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解决卡脖子问题”靠不靠谱？

　　近日，一些自媒体就“中科院把美国卡脖子清单变成科研任务清单”一事发表网文，在网络上引发了一些讨论。

　　这些文章和网络评论观点大同小异，无外乎说科技、技术、工程是不同的概念，有不同的组织模式。卡脖子问题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应该依靠企业来解决，而中科院主要是搞基础科学研究，将卡脖子清单变成自己的科研任务清单并不“靠谱”，有明显“越界”之嫌。

　　这个观点看似有理有据，实则不太能经得起推敲。

　　因为支撑这一观点的理论已经滞后于创新实践，论据粗略而有失偏颇。

　　为什么说理论支撑已经落后于创新实践呢?我们知道，科学、技术和工程概念体系起源于万尼瓦尔·布什的《科学：无尽的前沿》报告。

　　在这份报告中，万尼瓦尔·布什提出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工程学相互区隔、前后引致的线性创新模式，并认为应该采取差异化的支持政策。

　　1945年发布的这份报告奠定了战后美国科技政策的基石，产生了“永恒的、抽象的”影响。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人为把科学、技术、工程相互割裂的思想反而制约了创新的发展。

　　一些学者从不同的方面对布什的理论提出异议。

　　1997年托克斯提出了著名的巴斯德象限，指出在纯基础研究(波尔象限)和应用研究(爱迪生象限)之外，还有一个由解决应用问题产生的基础研究可以称为“巴斯德象限”。

　　巴斯德象限的基础研究不仅可以产生新的知识，还能提升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

　　2016年哈佛大学教授文卡希·那拉亚那穆提出版了《发明与发现：反思没有止境的边疆》，进一步批评线性模型，提出了发明—发现循环模型，认为基础研究(发现)和应用研究(发明)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循环往复的。

　　这一模型更好阐述了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的内在关系，也更符合科技创新的实际。

　　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发展，科技创新的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基础研究转化为实际应用的速度越来越快，科学与技术之间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很多关键核心技术很难说是科学的成果还是技术的进步。

　　比如说，与半导体产业相关的量子霍尔效应、集成电路的发明和光纤技术的研发，既可以说是科学(发现)，也可以说是技术(发明)，很难严格区分。

　　又比如，在5G技术中，华为的核心技术Ploar极化码就是由一位数学家完成的。

　　今天我们很多所谓的“卡脖子”技术其实也是“卡脑子”，是基础研究滞后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