假才会回老家。
开头提到的回老家上六年级的小胖说他既不喜欢所在私立小学里的本地孩子，却又害怕老家中学里会发生校园欺凌。
每一次的升学都会“淘汰”一批孩子，他们曾经从留守儿童变成流动儿童，现在又不得不再次成为留守儿童。在这里，父母面临着不稳定的工作，孩子自身也面临着不确定的升学。“不知道初中在哪里上”是我们询问孩子关于升学问题时得到的最初也是最多的答案。
2.入学困境：有限的公立学校与昂贵的私立学校
星星妈妈说，孩子上学很难。星星2014年上的是博雅幼儿园，当时学费是每个月1600元，是她近一个月的工资。“等星星该上一年级的时候，我们积分不够，那时候还没有比邻，不像她弟弟上学的时候有比邻帮忙搜索信息。所以当时为了让星星上公办小学，我和她爸花了一年多的工资，几乎把存款都掏空了。”
这几年，流动儿童上公立小学的压力要更大。另一位妈妈说：“今年新星小学只招收四个班，一共是160人，第一批录取3个班，剩下给流动家庭的名额（按照积分排序）就放出来20个。”而今年有很多二胎政策下出生的孩子到了该上小学的年纪。
星星妈妈说：“好点的公立学校光积分就要300多分了，我和丈夫来广州十几年了才只有287分。我现在觉得上个本科还是挺重要的，那样可以积更多的分。”
比起星星妈妈的无奈，工友阳姐好似显得更加“从容”，她已将两个孩子送进广州的公立小学读书。阳姐说，孩子上学这件事要提前“规划”。“小学父母压力好大，我们很早就计划孩子入学的事情了，像及时续居住证（连续满五年），以前中间不能中断，如果忘记几天，就前功尽弃了。很少有像我们这样把孩子带在身边，我同事去年把孩子接过来，不过发现积分才200分，根本不够孩子在这边上学的。为了孩子上学，一定要长远规划。当时2019年，我还去考了一个大专证书，可以多加20分，另外技术类证书和志愿时长能加分，我也去做。”
在这里，孩子的升学压力，一定程度上被转嫁到父母身上，他们会埋怨自己学历不高，没能加上更多的积分。他们也会通过其他途径不断增加积分，因为孩子教育，他们与这座城市的联系逐渐加深。也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养育子女，成为他们对于打工城市的一种文化调适。”（肖索未，2014）
3.“卡”在教育里的流动家庭
公立学校是积分较多的流动家庭的争抢地，而对于那些积分少、没有提前“规划”的家庭，学费高昂的私立学校是流动儿童留在广州上学的唯一选择。
开学前一周，一个经常来知了的小朋友在儿童活动之后对我说：“怎么办，学费好贵，我家还没交。”八月底，孩子们除了面临余额不足的假期，还遭遇私立学校学费的催缴。
在与孩子们的交谈中，我得知他们是自己班上没有上课后托管的少数。他们有的会骄傲地告诉我，自己可以在空教室内自行完成作业，有的也会告诉我“之前的托管就是写作业，但是现在还增添了趣味活动，这个比较想参加”。
一学期近万的学费不得不交，而一个月五百元的托管费则能省就省。孩子上昂贵的私立学校，整个流动家庭才得以团聚。而入学后，班级的融入对于他们而言，又是一件不得不面对的事。流动儿童在班级里的融入问题也暗示了流动家庭在城市里的融入困境。
高昂的学费、课后的托管、有限的补习等教育的经济压力交织在一起，成为流动儿童在广州上学难忘的记忆。
星星的妈妈说附近的一所私立小学的学费是每学期1万五千元，而私立初中她更是直呼上不起，三年学费要25万，贵得离谱，她说自己是接受不了。比邻附近工厂的一线普工的底薪每月是2300元，加班后的工资约为4000-6000元。
阳姐虽然通过“提前规划”让孩子上了公立学校，但依然没逃掉竞争激烈的教辅压力。“今年3月份我去补习机构给孩子问英语补课的事情，那个时候暑假班的名额就已经报满了，补习费用是6300元，一共上20节课，还是20个人一起上的大班。我认识一个家长，她孩子在那里花了快三万，学了编程、英语，还有数学，是那种小班教学，只有五个人。还有我同事的孩子、楼下邻居的孩子都在补课，我感觉好卷，我在这个过程也很有压力，我觉得人家都去上了，我家孩子没去，不对比没啥，一对比就感觉自己做的不够好。”
拼教养意味着多重压力，对于陪伴时间有限、自身学历不高、经济条件不好的打工家庭来说，他们无疑是“落后”、“被动”地卷入到教育的军备竞赛之中，又或是不得不选择放弃。
志愿者红姐的两个孩子在老家上学，今年暑假他们来到广州和爸妈团聚。红姐觉得对孩子有亏欠，平时没有机会照顾他们，只能当他们放暑假来广州的时候尽力补偿——带孩子去公园打羽毛球、让孩子学游泳、参与知了故事会……送走孩子之后，她也对我说这甜蜜相聚的背后背负了近1万元的陪伴开销。
4.“落了户，没了回头路”
在广州打工了十几年的工友阳姐，去年拿到落户广州的机会，今年也搬进了自己买的拥有40年使用权的公寓里。在异乡漂泊了许久，如今因为孩子，阳姐不得不开始考虑“歇脚”的事情。但比起踏实感，她说自己内心感受到的还是更多的不确定。她说自己不知道的这个决定对不对。
今年的就业形势不好，附近的工厂都在裁员，她开始担心自己会不会被裁掉，也总是觉得自己处于中年危机的尴尬境地。她说自己在这个汽配厂很多年了，丈夫也在同一个工厂，两个人除了厂里的技能，别的技能都不会。尤其是落户后，更是感觉自己没有后退的余地了。
星星妈妈在最初考虑女儿升学时表示不希望她回去，她说，一个小的（弟弟）还在这里，我们是不会回去的，回去也要在老家找到工作才行。
不论是红姐留守在家中的孩子，还是星星的升学困境，又或是留在广州却依然没有家的感受的阳姐……他们要么忍受分离之苦，要么承担孩子带在身边的教育压力。
困在教育中的，是流动儿童，也是流动家庭。
比邻和ta们
在面临整体的教育压力时，比邻能做的事情也相对有限，只是尽可能多地提供给流动家庭免费的技能/兴趣班，像：电脑培训班、编程班、足球班等等。星星在这里就曾参加过编程班，也跟核心工友学习过尤克里里，还成为足球班里为数不多的女队员。她的妈妈说希望她能够入选新中学的足球队。
整个暑假，还有很多小候鸟来机构的公共空间玩。11岁的小雨经常来比邻公益图书馆，除了自家店铺，这里是她待得最多的地方。她会跟着我们一起去外展活动、参与知了的故事会、看儿童电影……我问她喜不喜欢广州、想不想待在父母身边的时候，她的答案是：不喜欢广州，因为这里没有朋友，还特别小。
等到八月底回老家的时候，她还特地来比邻跟我们告别，我们一起用她的电话手表合影留念。虽然没能与同龄小伙伴在比邻建立深厚联系，但是我们这些大朋友愿意陪伴小雨来广州的每个假期。
除了这些孩子，绘本故事队伍里的妈妈志愿者也讲述了自己孩子的流动经历，她们说参与儿童活动是想让这些流动儿童有一个更快乐的童年。比邻志愿者李姐回忆起自己孩子的童年，说他小时候大多是自己一个人留在出租屋里。她对孩子百般嘱咐：“不要跑出去，外面有偷小孩的”。当孩子回到老家与村里的孩子一起玩的时候，他会给其他小朋友说“别跑远，有偷小孩的”，村里的孩子哄堂大笑：“胆小鬼，村里哪有什么偷小孩的”。虽然孩子已经工作了，可李姐到现在都还记得“留在出租屋”给孩子带来的影响。所以她觉得自己现在能够来比邻做志愿者，能够在知了学习乐园给孩子们讲绘本故事是一种对儿子童年的弥补。
这里的故事还没有讲完，比邻的服务仍在继续。
在过去的一年里，比邻公益学堂共有5000+册图书外借，活动空间服务15600+人次（知了+比邻），举办60+场儿童故事会、50+场儿童电影、40场儿童足球小组训练、20+场技能培训课程，共计约1500+名儿童受益，累计人次9000+。
如果你认可我们在做的事情，欢迎与我们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