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是源于新权威主义吗？
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日本、韩国和台湾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日益引起西方学者的关注。研究这一地区经济“奇迹”的专著可谓是汗牛充栋，其中有相当多的学者已经注意到政府干预在东南亚地区经济发展中所充当的积极作用。他们发现这一地区，尤其是韩国和台湾，经济的重建以及其后的快速增长与其强政府的干预有着直接的关系。一些人甚至已经对西方正统的发展理论提出质疑，因为根据这些理论，政府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只应该扮演一个间接的、作用有限的角色。在东亚地区政府干预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密切相关性。随着这一结论被越来越广泛地接受，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因素使得东亚地区的政府如此积极地追求工业现代化和快速经济发展的目标？又是什么因素确保了该地区政府干预获得成功？
根据古斯塔夫 保潘尼克(Gustav Papanek)的概括，西方对东亚地区经济奇迹的解释大致可分为两派，即文化解释派和经济战略解释派。前者强调日本、韩国和台湾经济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其文化传统，诸如儒家文化影响下的民族精神，政治体制以及社会人际关系；而后者，也可称为“理性”解释派，则强调东亚经济奇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政府所采纳的“合理”的经济发展战略。两者各持己见而漠视对方的见解。其实，东亚的经济发展成就不能单纯地解释为文化的影响或者是政府对发展战略的正确选择。如果把日本、韩国和台湾三者的经济发展经验看作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我们就不能机械地分割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事实上，除去那些特别的历史事件和机遇(如冷战期间美国的扶植和大量援助)之外，社会文化遗产、经济的处境和政治结构以及体制都对其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正确的发展战略要获得成功，还必须依赖于政府干预的有效性和持续性。因为对后发展国家和地区来说，战略发展不应该是一种为解决眼前困难的权益之计。恰恰相反，它应该是一个具有持续性和阶段性的过程。它的成功要求政治精英有强烈的、持久的发展动机，有相应的政治以及经济干预能力。换言之，发展政策的连贯性、政治的稳定和政府贯彻这些政策的能力是战略发展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而这一切又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结构和文化传统有着必然的联系。
基于上述的认识和理解，我将从四个方面来阐述东亚发展模式的基本特征，以期更好地了解政府干预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试图回答上面提出的两个问题。首先，我将阐述政府干预和战略发展计划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情况。接着我将讨论权威主义政权在政治稳定和启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第三，我将探讨工业化和快速经济发展期间国家－社会关系中的国家自决的意义，第四，我将讨论行政能力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在结论部分，我将总结权威主义政权在东亚发展模式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其所面临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