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点燃自己的外卖员，能照亮打工人吗？
1月11日，江苏泰州，海陵区一小区附近，一名蜂鸟配送员工作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举动，他拿起汽油浇身，点燃了自己。
在身上的火被扑灭后，他对着周围的围观人群怒吼：“我要我的血汗钱”。
虽然暂时获救，但全身烧伤面积高达80%，他的一生恐怕已经毁灭，不是被自己，而是被一头吃人的巨兽。
如此事件发生在2021年的中国，足以教人瞠目结合和不寒而栗。
因为我们觉得“拖欠工资”四个大字早就被埋葬进历史了，因为我们觉得时代发展到今天世道不该是这样。
它让人想起了五十年前的韩国，同样的一幕也曾悲剧地上演。
1970年11月13日。这天汉城的服装工业区和平市场上，气氛极为紧张。无数保安来到这里，更有警车来回巡逻。
下午一点。老板们正在警告工人：“今天，有一批恶棍会举行一场示威活动，呆在工厂里，不要出去。”
为了阻止工人来到示威地点，保安将通往国民银行巷子的通道堵死了。
一个叫“三栋联谊会”的组织，没有听从训诫，而是在积极动员，很快，就有500多名工人聚集到了国民银行附近。
为了避免被侦探发现，“三栋联谊会”的成员们，站在和平市场三楼的阴暗的走廊里， 向下探视，观察着形势。此时，已经好几名联谊会成员被保安拉走，并被扣押。
那天早晨，工人全泰壹和其他成员准备好了横幅，将这些横幅藏在衣服里面，同时，离开和平市场三楼。
到下午一点半，他们将准备好的横幅拿出来。
在下楼梯的时候，他们将横幅拉开。结果走到二楼的时候，两名侦探出现了，试图抢夺横幅。横幅上面写着“我们不是机器”。
在争夺的过程中，横幅被撕破了。一些联谊会成员遭到警察痛打。剩下的成员极为愤怒，他们呐喊道：“你以为没有横幅，我们就不能进行示威游行了吗?”
他们转过身，跑向另一个出口。
正是在那个出口，全泰壹转身面对自己的朋友们，用严肃的口气说道：“你们出去，在香烟店那边等我，我很快就会过来的。”
工友们虽然感到奇怪，但还是让他一个人留了下来，他们则赶到香烟店，等待全泰壹的到来。
十分钟后，全泰壹出现了，他拉着工友金基南的袖子，将他带进了一个小巷子，并递给他一根火柴，说：“局势好像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们中的一个人必须做出牺牲。”
意思是说，让他帮忙点燃自己。原来，此前他告别工友后，已将一整罐汽油淋在了自己身上。
金基南感到恐惧和大惊，但他随即想起全泰壹前一晚说的话：“让我们假设一下，我们中的一个人为了示威而死，那样的话，这些狗杂种们就会有所触动。”
于是，他按照全泰壹的命令点亮了火柴。
一瞬间，全泰壹就像一团燃烧的火焰，他跑到国民银行的巷子里，那里有很多工友。
“遵守《劳工基准法》!”“我们不是机器!”“周末我们需要休息!”“不许剥削工人!”“他们不是机器!”全泰壹大声咆哮着。
工友们被震惊了，有的脱下自己的夹克衫帮他扑灭火焰，这时全泰壹已经倒下去了，他口中不断呼喊着：“不要让我白白死去。”
后来赶到场的记者们，拿出他们的记录本，开始写新闻报道。
他们对着已经烧焦的全泰壹问：“你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此时，全泰壹的嘴唇动了动，但已经发不出声了。
姗姗来迟的救护车将全泰壹带去了医院，而关于他自焚的消息传遍了示威的工友群体。
愤怒的工友们怒吼着“我们不是奴隶，我们是人”，但他们很快就被警察打破头，然后像狗一样被拖到警察局。
被送到医院的全泰壹已经奄奄一息了，母亲李小善闻讯赶来，他对母亲说道：“妈妈，你必须做完我已经开始的事业。”
焦急的李小善没有放弃希望，她找到医生，医生对他说，如果给全泰壹注射两针的话药剂，那么他的身上的灼伤就会有所好转。但药剂很贵，李小善拿不出这么多钱。
李小善乞求这位医生，给全泰壹注射药物，她倾家荡产也会支付医药费的。那位医生一开始什么都没有说，之后，叫她找那位政府派过来的劳工监察员做医药费的担保人。
全泰壹的母亲找到那位监察员，请求他为注射费用做担保人，但监察员麻木不仁地回答道：“我为什么要做担保人?”随后，就走开了。
作为母亲，她此时唯一能做的，就是亲眼看着自己的儿子慢慢死去。
全泰壹的惨烈自焚，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汉城，有三大纺织市场，它们支撑了韩国70%以上的制衣需求。但经济繁荣的背后，是纺织工人的异常艰辛与痛苦。
在和平市场，纺织工人每天必须工作15个小时，年轻的女工怕被老板和管理人员批评，甚至会选择憋尿。
生产任务很重，工人不得不死命加班，但并没有加班费，而且工资极低，全泰壹的工资就不够他付汉城的房租。
在这种环境中，工人们长期被慢性消化病、极度疲劳、尘肺病、肺炎、神经痛、风湿病折磨。
全泰壹看到了自己的工友们遭受的苦难，立志帮助这些在血汗工厂工作的人。
韩国有一部《劳动基本法》，里面规定了八小时工作制和保障劳动权益，但全泰壹发现这些从来就没有被执行过。
他和工友们做了调查问卷，把和平市场里存在的老板对工人的剥削情况，写成了报告，交给了劳工监察员。不过，他并不知道政府官员早就同工厂老板沉瀣一气，在递交报告的时候自然是被一顿训斥。
请愿失败后，他还想过办一个模范工厂，希望这个工厂能把工人当人看待，并缩短劳动时间，设置图书室和运动设施，安装供热系统。但在当时的资本主义韩国，这一切注定只是空想。
当所有的希望都落空后，全泰壹更看到工友们示威被警察残酷镇压，决定抛弃幻想，准备斗争，他与自己的同志们准备举行一个焚烧《劳动基准法》的仪式。
曾经被他读过无数遍的《劳动基准法》，他要将它还有他自己一起烧掉。
劳动法的“存在”与“执行”之间，有时就是这样有着很长的距离。
中国也是有《劳动法》的，自1995年颁布至今，当初的制定者们，也是在全心全意为劳动者考虑的。
只是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往往会遇到很多阻碍和困难。
前不久，有件事情引起人们关注，饿了么43岁外卖员送餐时猝死，平台称“不存在劳动关系，只能给人道主义费用”。
这位43岁的中年男人韩伟，不仅是一个骑手，还是父亲、丈夫、儿子，他的愿望不过是多跑几单，攒够钱，在老家盖栋房子，和家人享受天伦之乐。
现在，这一切都化为泡影，不仅身死异乡，而且连劳动关系都不被承认。
只给2000块的人道主义费用，顿时间被网友怒骂，斥责黑心资本家草菅人命，无情无义。
“资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这句话，被我们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但人们有没有想过，资本究竟凭什么有恃无恐呢?
去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公布了“全国法院系统2020年度优秀案例分析评选活动”获奖名单，其中有这样一个案例。
张三以“乙公司”的名义与甲公司签订《蜂鸟配送代理合作协议》，协议中约定的有效期为2016年4月23日至2017年4月22日。
2017年2月15日，周某进入甲公司运营的“蜂鸟团队”平台，从事配送员工作，3月15日17时28分，周某与案外人发生交通事故。
周某认为自己出了事，可以找甲公司，但甲公司认为周某不是自己的员工，有事请去找张三。
于是，周某提起仲裁申请，要求确认周某、甲公司自2017年2月15日起存在劳动关系，但裁决书上却这样写着：“申请人(周某)的仲裁请求不予支持。”
周某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周某只是一个普普通通找工作的人，他来到配送站点时，并不知道这家站点是个人开的还是公司开的，具体是哪个公司开的，他只是想找个工作干。
从表面上说，周某是跟张三的乙公司签的协议，乙公司承包了甲公司“蜂鸟配送”业务，但周某是不知道的，在他的概念里，自己就是与甲公司建立劳动关系。
因为他下载了甲公司“蜂鸟团队”APP，穿的是甲公司提供的统一制服，接受甲公司的统一管理。
当然，建立劳动关系需要双方都有这个意愿。
甲公司虽然主观意愿上不肯承认，但法院从甲公司系统内调取的周某的配送明细，显示有运单号的订单日期、创建时间和终态时间，配送员的姓名为“周某”。
这一配送明细恰恰证明，周某在2017年2月15日到2017年3月15日期间存在相对稳定地向甲公司提供劳动的情况。
最后，一审法院判决：确认周某与甲公司在2017年2月15日至2017年3月1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甲公司不服，提出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让周某承担诉讼费用。
二审法院则认为，平台本身并不产生产品，而主要致力于整合社会资源，提供即时或者约定服务，平台经济下的用工关系，应当兼顾互联网用工的经营模式和特点。
周某自行采购劳动工具，自主安排工作，自行决定何时上下线，自行决定哪一天可以休息。所以，周某、甲公司不存在紧密的人身和经济从属性。
二审法院判定，周某与甲公司就劳动关系缺乏主要的联结点，认定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对此认定不当。
言外之意就是，平台只是提供信息，而周某则找到了信息搞兼职，这怎么能算劳动关系呢?居然还想讹诈甲公司，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
结果是甲公司赢了。
这个甲公司是谁，并不难猜测。一个小小的外卖员在提起诉讼时，需要面对一个多么强大的法务和律师团队，也毋庸置疑。
甲公司财大气粗，为何要对一个外卖员不依不饶，且毫不宽容，颇有一番斩尽杀绝的意味?
个中原因，也不难想象，一旦这个外卖员胜诉，那么就开了一个“坏头”，以后会有千千万万个外卖员提起诉讼，他们将会勇敢地面对自己遭遇的不公，去夺回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利。
这种情况是甲公司不愿看到的，必须把它扼杀在摇篮里。不惜一切代价，一切手段，杀鸡儆猴，让任何胆敢违抗自己的外卖员心惊胆战，老实本分。
不就磨破点皮，摔断只腿，死个把人吗，那只能怪自己运气不好喽，与其抗争，不如自求多福吧。
20年前，珠三角的血汗工厂里，热浪袭人，暗无天日，空气令人窒息，工人们以血肉之躯贡献经济的增长。
就像歌里唱得那样，开采我的血肉的火光，发动新世界的前进的泡影，雷鸣交织爆破成动荡，此生再不归太行。
为城市构筑基石的农民工，每年的讨薪都是难上加难的难题，他们所做的太多，得到的太少。
2009年，流年讨薪未果的农民工乔大普，在自己的纪实小说《我的讨薪奋斗史》的封面上，印下了“前进、前进”4个红色大字。他还引用当时热播电视剧《士兵突击》里的台词“不抛弃、不放弃，为讨薪奋斗”，显示自己的决心。
2011年1月16日，河北省兴隆县榆树沟村农民刘德军去要工资，并且带了一瓶百草枯，双方在工资数额等问题上发生争执，一气之下喝下剧毒农药。
2012年6月11日，太原，一男子着爬在南内环汾河公园的一处信号塔上只为讨薪，随后消防、公安、120都赶来救援。母亲看着信号塔上的儿子痛哭。
2013年1月10日11时许，130余名农民工在富平县人民广场集体上访，封堵政府大门讨要工资。其间，他们一度集体跪倒在政府门前，引来大量群众围观。
2013年01月31日，在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外，5位农民工代表分别扮演成“愤怒的小鸟”、“加菲猫”、“唐老鸭”和“财神爷”等不同的卡通形象以静坐的方式讨薪，希望得到社会关注。
今时今日的中国，火车已经开了很远了，已经驶入一片崭新的天地，不应该再以肉身为动力。
农民工的讨薪，以无数鲜血的代价，终于唤醒了社会的关注，在国家从政策到法律强有力的举措下，情况已大为改善。
然而平台下的外卖员，由于没有劳动关系，法律援助不管他们，司法救助不管他们，中小企业保障基金也不管他们，甚至他们的讨薪行为都无法获得一个名正言顺的“正义”认定。
如此，声讨平台，已经不再有意义，因为他们大可以理直气壮，一脸假正经地表示自己都说合法的。
这一幕，竟是如此地熟悉，按理说，它不应该发生在这个国家。
那些困苦疲惫难以喘息的人，那些辛勤劳作却一无所得的人，那些身在沟壑不见阳光的人，当遇到不公和欺凌时，所能仰仗的只有法律了。
因为在他们朴素的认知里，《劳动法》应该是保护劳动人民的。我们实在不希望五十年前，手握劳动法烈火焚身的事情发生在这片土地上。
既然这个世界不应该是这样子的，那么就请还原它本来的面目。
南北中国，天寒岁暮，在这个萧瑟的冬天，我们听到了太多不忍卒读的惨烈新闻。
已经有人站了出来，因为他们知道，每个人都不是一片孤岛。千百万劳动群众为了改善自己所在群体所进行的事业，正刚刚拉开序幕。
不必自称为“打工人”，也不必自嘲为“小丑”，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无产阶级。请各自尽一份力，发一分光，温暖彼此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