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领中的牛马：以色列控制下的巴勒斯坦劳动力

　　作者：安德烈亚斯·哈克尔（Andreas Hackl），爱丁堡大学社会人类学家，专注于中东地区的自由撰稿人

　　译者：伊里奇 编者：燕归来

　　来源：《新人道主义者》（The New Humanitarian），2017年8月2日请关注我们以获得更多信息：

　　有能力的读者可赞赏，所获赞赏将集中帮助巴勒斯坦人等灾难中的人民

　　原编者按：这篇文章反映了2017年时巴勒斯坦人在占领中对以色列工作机会的依赖。而在加沙战争后，情况又有所改变：以色列犹太人不敢再雇佣巴勒斯坦劳动力，许多巴勒斯坦人乃至阿拉伯裔以色列人失去了工作，巴勒斯坦领土的失业问题更加严峻。经济命脉牢牢控制在以色列当局之手，破碎的巴勒斯坦国绝无独立发展的空间，只有解除占领才是唯一的出路。

　　图1：某段隔离墙的缺口，位于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每天就从这类缺口偷偷到以色列打黑工，再返回巴勒斯坦的家，如是生死疲劳。

　　亚塔（Yatta），在靠近分隔以色列与约旦河西岸南部的混凝土隔离墙处，一辆汽车驶过一个贝都因人(Bedouin)定居点，离开主路转入一条土路，随后拐进一片田野。它停在隔离墙的一处缺口旁。三名男子下车，迅速穿过豁口，在墙的另一侧——以色列境内——被人接走。

　　(译者注：贝都因人，来自阿拉伯语“badawī”بدوي，意为“沙漠居民”特指游牧的阿拉伯人，如今“贝都因”更多指具有游牧传统的阿拉伯部落及其后裔，而非严格的生活方式)

　　再往西，地形变得多石且起伏。四驱车将一群群男子带到隔离墙的另一处断裂点。当乘客们下车时，一辆汽车朝他们疾驰而来，卷起巨大的尘云。这些巴勒斯坦男子上车后，汽车迅速驶向一座以色列城镇。

　　这一切每晚都在约旦河西岸第三大城市亚塔（Yatta）附近每隔几分钟就重复上演，尽管这座城市看起来并不像“大城市”：这座城市位于希伯伦（Hebron）以南，坐落在尘土飞扬山丘上，拥有6.5万人口，但其老城区很少有外来访客，蜿蜒的街道两旁堆满了废弃车辆。

　　如果说亚塔显得被遗忘，那是因为当地仅有2400名居民拥有本地工作。和西岸大部分地区一样，绝大多数人以某种方式依赖以色列劳动力市场谋生。

　　（译者注：也就是说，亚塔市有6.26万人依靠到以色列打工维持生活，占总人口的96.31%了。）

　　这种由50年占领所催生的依赖，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以色列工资更高，因此巴勒斯坦年轻人纷纷寻求越境工作；而本地投资不足，地方经济无法创造优质就业岗位。

　　对大多数西岸巴勒斯坦人而言，合法越境工作需要一份以色列雇主提供的工作以及以色列政府签发的许可证。但这类许可很难获得，因此许多人选择非法途径——通过隔离墙的薄弱点偷渡，并从事报酬更低的非正式工作。

　　一旦被抓，他们将面临监禁。但对许多人来说，这份风险是值得冒的。

　　阿布·巴克尔（Abu Bakr，为化名）一家的故事与这座小城中的无数家庭如出一辙：长子因多次非法翻越隔离墙入狱，现已无法进入以色列；次子持许可证在以色列建筑工地工作；老三则无证打工。最小的儿子年仅16岁，正打算在暑假期间第二次偷渡越境。一旦成功，他计划每周工作七天、每天12小时，在一家洗车行干活。他将生活在社会边缘，时刻担心被捕。

　　这无疑是一种艰难的生活，但当地人别无选择，只能将自己的命运系于混凝土墙、铁丝网和检查站另一侧的经济机会之上。

　　核心困境“没有在以色列的工作，这里没有一个家庭能生存下去，”亚塔市长易卜拉欣·阿布·扎赫拉解释道。

　　联合国表示，以色列的占领是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人道主义需求的“

　　主要诱因”。

　　被扼杀的经济（A strangled economy）正是占领的一部分。国际劳工组织（ILO）指出，尽管加沙仍在封锁下受苦，但以色列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加上西岸因行动与贸易限制而陷入困境的经济，使得许多巴勒斯坦人前往以色列找工作，并“将其视为解决经济困境的主要出路”。

　　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过去15年来，从未有如此多的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就业：目前约有12万人，他们赚取的工资占西岸总收入的四分之一。

　　编者按：这篇文章反映了2017年时巴勒斯坦人在占领中对以色列工作机会的依赖。而在加沙战争后，情况又有所改变：以色列犹太人不敢再雇佣巴勒斯坦劳动力，许多巴勒斯坦人乃至阿拉伯裔以色列人失去了工作，巴勒斯坦领土的失业问题更加严峻。经济命脉牢牢控制在以色列当局之手，破碎的巴勒斯坦国绝无独立发展的空间，只有解除占领才是唯一的出路。

   

　　图2：亚塔街景，不难看出由于封锁带来的凋敝和荒凉

　　对许多个人和家庭而言，在以色列工作的现金流入被视为必不可少，但这付出了高昂代价：巴勒斯坦城镇自身的可持续经济发展被牺牲。市政管理人（municipal manager）纳赛尔·拉巴伊（Nasser Raba’i）表示，政治不稳定与以色列的经济限制导致无人愿在亚塔投资，工人首先想到的是去墙那边工作。“我们的经济已完全与以色列经济纠缠在一起。”

　　萨利赫（Saleh）是来自亚塔的一位地理教师。他说，毕业生几乎从不考虑在家乡规划职业未来。“学生不会尝试在这里启动项目、耕种土地或开办工厂。在校学生想的是：‘我要毕业后去以色列赚钱，为未来打基础——我想结婚、盖房子、买车。’”

　　图3：来自于美国人口普查局国际数据库的巴勒斯坦人口数据，不难看出巴勒斯坦的可就业人口远远超过持有工作许可证的人数

　　许可证的压力

　　经济依赖也意味着脆弱性。这也是一种政治施压手段，因为以色列要求大多数巴勒斯坦工人必须持有与其工作绑定的许可证才能通过检查站。目前约有81,500人持有此类附条件许可证。

　　以色列规定允许55岁以上的男性和50岁以上的女性无需许可证即可入境工作。年轻男性只有在已婚且年满22岁的情况下才有资格申请许可证，尽管年龄限制有时会变动，并因行业而异。

　　许可证常以“安全原因”被拒，但巴勒斯坦工人权益倡导者对此表示怀疑，因为此类禁令往往可通过简单的法律程序解除。

　　据估计，有3.5万至4.2万名无证工人通过边境地带被偷运入境。亚塔是西岸主要的偷渡枢纽，工人们抱怨称，以色列可以像关水龙头一样随时切断他们的就业通道。他们讲述道，以色列国内安全局（辛贝特，Shin Bet）的招募人员常将许可证用作谈判筹码，而该机构部分依赖巴勒斯坦线人获取情报。尽管这些说法难以核实，但确实广为流传。

　　以色列曾在暴力事件后撤销许可证：去年6月，两名来自亚塔的巴勒斯坦人在特拉维夫枪击案中杀害四名以色列人后，以色列立即取消了83,000份在斋月期间发放给巴勒斯坦人的访问许可（部分后来恢复），并冻结了肇事者所属氏族的数百份工作许可证。

　　以色列将严格控制巴勒斯坦人流动辩解为必要的安全措施，但收紧措施往往引发局势升级。这一点在最近耶路撒冷圣殿山/阿克萨清真寺大院外安装金属探测器后尤为明显——此举引发了持续抗议、一起导致三名以色列人在家中遇害的袭击事件，以及以色列对东耶路撒冷和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暴力镇压。

　　图4：由于封锁等原因，西岸本地经济凋敝，巴勒斯坦人赴以色列打工的的平均月收入远高于在西岸工作的收入

　　这些金属探测器是在三名以色列籍巴勒斯坦人在圣地内开枪打死两名以色列警察后设立的。

　　以色列有权撤销许可证或改变通行模式，这让一些人不敢表达真实想法。“我们工人不能谈论政治”，一位持证在以色列工作的亚塔建筑工人说，他不愿透露姓名。“也许我说了什么……他们就说我是政治活跃分子，再也进不去了。”

　　无论将这种压力视为正当的安全措施，还是迫使民众顺从的手段，其经济后果都是一样的。

　　拉巴伊（Raba’i）担忧，这种依赖与政治不稳定的结合，将给亚塔本已衰败的经济带来何种后果。他表示，在特拉维夫枪击案后，人员流动和许可证被暂停，导致许多当地人暂时失业，市政府因此无法收取电费。商铺也受到波及。“工人靠从以色列带回家的钱消费，如果他没带钱回来，对这里影响巨大，”拉巴伊解释道。“有些人说：‘我今天没工作，所以吃不上晚饭。’”

　　巴勒斯坦劳工部助理副部长萨米尔·萨拉梅赫（Samir Salameh）表示，许可证制度及其可能的大规模取消是一个重大问题。“如果许可证被取消，我们将陷入严重困境……如果突然有10万人失业，我们该怎么办？”

　　时间与金钱的损失

　　困难不仅来自许可证。

　　以色列与西岸之间的检查站——沿隔离墙（也被称为围栏、安全屏障、隔离墙等）各处设立——常常因士兵搜查汽车、巴士和步行者而进展缓慢。

　　西岸北部的盖勒吉利耶镇（Qalqiliyah）曾是一座繁华的集市城镇，如今隔离墙几乎将其完全包围，并侵占了其土地。

　　午夜时分，汽车疾驰过这座小镇无灯的街道，驶向被围墙封闭的城镇边缘的以色列检查站。当工人们从汽车和出租车中下来时，商贩们便在数十个摊位上开始密集的早班，售卖零食、咖啡和香烟。

　　图5：一名巴勒斯坦工人从以色列返回盖勒吉利耶（Qalqiliyah）

　　总而言之，这些检查站给工人带来了沉重负担：每天清晨有数千名巴勒斯坦人在此挤过——人数之多，以至于需要一支70人的志愿“引导员”队伍来维持秩序。

　　“我凌晨3点就出门，这样才能准时通过检查站，”检查站外的一名建筑工人艾哈迈德（Ahmed）说。

　　他每天从西岸另一端的图巴斯（Tubas）出发，踏上一段“短距离却漫长”的旅程前往特拉维夫：直线距离仅60公里，却要花4小时。在建筑工地经历一天滚烫沥青的煎熬后，他晚上8点左右回到床上，凌晨2点又要起床，踏上永不停歇的跑步机。“我只能看到孩子们熟睡的样子，”他说。

　　中介掮客

　　尽管历经千辛万苦，许多在以色列工作的巴勒斯坦人往往无法拿回全部工资。那些有固定工作的工人，其工资单中有一部分被划拨用于以色列的国民保险和养老金基金，但大部分资金从未到达巴勒斯坦工人手中。

　　那些好不容易拿到许可证的人，还要向强势的中介——往往是巴勒斯坦人自己——支付更多费用，这些中介负责在工人与雇主之间撮合许可证和工作机会。

　　这是因为许可证将工人绑定到特定雇主。绕过这一限制的办法就是通过中间人——如果某雇主获得的许可证配额超出所需，中间人实际上就在转卖这些许可证。

　　以色列政府自己也在7月承认，许可证制度导致工人遭剥削并造成收入损失。国际劳工组织估计，每年此类损失在2.32亿至13.6亿以色列谢克尔之间（约合6,600万至3.89亿美元）。

　　受影响的工人每月需支付高达2,500谢克尔（约716美元）的“中介税”，用于购买那些配额未用完的雇主转售的许可证。中介通常还会额外收取交通费。

　　图6：几位巴勒斯坦工人

　　在以色列定居殖民者的农场和建筑工地，中介同样掌握着话语权——这些地方在“C区”使用廉价巴勒斯坦劳动力，而C区约占西岸60%，完全由以色列控制。

　　在俯瞰杰里科（Jericho）的一处阳台上，受雇于以色列定居点企业的巴勒斯坦中介基法（Kifah）表示，她每天带大约70名工人进入定居点工作，日薪20美元，其中6美元（30%）作为交通费付给她。那些从西岸偏远城镇带工人的中介，收费通常远高于基法的要价。

　　工人权利组织“Kav LaOved”的专家阿贝德·达里（Abed Dari）解释了为何这些中介在西岸和以色列都是巨大问题：“因为他们阻断了雇主与雇员之间的直接联系，从而削弱了工人主张自身权利的基础。”若无证据，申诉者需支付850美元才能启动法庭诉讼。但达里表示，这种情况极为罕见，部分原因是定居点会保留一份“问题工人”的“黑名单”。

　　图7：巴勒斯坦西岸地图，其中标蓝色和浅蓝色的区域即C区

　　寻找替代方案

　　以色列正在投资升级主要检查站，并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共同考虑改革许可证制度，以尽快解决中介问题。

　　助理副部长萨拉梅赫（Salameh）表示，工人的许可证必须与特定以色列雇主脱钩。非政府组织也持相同观点。

　　一种设想是，向巴勒斯坦建筑工人按行业而非按雇主发放许可证，允许他们在行业内更换雇主，从而终结黑市转售未使用许可证的做法。

　　萨拉梅赫表示，他仍在等待负责西岸民事事务的以色列的政府领土活动协调处（缩写：COGAT，全称：Coordinator of Government Activities in the Territories）的具体回应。COGAT已宣布对系统进行一些调整，但官员们尚不清楚这些调整何时以及如何实施。

　　COGAT未回应置评请求，但在公开声明中表示：“就业许可证的交易催生了一个涉及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黑市和中介产业链，并带来巨额利润。”

　　该机构运营一个名为“al-Munaseq”（意为“协调员”）的阿拉伯语Facebook页面，称其视以色列为“许多巴勒斯坦人的关键经济来源，因为成千上万人转向以色列寻求就业，以期获得稳定收入，改善生活”。

　　即使重大改革真的到来，许多人仍认为，唯有结束占领，才能建立可持续的经济。资金紧张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缺乏外国投资，也无法提供以色列那样高得多的工资，这意味着巴勒斯坦人将继续以忍受艰辛换取现金。

　　“如果没有解决方案，我们就必须学会与之共存，”驻守在盖勒吉利耶检查站的巴勒斯坦工会人士阿卜杜勒-贾利勒（Abdel-Jalil）说。他每天目睹数千人进入以色列。他希望更多巴勒斯坦人能在家乡找到工作。

　　“在以色列工作不是解决方案，”他说，“它是问题的一部分。”

　　（文中部分人士姓名为化名）

　　【原文链接】https://www.thenewhumanitarian.org/investigations/2017/08/02/occupied-labour-treadmill-palestinian-work-isra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