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赢的几次劳动争议官司(二)
应聘《某某杂志》副主编
大概在2009年八月份吧,我在智联网上看到某某杂志招聘副主编,就给他们发了简历,大概半个月后,通知我去面试。杂志是私人投资的杂志,刊号来源不详,有几家合作单位,社长(老板)周某据说深圳服装商人出身、曾创作小说。
面试时,社长跟我说当副主编要从记者做起,我也从记者做起,试用期三个月,工资三千五,转正后工资四千并签合同,从试用期开始稿费另算。但转正后工资并没兑现四千,合同也没有及时签订、社保也没及时上,这就为我后来申请劳动仲裁埋下伏笔——自从与《世界博览》杂志官司败诉后,我到哪里上班都第一时间悄悄留下与聘用方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屡试不爽)——甚至面试时偷录交谈内容。
该杂志实行坐班,但比较宽松,上午十点到就行。我大概是9月初开始上班,到11月底走人。
在该杂志期间,我做过的报道最值得一提的是《山西煤矿大整合》——2009年10月我赴太原、大同所做的调查报道——感谢社长、编辑部主任信任,在我没有任何新闻线索的情况下派我赴山西调查采访,我也不辱使命,圆满而归——本来此篇万言大稿刊发当期封面报道,但恰巧南方电网给杂志30万举办论坛赞助,于是,南方电网稿件占据封面。
本来,这篇稿件也是我开始成为杂志封面报道记者的开端,此前的封面报道主要是我《法制早报》原同事(大专毕业)完成——她在报社时仅仅为辅助版面小记者,后跳槽到《国企》杂志跑能源口几年,成为这个领域成熟记者。她不坐班、但每次来办公室都要给社长回报业内动态、大事等。
杂志副社长姓张,女士,长得不算漂亮、但也绝对不丑。她主要负责经营,比较善于交际、跟国资委系统官员关系比较熟络。曾不止一次跟大家聊起与官员一起在高档会所吃饭,一个青菜价格就上万元。
据女社长讲,一次吃饭,某主任(应该是副主任,但习惯都叫主任)说这个酒不错,饭后走的时候随从就给主任打包两瓶,陪吃官员也一人一瓶——反正公款买单——所以反腐败的“八准八不准”出台真是应该,不然这些狗官随意挥霍国有资产且无人监管。
周、张二人都没上过大学,实际文化水平也不高,但多年商海履历,也令他们在文化产业领域长袖善舞。尤其现在,周十来年领军该杂志,在此领域也很有积累,也是能源领域内行了。
当年该杂志堪称大手笔之作是拉大旗作虎皮——通过国资委一个黄姓副主任在离任之前(后去中国工业协会或中国机械制造协会当会长),把杂志挂到国资委旗下,变成国资委“主管”——此事未经时任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审批与知悉——当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获知此事后很发火:“我们什么时候有了这么一个杂志?我都不知道!”不过,此事木已成舟,估计李荣融也不好断然把该杂志剥离出去——毕竟它就打个旗号,也不需要国资委一分钱,相反,有关人员还能获益,多烧香少载刺吧。于是,国资委网站就继续挂着该杂志。有了国资委“主管”的身份,该杂志广告经营如鱼得水、获益颇丰。
始料未及的“牺牲品”
为了让杂志的质量更上一层楼,社长积极寻求外援,因为当时编辑部采编业务是编辑部主任主管,但编辑部主任呢,资历资质的还不够、本身各方面经验还嫌不足。他上海国政研究所俄罗斯能源方向研究生毕业,之后在《国企》杂志当过几年记者。2008年《能源》创办后,跳槽过来当了编辑部主任。
杂志曾跟国资委合办一个论坛,当时国资委两个负责人,一个副主任还有一个什么负责人讲话,但发言稿由我们杂志负责撰写,女副社长来请我帮忙,她说编辑部主任比较年轻,思想深度还不够,所以,写不出来领导讲话稿。
开始,社长聘请迟宇宙当主编,但他要50万年薪,杂志拿不出来。我现在还记得听说请迟宇宙要来时感到意外,觉得他不太可能来,事实也是如此。可社长非常玻璃心,看到我不相信,马上有些不服气且愠怒地质问我:“你觉得迟宇宙不可能到我们这儿来吗?”看到社长面部肌肉略微抽搐变形的表情,我赶紧说:“能够能够!”以抚慰他脆弱的心灵——尼玛明明就不来,还打肿脸充胖子嘴硬。
后来社长退而求其次,请了一个湖南地方杂志主编王某过来当执行主编,年薪接近20万,此人曾为《中国企业家》杂志记者,他来的时候有一个要求,就是要带两个人来当记者,这边也答应了他。但这样编辑记者超员了,按照末位淘汰应该排名靠后的,但王某却从前开刀,想把我和我原同事赶走——我原同事十月合同到期,但杂志一直没跟她续签,她也不知道会不会续签,有点捉鸡、又不好意思问。
王某的做法就是占位,因为他带来的两个小兄弟嘛,如果淘汰末位给他们让位,他们只能采写辅助稿件,待遇薪酬肯定偏低(比如稿费肯定不高)。但如果把我和我原同事赶走,他的两兄弟就可以担当封面报道与重头稿件采写,这样薪酬与稿酬标准都更高——我和原同事在《能源》杂志的工资标准就比其他记者高些,采写稿件版面靠前、篇幅更大,稿费也多些——我一篇《山西煤矿大整合》稿费就两三千元。
我原同事工资四千,一个月稿费挣三、四千,月收入加起来七八千元,而编辑部主任工资才五千元,他不写稿就没其他收入了。
办公室主任兼司机和编辑部主任跟我谈时我当然不服了,平白无故地让我走人!所以我就闹起来了——我假装要打办公室主任(后来知道他是社长堂弟),编辑部主任挡在中间使劲劝我,哈哈,其实就是因为他在我知道打不起来,才故意吓唬对方的。外面王某听到会议室吵闹,就冲他两个弟兄使了哥眼色,两小子马上就冲到屋里来了——这是其他同事告诉我的——编辑部同事其实都不欢迎王某等人,因为改天王某就可能把屠刀挥向他们。
后来,女副社长就跟我解释原因,向我表示歉意。我就提出赔偿、与补缴社保,但没有获得满意结果,于是,我就申请劳资仲裁——我从第一天上班就预先保留证据,这下正好使用。
我这一闹吧,实际上就把我原同事给救了,因为杂志社怕她再闹就麻烦了,所以就跟她续签了合同——之前她一直暗中支持我。她去《中国企业家》杂志打探王某底细,说《中国企业家》杂志评价王某“人品不好”——我感觉符合事实!然后她又打探社长底细:以前深圳卖服装、假装写小说……
杂志想跟我和解,但不满足我要求我坚决不同意。2010年三四月份开庭那天,他们没请律师,派来司机当代表,让编辑部主任来说服我、劝我和解算了,说杂志社给你上社保都缴了1万多元,还要补偿我七千五百元,有点承受不了,我一听算啦,让一步吧,不然编辑部主任回去也不好交代。我说补偿五千元,可辣个女副社长正是小鸡肚肠、斤斤计较,还跟我讨价还价,她电话遥控指挥司机,只愿意给我四千五百元,我就同意了——反正教训他们的目的达到了,少几百元也没事。
公积金我也投诉过,但因为相关证据材料不足,没有告成功——我原同事很不满意,因为她还等着我把事情办成她沾光呢,她也想有公积金啊。但她还在杂志上班,不敢去申索啊。离开不久,我让杂志编辑部一位原同事帮我捎带我之前落在办公室东西,见面不久,恰巧她给这同事打电话约大家周末去她家聚餐(她得赶紧跟大家套近乎,免得被王某挤走没人帮说话),这同事说陶勇在这里,结果她在电话里里根本没反应(没必要理我了)……
我离开后,听还在的同事讲,杂志开始跟每个员工进行登记上社保了,那个张女副社长说:“我们以前不懂这些,陶勇给我们上了一课!……”哈哈哈哈哈,我是杂志社周社长、张女副社长的社保导师!当时的员工更要感谢我给他们带去的福祉,哈哈哈哈哈哈哈。
大概两年后吧,执行主编王某从杂志消失了,编辑部主任上位杂志执行主编(现任总编)。
【文/陶勇,本文为作者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