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型媒体掩盖这个国家发生的重要事情

　　作者：维森斯·纳瓦罗 魏文编译

　　如果您访问美国，可能看到这个国家主要的新闻媒体对特朗普总统的巨大关注。实际上，他的活动集中在工作日的政治新闻，日复一日，从他的任期开始就是这样。媒体的这种报道趋势是负面的，放在首位的是批评他的做法、造假、粗鲁，很少有总统气派的走调，等等。在西班牙主要的新闻媒体上确实也发生同样的事情，对那个国家政治形势的报道是屈指可数的例外，相当缺乏。我不是正面评价特朗普总统的形象的人。完全相反。但是我认为这时新闻媒体让这个人物有如此高的能见度和众所周知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因为这有助于造成美国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对特朗普的行为的感觉，忘记这个国家政治生活中最大的现实问题是居民中很重要的一个阶层投了特朗普的票，很可能继续投票给他，因此不排除在下次美国总统选举中他再次当选的可能性。

　　我想重复的是似乎奇怪的是美国最大的问题首先不是特朗普，而是大多数白人劳动者阶级(他们是劳动者阶级的大多数)投了他的票，可能继续投票给他。这不是说其他的许多社会团体和阶级也投票给他。但是在特朗普的胜利(特别是那个国家的工业州决定了这个胜利)，美国最有决定性的团体和发挥关键作用的是白人的工人居民区，其中某些地人在以前的选举中确实曾经投票给候选人奥巴马。更加令人担心的事情是白人劳动者阶级的这个阶层继续是非常忠实的。根据最近的民意调查，原来投票给特朗普的人80%将再次投票给他。没有另外的任何候选人拥有像特朗普的选民这样高的忠实程度。这是在这个国家存在的大问题，对此媒体没有说话。同样令人担心的事情是特朗普政府的这些年期间，民主党(美国两党制度的另一个政党)几乎没有关注为什么这个人物赢得了选举，而民主党失败了。实际上，民主党经常耻笑特朗普的形象，而不是分析人们为什么投票给他，故意无视正好是民主党历届政府实施的公共政策造成他们投特朗普的票。在这里更多地集中在这个人物身上，很少注意民主党在特朗普的胜利中有巨大的责任。

　　特朗普胜利的原因：民主党建制派的新自由主义的公共政策

　　所有的情况明显地表明是是民主党的政治建制派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的公共政策与劳动者阶级的大多数对抗，他们感到被这个建制派完全忽视了。实际上这个建制派是在是在错误的设想之下行动的，即认为在这个国家已经不存在一个劳动者的阶级。在它的理想的根据中，它的社会基础过去和现在继续是中产阶级，因为它承认劳动者阶级或是已经消失，或是已经变成中产阶级(确实对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发生了某种类似的事情，其中包括西班牙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在这里民主党还没有消化掉特朗普的胜利，不理解它的选举的基础正在发生的事情，包括从几年前一直在放弃这个党的劳动者阶级，这个党曾经叫“人民党”，现在可以确定为“金融资本的党”(“华尔街党”)，它的重要的资金来源之一是华尔街的银行，包括前总统克林顿是总统候选人以及希拉里·克林顿当候选人时的资金来源。

　　民主党的特点是推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

　　民主党从克林顿总统的时代起，与英国工党的托尼·克莱尔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格哈德·施罗德一起创立 “第三条道路”，是工业的全球化和资本运动的旗手，助推了美国的去工业化(白人劳动者阶级就业工资更高的部门)。由美国大企业界(在美国人们熟知的企业类，也就是说有产者的阶级和国家的大型工业公司和服务的企业的管理人员)推动的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对全球主义的政策的支持。这种意识形态不仅代表放弃凯恩恩斯主义的公共政策，也放弃那些试图使资源分配有利于劳动界的政策。但是重要的是指出克林顿在1992年当选总统不是作为新自由主义者出现的。完全相反。他靠一项具有许多来自民主党内左派的竞选运动许多成员的计划获得那次选举的胜利。这些左派领头的是杰西·杰克逊，此人在1988年党内的初选中战胜了党的机构的候选人、马萨诸塞州长杜卡基斯。

　　杰克逊和他的“彩虹联盟”(民主党左派的联盟)的巨大胜利说明克林顿将许多进步的建议变成他自己的建议，比如制订一项全国的卫生计划，这在美国还不存在。这些建议助推了他的胜利，但是他获得胜利后很快抛弃了这些建议。实际上他不仅抛弃了“彩虹联盟”的大多数曾经变成他的建议的建议，而且甚至批准了某些更有利于企业界的建议，在他之前的老布什曾经推动这些建议。其中最重要的建议是美国和加拿大、墨西哥的自由贸易条约，在美国国会获得通过，民主党的多数人反对，得到共和党人和美国南部的民主党人(民主党最保守的阶层)的支持。这项措施引起劳动者阶级的巨大愤怒和拒绝，他们决定在1994年的国会选举(克林顿胜利两年以后)中弃权，此事造成共和党在国会两院的大多数，当时被称为“共和革命”。实际上那次选举的结果是克林顿领导的民主党的失败，而不只是共和党人的胜利。

　　第三条道路新自由主义的后果

　　作为“共和革命”的后果，克林顿再次将由共和党人推动的新自由主义的建议作为他自己的建议。这样做的结果，使劳动者阶级的工资和购买力下降，从那时以来一直在继续下降(甚至是在奥巴马总统执政期间)，这样在美国每小时的最低工资仅为7.25美元(由购买力的单位标准化)，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内部是最低的工资之一。欧盟15个国家平均每小时最低工资是9.2美元(不包括瑞典、丹麦、意大利、芬兰和奥地利)。在西班牙每小时最低工资是6.9美元，是欧盟15个国家中最低的一个。

　　重要的是指出类似于克林顿式的新的民主党的演变，由于逐渐失去它的选举的基础(首要的是劳动者阶级)的社会民主党也发生在欧洲，在它变成新自由主义的时候，不再是成为社会自由的社会民主党，采取明显有利于公司阶级的新自由主义的公共政策。这就是极端右派发展的原因。这是一个在北大西洋两岸的许多国家特有的现象。

　　社会民主党转变为社会自由主义有许多原因，但是有特别利益的原因之一是这些党的资金来源的变化(越来越依赖于来自公司阶级的资金)，以及它的人员构成和领导人的变化，他们所有的人都属于受到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有文化的中产阶级)，与劳动者阶级缺少任何联系，无视他们。

　　民主党所谓的“现代化”重新分配的政策被机会均等的政策取代

　　民主党远离劳动者阶级和更多地接近公司阶级(“第三条道路”的特点)说明他们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和重新确定再分配的政策的承诺，从那时起有利于资本和有钱有势的集团的的收益，其代价是降低劳动的收入。在那个国家(美国)关于收入的分配的数据表明了这这种情况：劳动的收入下降了，从1993年(克林顿开始他的总统任期)占国家总收入的63%下降到2018年的60.5%。继续执行这类政策造成不平等的大幅度增加。这样，根据伊曼纽尔·赛斯和卡布列尔·苏曼最近题为“不公正的胜利”的研究，400个有权有势的家族积累的财富超过所有低收入的家庭财务财富总额的60%以上。0.1%的富人的财富超过低收入人群财富总额的80%以上。实际上对于这类家族的收入征收2%的税，对于消除那个国家的贫困就是足够的收入。

　　民主党的这个变化伴随着作为变量的社会阶级的类别的消失，以便理解这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的现实。统治阶级(在美国是公司阶级)的巨大权力在一个国家的分析和思维中解释社会阶级类别的消失(包括美国，在这里统治阶级的权力是很大的)。实际上，这种现象也发生在西班牙，在那里几乎没有人谈论社会的阶级。代替它是种族和性别的类别，集中在不平等的问题上。

　　在美国这种变化伴随着另外的现象：再分配的政策被有利于机会均等的政策所取代，目标是结束种族的和性别的歧视(但是不是因为社会的阶级)。这样民主党自己曾经企图和现在想继续作为机会的政党出现，保障所有的美国公民有达到社会的顶层同样的机会。它的行动的中心在联邦立法的领域，制裁和惩罚因为种族和性别的歧视(但不是因为社会的阶级)。这些政策为垂直的活动提供便利，特别是在将非洲裔美国人(在次要的程度上将拉美裔美国人)和妇女纳入美国的公共机构(在次要的程度上纳入私人机构)。它的最高表现是选举一个非洲裔美国人(奥巴马先生)作为总统，和一个女总统候选人几乎获胜。少数族群和妇女在政治权力结构的纳入和结合出自一个社会阶级的限制条件的原则，因为他们是大多数，这些被结合的人属于职业的中产阶级，只有极少的人属于劳动者阶级。

　　南希·弗拉塞的批评和“进步的新自由主义”的观念

　　但是南希·弗拉塞在认为克林顿主义是社会运动—公民和妇女权利的运动等—与民主党的联盟时搞错了，确定这种联盟作为进步的新自由主义。她的意图是变成一个女的政党，比如对这些在美国的政治建制派中间发出警报的运动广泛的阶层的激进化做出回答，特别是在民主党内。民主党通过试图增选他们的领导人和工具化回应这种威胁(部分获得成功)，在公司阶级的统治下在一个由力量的对比确定的环境中，将他们纳入权力的结构。企图以此稀释对于现存的秩序造成不稳定的任何威胁。

　　社会运动的激进化和民主党遏制它的企图与女权运动

　　请看在美国存在的最大的女权运动，它积极支持希拉里·克林顿作为总统候选人(在奥巴马政府里她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最高的维护者)。女权运动的领导在她们的计划中加入新自由主义的视角，仅代表妇女的一个阶层和保卫妇女权利的运动：这个阶层由属于受到高等教育的职业的中产阶级(有文化的中产阶级)的人员组成。在美国这个社会阶级和新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过去和现在是深刻地反对社会主义的：在民主党的初选中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企图破坏社会主义者的候选人伯尼·桑德斯，民意调查表明他可能赢得总统选举。这种对左派的敌视也包括强烈反对反建制派的持不同政见的女权主义者，她们被边缘化和受到歧视。这些左派阶层的继承者来自民众的阶级(比如亚历杭德里亚·奥卡西奥·科尔特斯等)，她们代表着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没有掩饰地出现，成为伯尼·桑德斯领导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

　　黑人居民的解放运动

　　黑人的解放运动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在它的来源中可以看到与黑人居民大多数的解放运动与劳动者阶级大多数的解放相结合，以至于马丁·路德·金在他被暗杀前的一周确定“阶级斗争”是社会的现实，更多地影响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这成为这个国家生活的基本点。从这里推动联盟，甚至是所有保卫由公司阶级和它的政治的和媒体的建制派统治的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的受害者的运动的汇合。这样推动民权运动与工人运动的汇合，将这两个集体的解放联系在一起。对马丁·路德·金来说，社会的阶级是对联盟提供便利的横向因素，他揭露种族主义成为公司的阶级用来分裂国家的劳动者阶级的机制和意识形态。

　　但是民主党的政策不支持这项战略。相反，它实施的战略和政策试图在体制内整合每个分离的团体。在黑人居民情况下，援助类型的公共政策的目标是在权力结构的内部整合他们(由于奥巴马总统的选举，这个想法达到它的最高表现)，这表明这种战略的局限性：黑人居民的生活水平在他担任总统期间没有改善。

　　提出这个看法并不意味着象征性的因素是不值得的。但是它的重要性取决于它出现的环境。在巴尔的摩劳动者阶级和黑人种族的福利和生活质量在白人市长变成黑人市长几年以后并没有改善。新自由主义的政策继续实施，甚至是有了一个非洲裔的黑人女市长，她否决了在一个正是非洲裔美国人占居民多数的城市提高最低工资。这样在国家不同的州新自由主义的民主党实施的少数族群和妇女的结合首先服务于更好地推动新自由主义。

　　特朗普拒绝进步的新自由主义的结果

　　被误称为“进步的新自由主义”正是造成由于实施它的政策损害最大的团体中间遭到异乎寻常的谴责，这主要是普遍的民众阶级的阶层特别是劳动者的阶级的谴责，这曾经是对特朗普的大量支持。桑德斯可能引导这种愤怒，在竞选运动期间这事发生了，对他最大的支持来自劳动者阶级和青年，也如同现在正在发生的情况一样。来自民主党的机构对他的攻击和破坏他作为候选人曾有助于特朗普的成功，特朗普作为反对建制派的候选人出现。更多忠实于特朗普的选民是深刻地反对全球化的，感受到联邦政府是他们的问题的根源，这是由于它当然专门关注少数人和(高收入的)妇女，由他们付出代价(男人或女人)，对于移民过多的忍耐。特朗普不是一个愚钝的人，非常狡猾，他用一种非常容易接受和很普及的的语言提供这种感觉，大量的内容是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主义，依靠一种反建制派的行为帮助模糊和掩盖他非常有利于公司阶级最反动的成员们的政策。

　　他对外的民族主义建立在种族(白人种族)至上主义、大男子主义、深刻反民主的专制主义和考迪略主义的基础上，汇集了欧洲法西斯主义的特性，只有一个例外。欧洲的法西斯主义(也是统治阶级破坏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工具)不是反对国家的，因为它与在满足工人阶级的基本需要时与工人运动竞争。相反，特朗普主义则是反对国家和反对社会的公共政策的。是一种更自由的法西斯主义，类似于沃克斯，而不类似于勒庞。对于民众阶级的民主和福利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选择是什么?

　　在美国公司阶级有巨大权力的原因之一是抵抗运动的雾化和自主权，这个事实也正在欧洲发生。在美国与西欧不同，在它们之间没有有利于横向的运动。“彩虹联盟”是一个例外。它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社会运动联盟。但是甚至这类联盟没有一种有助将不同类型的剥削联系起来的意识形态，以便确定一项未来共同的计划。缺乏一项群众的社会主义计划帮助将社会阶级的剥削与种族的和性别的剥削相联系，比如削弱了这些运动中的每一个运动，结果为了民众的支持而竞争。

　　在西欧社会主义有一个广泛的社会基础，这有助于在人类解放的一些方面取得进展。这不是因为偶然，这些国家在阶级的剥削(造成不平等)、性别和种族的剥削低于欧洲北部的国家，政党属于从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大部分时期统治的政治传统。在这些国家不存在强有力的女权运动。但是妇女比在美国有更多的政治、社会和劳工的权利，在美国这些权利受到严格的限制。政治环境是决定性的，在美国这种环境在不存在一项共同的计划的时候，非常有利于摆脱不同原因的压迫。令人担心的事情是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模式也正在欧洲扩散。实际上在欧洲极端右派的发展还没有达到美国的规模，在美国统治的政党共和党已经是一个具有法西斯主义特性的极端右派的政党。这在美国是新情况，非常令人担心。特朗普是一个症状，但不是原因。不这样看的人就是个大问题。

　　民主党的候选人

　　对这种“所谓进步的新自由主义”(今天由一位妇女代表，即民主党的领导人南希·佩洛西)的选择是伯尼·桑德斯，他没有掩饰地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将普遍性质的公共政策作为参考，管理所有的公民。这相当于20年前斯堪的纳维亚北方的社会民主党。在青年和劳动者的阶级中间很得民心。不用说他必然是被美国政治--媒体的建制派最仇恨的人物之一，它们利用所有力所能及的手段破坏他。另外的候选人是伊丽莎白·沃伦，这是一个新奇的人物，因为尽管她来自一个低收入家庭，被迅速整合到机构中，变成哈佛大学的教授。在这个阶段迅速上升，她曾持有新自由主义的立场。但是她变了，逐步采取更接近桑德斯的立场，可是她明确说自己不是社会主义者。实际上，她确定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和“直到骨髓是资本家”。她在受到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中间特别得民心。更好地代表克林顿最保守的遗产的人是乔·拜登，他曾经是奥巴马执政时的副总统，明显地代表传统的民主党。与特朗普相反，他是一个总统类型的形象，是奥巴马政府的继承者。这个党一直企图破坏特朗普，根据是今天这个总统的行为很少像总统的样子。它反对特朗普的计划的中心目标已经表明将这个政府与俄罗斯政府在他作为商人在房地产的事务中的联系，后来在总统选举中在他与克林顿夫人的选举争夺中曾要求普京帮助。但是这类问题对于普通的流动的公民来说没有特别的重要意义，这些公民知道这个政府强烈地干涉过其他国家的选举，认为其他国家企图干涉他们的国家的选举是正常的(尽管不这样)。

　　现在人们的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特朗普与外国的人物和国家关系上，以便在下一次选举运动中帮助他，向他提供有用的信息。为了个人的目的利用国家好像是他的财产一样，这就是特朗普典型的事情。这是可以揭露的。但是对他的选民没有引起很多人拒绝，因为他们知道政治制度的腐败。实际上特朗普的吸引力是他的表现在正常情况之外，因为他清楚地做其他人掩盖要做的事情。跳过斗牛场所有的协议和他的总统职务的伦理条件。他反对建制派是很有诱惑力的，打破所有的规则。他批评媒体是常见的，因为这些媒体是很不得人心的。

　　民主党应当做的事情，除了自我批评之外，是看到正在强加于人的政策如何在给他投票之前正在损害居民：劳动者阶级。但是为了发生这种事情需要这个党进行自我批评，这是困难的事情(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就是问题。美国的两党制度是很少民主的，机构明显分裂，反对任何变革，如同也确实发生在西班牙的情况一个样。我很担心民主党没有变化，在美国很少发生变化。(作者维森斯·纳瓦罗是庞贝法布拉大学政治科学和公共政策教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政策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