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流浪汉为果腹而偷外卖

　　底层百姓迫于生计偷窃食物甚至财物的事件并不少见，此事能上新闻并不是因为张大哥偷外卖，而是因为张大哥“多次盗窃”，本已达到量刑标准，但检察院却没有逮捕他，反而还给了他1000元的司法救助金——这样“宽大处理”的司法很少见，所以才引起舆论关注，被称颂为“良法善治”。

　　然而，盗窃食物或财物的穷人，被罚款或被逮捕的才是多数。所以我们并不打算满足于个别司法案例中的“温情”，而希望借此事谈谈底层偷窃和犯罪所反映的社会问题。

　　一、被生活逼上绝路的底层

　　底层穷人偷窃犯罪是普遍现象。张大哥的遭遇很容易让人想起1930年代美国大萧条期间老祖母为了挨饿的孙子偷面包的故事。在资本主义的这场经济危机中，企业破产，工人失业，大量过剩的商品因没有销路而被销毁，大批的民众忍饥挨饿。当时美国的失业率从1929年的3.2%飙升到1933年的近25%，1934年要求公共救济的人数达1700万人。偷面包的老妇人不过是众多因失去生活来源和保障而偷窃或犯罪的无产者的典型。

　　中国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企改制导致的下岗潮，同样滋生了偷窃和犯罪。在这场改革中，约3000万国有企业职工下岗，超过1/5的中国家庭受直接影响，城镇失业率长期维持在8%~10%。

　　隐藏在统计数字背后的下岗职工命运悲欢，反映在以东北国企改制为背景的电影《钢的琴》中。电影主角陈桂林是国企下岗潮中的一员，下岗后组建了一支婚丧乐队勉强维持温饱。哪想妻子小菊跟一个靠卖假药发财的老板跑了，于是两人开始争夺女儿的抚养权。

　　为了把女儿留在身边，陈桂林需要给女儿买一台钢琴，这对于他来讲无疑是天上摘星星。他想方设法四处筹款，但周边朋友无一不在下岗失业的贫困边缘挣扎。四处受挫后，他铤而走险，召集原钢厂的好哥们去学校偷琴，结果被抓。

　　电影情节颇具戏剧性，但反映的却是作为中国从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重要环节的国企改制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基于统计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下岗潮泛滥的地区犯罪率也节节攀升。

　　二、相似的命运，共同的社会根源

　　地方检察院没有逮捕张大哥，这样的处理获得了舆论的支持。对比之下，前些年走红网络的窃·格瓦拉（周立齐），多次偷窃电瓶，多次入狱，一句“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辈子都不可能打工”引起了无数网友的共鸣，但没有人觉得不应该拘留他。

　　但实际上，张大哥失去生活来源被迫偷外卖充饥，窃·格瓦拉有着健全劳动力却宁愿偷电瓶也不愿打工，两者都反映了无产者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下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