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辉煌到衰败，上海工人新村和新村里的妇女都经历了什么？

　　上海工人新村——这个曾承载历史辉煌又在改革大潮中“衰败”的地方——正在发生着怎样的故事？

　　我们节选了该书的第七章《上海工人新村里的平凡故事》的部分内容以飨读者。在第七章中，工人新村普通中老年阿姨们的故事与研究者对于城市化、集体主义、性别等议题的反思交相辉映。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故事，了解基层妇女的日常，找寻集体主义的遗产，反思城市化与现代化的阴面。

　　1952年与2012年的曹杨新村街景

　　图片来源：哈啦哨

　　本书记载了上海工人新村基层家庭平凡朴素的妇女们的日常故事，也记录了她们所面对的生活中的困难以及在疫情时候的积极应对。

　　纵有困境，她们也坚韧奋力地面对与解决。平凡的生活中总有高低起伏和她们口中所讲述的生命的“转折点”：

　　一位母亲遇到女儿患了怪病离世，留下了年幼的外孙需要照顾；

　　一位农村女性为了逃离家庭，与一位上海大龄男子闪婚而嫁来上海，从此被困在工人新村的一个小小的房子里；

　　一位农村女性，丈夫酒后驾驶再犯案入狱，一个人照顾着两个孩子，离婚后再嫁上海，结果遭遇二婚丈夫的家暴；

　　一位老阿姨，陪伴半生的丈夫离世后，一个人照顾着没有工作能力的女儿。

　　在这些生命中的转折点上，这些是妻子、母亲的新村居民，默默地担起了家庭中主要的责任，在逆境中坚定地迎难而上。我们在她们的故事中，看到了平凡女性身上不平凡的品质和光芒。当下很多影视文艺作品都聚焦于城市中产阶级家庭，很少会把镜头或重心放在这些基层的普通妇女生活中，而在许多学术研究的论述中，她们的日常生活同样是不被看见的。

　　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很多社会学研究聚焦在从农村来上海打拼的外来务工人员身上，也有许多社会学家与人文学者关注我国在经济改革后，社会上中层。基层家庭中的妇女往往不是被研究与探索的对象，原因是她们不是社会中的最底层，仿佛也是不需要被关注的社会群体。她们独立自强、遵守法纪、默默忍受，在困难重重的生活中还会把时间和精力用于帮助其他家庭，正因为她们的坚韧，让她们常常被忽略甚至被遗忘。

　　受访者画像，Yaya老师提供

　　在实地调研的过程中，我们看见了基层家庭中的妇女每天所承受的困难和压力，因此更加尊敬她们的坚强。身为质性研究学者，我们反复思考这些“普通”的家庭故事何以被看见、被关注？是否不是最“惨”的社会群体就不需要被探索、理解，以及帮助？

　　通过本书，我们希望可以提高社会以及学界对“普通”的基层家庭和“平凡”的妇女们的关注，许多生活在上海的老百姓不是生活上没有困难，而是在各种文化习俗的压力下，习惯了把家里的问题看作不能宣之于口的个体小家的问题。这亦是社区工作者帮助这些人群时需要克服的困难，弄清哪些家庭需要协助从而提供适当的援助，成为社区工作的一门学问。

　　学术研究中要如何“标签化”以“包装”研究对象，并为研究赋予学术价值与社会贡献？本书的出版也是要回应此问题。研究团队反复思考如何考量本书研究对象的学术价值、市场价值和社会价值。如果不能把一个社会群体作有利的“呈现”，一直不被看见的他们便会失去相应的研究价值吗？

　　在我们的妇女研究与我国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学研究中不时发现，“工厂妹”“打工妹”“保姆”“剩女”“大妈”，各种标签与称号均被不同的论述所支撑，然而在每一个标签背后，这些女性实际上有着非常复杂的身份与角色。而倘若她们无法符合这些热搜中的标签时，她们就很难被大众看见。而我们所研究的这些基层社群中平凡的母亲、女儿或妻子也需要被重视、被看见、被阅读，“平凡”的个体不需要被标签化，更不应被污名化。

　　01

　　对城市化研究的思考

　　本书最重要的研究背景之一是城市化。

　　对社会主义遗产在新时代影响与作用的关注开启了本书的研究与探讨。1950年代工人新村的设计与兴建是社会主义影响下的政策，目的是为工人提供住房，而其空间的设计与理念，在于推动与实践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精神。罗岗老师指出工人新村是通过“空间生产”，在1950年代初进行城市发展的重新规划，从1949年之前的资本主义所生产的空间，重塑为“工人阶级”的空间布局。这是对上海半殖民大都会的空间改造，目的是要从建筑上改造整个城市空间，从而改变人民的日常生活模式。杨辰老师在研究上海第一个工人新村曹杨新村时便提出，工人新村解决了当年在上海的住房问题，提高了上海的工业生产力，并立起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旗号，让工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重视与提升。

　　曹杨新村，上海第一个“工人新村”

　　图片来源：网络

　　当年的工人备受尊重，工人本身亦对自己的工人身份充满自豪和珍视。正如我们的其中一位研究参与者T婆婆和我们团队老师分享说过，她人生中最开心的一天是收到可以去工厂上班的通知，她把那一天定为人生最重要的一天，远胜她结婚与生孩子的时候，因为她认为能够去工厂工作，为国家劳动是非常值得骄傲光荣的事。后来，她还获得单位分房，从此一家人有了稳定的居所。八十多岁的这位T婆婆，没法参加我们这次日记写作工作坊，因为生过大病，她的视力和听力大大减退了。但过去两年她都会在志愿者的搀扶下来到文化活动日的场地。在她的分享中，我们听到了1950年代的故事，也从她的回忆中感受到她对工人身份的认同。在2010年期间，研究团队举办关注疫情的活动，线上线下的日记写作工作坊T婆婆没有办法来参与，我们研究团队的章老师和徐洁同学便去了她居住的地方探望她。在T婆婆的回忆中，居住在工人新村是一份光荣，同时也肩负一种责任。为了回报国家的工人住房福利安排，T婆婆年轻时很主动地参与社区内的志愿者活动，一直到她年老了，身体也大不如前，才把楼组长和志愿者工作退掉。在本书中，我们记录了工人新村妇女们的故事，在她们的回忆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时代的缩影，以及工人身份与社会地位的变迁。

　　改革开放后的上海，城市化的进程中渗透着个人主义，城市中的新小区家庭单位的空间构造增加了隐私性，人与人之间提倡个人空间与距离，这亦是全球大城市发展的一个通病：城市人与人之间变得冷漠，以及邻居之间变得疏离。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工人新村坚守了它的时代特色，我们的研究利用了传统的质性研究方法与创新的研究方法，多方面切入与了解工人新村的日常生活模式，发现居民之间互助友爱的精神。比如说H阿姨在疫情暴发时第一时间跑到小区当志愿者去派发口罩，并到小区幼儿园维持秩序，协助儿童上下课。H阿姨的分享充满了深厚的社会主义互助和“大我”精神，在她的身上，我们看到工人新村基层家庭中妇女们秉承的集体主义。

　　另外，这种空间上的集体主义设计也造成了各家庭之间的联系和团结，也就是因为家中的房子和其他四个家庭连在一起，W阿姨在家中惨遭丈夫毒打的时候，她的生存希望便是家中通往其他家庭的大门，能够爬到大门逃出去求救，邻居会出来帮忙叫公安和居委会的老师，去制止一场又一场悲剧。W阿姨忆述，有一次她被打得头破血流，就在几个家庭共同的小通道上坐着，在邻居的安抚下等候救护车的到来。那次家暴，W阿姨的脸和腿被她丈夫打得需要动手术矫正，幸好得到邻居的协助她才得以获救。

　　家庭与家庭之间，因为工人新村的结构紧密相连。在1950年代至1990年代期间，家庭分配的房子有着公共空间的特色，几个家庭单位共用厨房与卫生空间，除了降低了建筑成本，也把家庭之间的空间距离拉近，推进了社会主义集体的生活模式。这与全球资本主义现代性影响下的独立家庭居住空间不同，追求隐私性、独立性、个人化的空间生产与工人新村的空间建构形成强烈的对比。

　　研究团队在收集工人新村妇女们的日常生活故事时，感受到新村里特有的人情味，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与家庭之间的互助得以被保存。但是也因为快速的城市发展，许多旧居民已搬离工人新村，妇女们会投诉租赁房不稳定的新租客们不守秩序，也有居民表达希望家庭与家庭之间可以有多一点私密与独立的空间等。而需要分享共用厨卫空间的家庭，也会抱怨邻居不够整洁卫生，造成了一定的生活困扰。在居民享受邻里互助之际，居民感受到城市化下居住空间的不同变化与模式，并提出了不同的诉求。在2000年，上海市政府推动“煤卫独用”的计划，改造工人新村的空间，迎合了新经济技术带来的日常生活中的改变，家庭之间不再共用厨房和卫生间，有了部分居民诉求的独立和隐私。

　　总括以上几点，本书收录了在工人新村中研究人员们所体会到的源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情味与邻里互助，而妇女们热心参与志愿者工作，正是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奉献精神，在城市化的冷漠与人民生活的个人化变革中，工人新村的特色彰显了它的功能与特色。正如社区工作者与我们分享的那样，上海的中产小资社区的居民较少热心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很难动员他们去进行社区工作，需要依靠商业化的物业管理公司协助社区工作的推动。相反，工人新村的居民秉承了志愿工作无偿劳动的传统特色互助邻里，在疫情暴发时也发挥了共抗疫情的作用。

　　02

　　对研究问题的回应

　　本书旨在探讨上海基层家庭中的困境妇女如何应对疫情带来的挑战，围绕这个研究问题，研究人员关注妇女们的日常生活与情感世界，从中分析她们在平凡的生活中遇到包括疫情在内的挑战所作出的应对。我们利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包括深度访谈法、口述历史，以及日记写作，收录了妇女们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并加以分析。

　　本书分为上、下两部分。上篇第一章中，我们介绍了有关工人新村妇女研究的研究目的、研究问题，以及研究内容等，也介绍了本项研究所采用的质性研究方法、概念和理论，以及本书大纲和作者简介。第二章是工人新村妇女口述简史。2017年至2020年期间，我们为六位基层妇女进行了深入的口述历史访谈，本章简述了妇女的人生历史。在第三章中，我们分享了基层家庭妇女们在疫情期间的日记，这是她们在2020年暑假期间参与由GenUrb上海研究团队为她们举办的疫情日记工作坊时写的日记。

　　本书的下篇为学术研究。在第四章中，研究人员剖析了基层家庭中的母女关系，工人新村的新生代如何体会在这些城市人口中的“老公房”里的生活，她们与母亲的关系又是如何受现代化、城市化等的挑战？透过C阿姨与女儿C的口述历史记录，我们分析了C阿姨对女儿教育的期望，并把一家人脱贫的希望寄放在女儿的身上。女儿C感受到家庭给予的压力，但也感恩这位佛系母亲的培育。今年女儿成功考上北京的一所好大学，居委会老师们也特意发消息给叶老师，跟我们说！阿姨的家庭成功脱离困境了。由此可见，教育最终成就了这个家庭并带给她们社会位置上升的机会。

　　第五章的研究与分析重心是疫情与照料经济和社会网的关联。在疫情暴发期间的生活细节中，我们整理出妇女们面对疫情时的照料劳动与疫情期间社区的管理技巧，居委会如何帮助居民渡过难关，并防止疫情在小区内大暴发。第六章分享了我们重要的研究发现：疫情不但加剧了基层家庭内部性别不平等的问题，也同时加重了基层妇女再生产劳动的负担。面对新冠疫情的影响，工人新村的妇女们积极应对，以细致的照料工作和情感付出应对疫情时期很高的照料需求。本研究也发现，工人新村社区里保留的再生产共享空间包括社区活动中心、食堂、慈善超市、图书馆等，以及居委会与贫困妇女一直以来互助互惠的关系网极大地支持了贫困妇女的日常生活和抗疫。

　　在第六章中，我们运用了情感理论去反思研究人员参与式田野观察的方法，以及与研究对象“互动互助”的田野经历。我们介绍了有关城市化发展与性别议题的研究缘起，还有我们举办的线上线下为期28天的日记写作工作坊。通过分享如何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我们建议软化研究员的社会角色，并通过建立感情与信任，去推动与实现“研之以情”的调研工作。

　　03

　　对邻里研究的思考

　　本书的研究选址于上海的工人新村，并于2018年开始进行质性研究的工作，这是定点研究的方法，亦是小区与邻里研究的一种。在城市研究中极为普遍，有别于那些需要研究人员“东奔西跑”的研究，邻里研究的研究人员集中在一个地域或场所运用各种研究方法收取质性数据，而不用在一座如上海的大城市跑不同的地方去进行调研的工作。

　　1957年曹杨新村内的文化组织：棋牌社与合唱团

　　图片来源：澎湃

　　邻里研究的特点在于地域或场所研究的集中性，需要研究人员进入选定的地点后对地点中受访与被研究的对象进行调研的工作，可以运用传统质性研究的方法。在邻里研究中，城市研究学者吴缚龙教授提出邻里依属感影响了居民对参与小区活动的投入程度，吴教授发现居民的投入感越强，邻里关系的稳定性便会更高。

　　在本书的研究中，我们发现我们的研究对象积极参与了社区活动。在疫情期间，也有妇女不顾自身安危冲到小区前线充当志愿者。我们了解到工人新村老一辈的居民对新村有着强烈的邻里依属感，她们为工人新村建立了稳定的人际网络，在疫情期间，积极担任小区治安的重任。相比之下，年轻一辈的居民，也就是老一辈居民的子女，对小区的无偿志愿工作很少会积极参与，而租房的居民，特别是外地户口的租客，更不会积极投入工人新村中的志愿工作。这亦是上海工人新村需要面对的社会问题：当老一辈居民慢慢离去，新村中的守望相助与社会主义集体生活的精神会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慢慢变为历史。倘若想把这种集体生活的精神存留，政府与地方管理的方案便需要重新考量现代化与城市化建筑理念背后所倡议的个体中心主义，研究物业管理与现代服务业如何可能让社会主义的互助精神得以延续，也让人与人之间的亲密与联系可以重新被重视。

　　本书通过为期三年的定点式邻里研究，发掘了上海这种大城市下的美好，以及还没有被城市化消融掉的人情味。全球大城市中产居民区普遍充满了个体主义，每家每户讲求的是私隐性、独立性的居住建筑设计，空间的应用更讲求距离感与间隔的重要性。这种城市发展使人与人之间变得疏离，在亚洲的大城市如东京、首尔、中国香港等地亦可以发现这种居民区的“冷漠无情”的社会现象，邻里之间互相不认识更不会联系，小区的管理依靠付费服务如上海的物业管理方案。在这座大城市中，本书研究团队观察到在21世纪我国大力发展城市化的大趋势下，上海的工人新村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1950年代时建立的社会主义精神与理念。当国家推动农村城市化进程，当年借鉴农村生活模式兴建的工人新村，或许可以抵抗城市化所推动的“冷漠”与“距离”，为当今的城市发展所借鉴。

　　04

　　对性别与妇女研究的思考从为“大妈”

　　正名的构想到再生产与照料经济的讨论

　　本书除了运用质性研究来调研工人新村中居民在社会转型和疫情期间所面对的困难与应对的方法，也是一项富有社会学与文化研究跨学科特色的妇女研究项目。在GenUrb研究团队的多次内部讨论中，我们反复思考如何去描述我们的研究对象，即居住在工人新村的女性居民。在日常的交流中，我们会亲切地称她们“阿姨妈妈”，每位阿姨的名字冠以她们自己的姓氏，便成了我们与她们之间交流的称谓。这与欧美社会使用妇女们的丈夫姓氏来称呼她们——如史蒂森太太的称呼方式——这种冠夫姓的文化有所不同。我们发现工人新村的女性居民在日常生活中保留了她们的姓氏，同时，在与街道和居委会老师的沟通中，我们也统称阿姨们为“妇女”。然而，在我们为阿姨们举办的文化艺术展览中，义务参与的艺术家郭庆玲老师提醒我们在宣传单中用“妇女”去形容阿姨妈妈们是否不够尊重她们？是否需要统一改为“女性”？

　　曹杨新村托儿所和集体食堂

　　图片来源：同济大学出版社

　　这几种称谓的变更，在我们的讨论中出现了多次，到底如何去称呼与描述“阿姨妈妈们”才是最合适的呢？在撰写本书前，研究团队一致认为沿用“妇女”是最适合不过的，除了社会工作的老师们之间也是用“妇女”“妇女工作”等去描述居住在工人新村的女性居民，我们亦严谨地考虑了多种历史因素，经商议后确定了使用“妇女”一词并非不尊重她们，而是认为这个称谓比用“女性”去描述这一群体更为合适。在性别与妇女史的研究中，王政教授提到当整理“女性”一词时，讨论了“女性”出现在我国历史中是在五四运动时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利用“女性”一词与“男性”作为二元对立的区分，同时亦促使“女”与儒家思想下的“女”分割开来。在当时，“女性”是现代化的新符号。而五四运动后，我们又有了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运动，沿用自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方二元论的女性/男性的二元观在这里已经不再适用。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以及推动男女平等的国家政策下，“妇女”一词会更让我们关注和重新审视不同女性复杂的家庭与社会角色。因此，本书利用研究的机会也展开了对妇女研究的重新思考。

　　工人新村里的日常 | 图片来源：关小西

　　在本次研究中，我们也发现了上海工人新村女性居民与她们的丈夫的密切关系。两性分工的上海文化特色亦在调研中被发掘，当中包括了上海男性承担家务劳动的普遍性，即上海话一般称为“买汏烧”的工作，意即买菜洗菜，烧饭烧菜。上海男性的“买汏烧”文化，被视为上海男性的优点，也代表了上海男性的男子气概。而在我们的研究中，有数位妇女的丈夫除了负责“买汏烧”外，在她们生病的时候全力全意地照顾和支持她们。疫情期间，H阿姨的丈夫因为担起了家务劳动而让H阿姨有时间和精力冲到小区前线担任志愿者工作，帮助小区的其他居民。在讨论与分析照料经济的时候，本书建议把当地的文化社会中，妇女与丈夫之间微妙而复杂的社会关系作为分析与思考的一部分。在我们的研究中，因为看到妇女们与丈夫的亲密关系的不可分割性，所以意识到在妇女研究的调研过程中加入访谈男性，以及聆听男性的重要性。在西方女性主义的探讨中，许多时候男性的角色是被分隔与批判的，我国在性别研究的讨论中也需要避免激进女性主义所带来的“厌男”式的偏激。

　　本书研究学者认为，性别研究特别是妇女研究，不是为了二元对立与分割，而是为了重视两性关系中的复杂、多元的社会关系。

　　因此，本书建议思考妇女们在家庭中的社会角色，妇女们是妻子，是母亲，也是她们父母的女儿。多种角色有着社会网络中的多重关联，在研究中分割妇女与任何一方的关系，都会造成研究分析的缺失或偏见。

　　再者，我们提倡讨论家务劳动与照料经济的时候，需要对妇女的角色与她们的孩子和丈夫的关系作一个更全面的探讨。特别在疫情期间，人们被迫困在一个屋子里的空间上与精神上的困境与挑战，使家庭关系变得紧张，两性的家务分工变得更为重要。

　　最后，在准备此书的多次讨论中，研究团队希望可以对妇女们与“大妈”的污名化作一个整理，遗憾的是我们的时间只够去撰写有关困境妇女和她们的家庭关系，而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多写有关当代我国社会污名化中年妇女们为“大妈”的社会问题。当中年的妇女们在面对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困难时，被无情地冠以“大妈”之名，此词不仅将中年妇女的社会与家庭的贡献磨平，更使她们普遍已作为母亲的社会角色被忽视。正如滕威在海螺社区的发文“‘大妈’：转型期中国的形象隐喻”中提到，“中国大妈”是“在金市震荡结束之后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接合了‘广场舞’而获得了更广泛的传播和认知”的社会身份，是从改革后经济起飞的“抢购黄金到聚众跳舞”的一个新的社会群体。“中国大妈”是一个符号，指涉了老龄化人口的社会问题和养老政策，也反映了公共空间集体活动的一个文化特色。而为什么是“大妈”被广泛污名，而不是“大爷”？这也是一种性别歧视的结果，使中年女性在文化位置与社会角色中，成为了“污名”的载体。

　　在此书的撰写初期，我们期望对“大妈”污名化的社会现象进行探讨。有媒体记者已进行了一些讨论，本书希望将来有学者能为中老年妇女们正名，并对“大妈”一词展开去污名化的工作。

　　05

　　对工人新村日常生活研究的思考

　　受访者C妈妈镜头下的工人新村日常生活

　　有关工人新村的研究，已经有大量的学者聚焦于它的建筑特色与历史背景，比如杨辰老师与罗岗教授的研究剖析了工人新村在1950年代的时代特色，但是以工人新村为对象的性别视角的研究至今仍然欠缺。本书记录了工人新村中基层家庭的妇女在疫情期间面对的困难与解决方案。本书只集中分析妇女们的情况，并没有探究男性在工人新村中的角色与他们在工人新村中的日常生活。因此，本书的研究团队希望以此书为基础，邀请其他学者与媒体工作者等老师们对工人新村进行更全面的社会学性别研究。

　　在筹备此书的过程中，研究团队成员进行了严谨的文献搜索工序，我们发现有关工人新村的研究以中国学者的中文论文出版为多，而英文的研究出版实在缺乏，研究上海工人新村的海外学者更少之又少。当城市研究、中国研究等海内外学者关注我国的城市发展时，工人新村的历史性、社会性等重要社会功能往往被忽视，而居住在新村中的基层家庭更是不被“看见”的社会群体。本书为一本中文著作，研究团队除了抱有将工人新村的研究进行性别研究与妇女研究的记录与分析，更希望把此书翻译为英文，以及其他语言，让更多的学者、学生，乃至于其他国家的读者能够了解我国工人新村的历史变迁与妇女们的日常生活，以及在疫情期间的挑战与应对。

　　在本次对妇女日常生活的研究中，我们把“平凡”的生活与“普通”的妇女作了理论化的重新思考与定位，在日常生活中，往往就是零碎与微不足道的事情，让我们了解到上海基层家庭的生活细节，并从诸多细节中分析与梳理它们与更大的政治经济以及全球资本主义与城市化进程的关联。

　　本书旨在指出日常生活与国家政策，甚至全球化的发展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不仅仅是表面上的我们在上海可以见到星巴克咖啡店、麦当劳快餐店等社会现象，而是更深层次的联系，包括基层家庭的生活模式，以及妇女们面对全球疫情大暴发的心理上的变化和作出的应对措施等，这些均受到我国与全球各国的政策，甚至全球化的商品流通与文化流动的影响。

　　因此，通过定点研究以及关注日常生活与疫情期间的日常政策，我们看到了上海工人新村基层家庭的妇女们所面对的心理层面的，也有物质层面的细节。比如其中一位妇女H姐姐在日记写作工作坊时，表示疫情刚暴发的时候，大家都慌乱地抢购口罩，然而她的家庭经济不容许她买价格已上涨几倍的口罩，她便在挣扎中，想到了用APP来买口罩，而且为了家人健康，她最终下决心购买日本制造的高价口罩，然而当她收到口罩时发现是中国制造便立即崩溃了。对于这种网络上的诈骗H姐姐感到异常的生气。在H姐姐的分享中，我们发现了基层家庭的妇女们在疫情期间碰到的“小事”，正与全球商品的流通有着特殊的关联，亦包含了妇女们的思维模式与情感上的反应。日常生活中的政治性、情感性、经济性都可以被深入理解与剖析。

　　06

　　对质性研究传统与创新的思考

　　本书引用了不少学者的研究，以不同的方法来进行分析与讨论。在本书的最后部分，我们将为本书运用的质性研究方法作结语和反思。

　　在本书的研究中，我们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来收取质性数据，从中建议使用“互助互动”的方式上让研究对象可以更投入与积极地参与研究项目。我们也提出了重要的一点，就是运用这些“互助互动”的方法背后，是因为我们深信研究人员需要“研之以情”，也就是说研究人员需要动用他们的情感去进行研究。最后，我们指出每次与研究对象，即阿姨妈妈们谈天、讨论、做活动、家访等等，在大大小小的各类接触中也是一个“心连心”的过程。我们重视与建议“心连心”，因为这是研究人员动用同理心与研究对象建立社会关系，从而收取质性数据的过程，可以破除研究的“冰冷”。

　　情感研究的女性主义学者Sara Ahmed曾提出，快乐是社会性的体现，而学者Lisa Blackman主张探究快乐的传染性。两位女学者对“快乐”的社会性与传染性进行了哲理的、社会学的探讨，在此我们也强调质性研究的各类研究方法，均会生产不同的情感，快乐的情感也可以是其一。正如T婆婆跟我们分享过，她生大病的五年中，每天待在家里很闷，来参加我们文化活动的那天，是她过去五年最快乐的一天。在举办的各种活动中，比如本次与疫情有关的疫情日记写作工作坊，便记录了阿姨妈妈们的欢笑与泪水，当然也有沉默与疲累。在工作坊中，要求上了年纪的妇女们一直拿着手机和我们通过微信视频去活动、去分享，绝对不容易。这些情感反应，包括快乐，感染了参与活动的研究人员与研究对象。

　　西方学者John Locke也提出快乐是有目的性的，也包含着情感与物件之间的接触而至产生各类情感。本书作为一件文化物品，我们希望它的出版可以推广情感研究，让研究人员以“研之以情”的愿景，多理解与体会基层的、弱势的社会群体。

　　最后，本书希望质性研究的学者们、学生们，不要把研究视为一种“冰冷”的工作，试着也“研之以情”，不要用冷漠的心去研究、去分析。我们希望读者们能够在翻阅本书时，或多或少因我们的快乐与热情而动容，被阿姨妈妈们的“不容易”所打动，让我们能够一起对生活中的“平凡”有所思、有所想。

　　作者简介

　　叶子婷：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文化分析研究院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文化产业管理系助理教授，研究方向包括城市研究、性别研究、移民研究、后殖民主义理论、全球化理论、情感理论等，相关研究发表于《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Global Media and China》等学术期刊。

　　章羽：复旦大学社科学院博士，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性别与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密歇根大学性别与妇女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关注议题包括三线建设中的妇女，城市化发展中的社区妇女，曾主持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专项课题一项。

　　刘希：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博士，西交利物浦大学中国研究系助理教授，她的研究方向包括性别研究、中国文学研究、女性主义文艺理论等，研究发表于《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妇女研究论丛》等学术期刊，著有《“话语”内外：百年中国文学中的性别再现和主体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