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为什么哭泣？

　　库兹涅茨曾将世界区分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日本与阿根廷，这样的分类无疑反映了阿根廷奇葩的经济状况。

　　阿根廷通胀梦魇

　　菲利普·卡根在1956年的著作《恶性通货膨胀的货币动力学》中提出，每月超过50%的通胀率即会触发恶性通货膨胀。恶性通胀这一概念无疑在阿根廷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尽管这个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牛肉出口，但其货币疲软的不像话。

　　自18年起，阿根廷通胀率的增长轨迹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先是年通胀率从20%升至50%，接着在2022年飙升至94.8%，成为G20中通胀率最高的经济体，这通胀水平连号称打败了经济学的埃苏丹治下的土耳其都自叹弗如。

　　一般来说，只要不是在战争，天灾等非正常情况下，恶性通胀很难发生，然而近半个世纪，阿根廷已经“奇迹般”发生了三次恶性通胀。分别是1975年的“罗德里加佐”事件、劳尔·阿方辛担任总统期间的恶性通胀以及90年的第三次恶性通胀。每一次恶性通胀，都会将当时的中下阶层的储蓄和财富侵蚀殆尽。到了90年代，梅内姆上台后，政策右转向了新自由主义，并在经济部长多明戈卡瓦洛于1991年实施的《货币兑换法》帮助下，阿根廷成功地将通胀率降了下来。

　　既然选择了新自由主义，就要拥有新自由主义的一切。

　　梅内姆政府依照《华盛顿共识》所规定的政策，掀起了一波私有化浪潮，由于放松了对商业和投资的管制，并且和拉美各国签订了成立南方共同市场的协议，阿根廷经济有所增长，一时被西方经济学界所津津乐道，但90年代后期贫富差距持续拉大，降低关税让外来商品源源不断冲击本国民族产业，外资企业把阿根廷的多年“进口替代战略”下培植的企业兼并，开放金融市场让外资渗透到了金融体系的根本。

　　这会通胀的确压低了，但随着美元加息的提速，为了防止比索贬值，需要大量美元支持，那就只有借外债。我们看到阿根廷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十多年的结果：外债高达1300多亿美元，失业率暴涨至18%，全国30%多的人口陷于贫困境地。新自由主义战略吸引了太多外资，在金融领域收割完一撤退，阿根廷就在2001年底爆发了震惊世界的金融危机，02年阿根廷的失业率和贫困人口都上升到50%以上。

　　阿根廷在经历金融危机后，依赖对中国的大豆出口来缓解债务危机。然而，08年的金融危机再次让阿根廷的中产阶级对全球化的浪漫想象破灭，与劳工阶级一起选出了庇隆主义的左翼政党，采取了限制资本流动和严格外汇管制的措施。

　　庇隆主义者，2003-2015年先后执政的基什内尔和克里斯蒂娜夫妇

　　15年后，全球进入了康波二次衰退期，大宗商品价格不断下跌，边缘国家普遍受到严重冲击，阿根廷在18年再次陷入危机，恶性通胀的梦魇重现。无论是民众还是决策者，都对此问题深感无能为力，以至于选出了一个主张摧毁央行的领导人。

　　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阿根廷的持续通胀问题主要可归结为金融纪律和宏观经济管理的缺失。政府未能在提升货币和财政纪律，以及无风险收益率的同时稳定汇率。这导致了本币的疲软，进而引发了恶性通胀。米莱主张大砍政府不是没有根据：阿根廷通胀问题的核心之一是政府的高额支出，其中包括众多政府雇员的薪金，大规模的教育支出，全民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等方面的开销。老实说，阿根廷的福利还不错，但福利的钱又不是草原大风刮来的，从哪里来？

　　一个农业为主的初级资源国，工业品大量依赖进口，贸易几乎年年逆差，其财政收入并非主要来自扩大税基，而是依赖于政府向央行发售债券，借此迫使央行增发货币以筹集资金。这种集资方式促进了货币供应的持续增加，进而使得财政纪律和债务无法有效控制。疫情爆发后，政府支出增加，货币供给的急剧增长加剧了这一状况。尽管政府无法扩大税基，但实际带来的恶性通胀却成为了一种税，居民储蓄的实际价值在通胀中的萎缩转化成了政府的收入。

　　之前提到，拉美左翼上台倾向于实施外汇管制。在全球资本主义的背景下，资本流动自由，外汇管制的目的在于限制这种资本流动，保护本国的金融市场。通过稳定本币汇率，维稳物价。但到了阿根廷这里，尽管实施了外汇管制，通货膨胀并未得到有效遏制。原因在于，存在一个大型的离岸结算平台，这个平台位于美国，使得大量的贸易和资产交易得以在离岸市场进行清算。这个平台为投机资本提供了新的机会，使得它们能够绕过外汇管制，进一步加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更为复杂的是，地方政府对在岸和离岸的美元交易进行了保护，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了一个巨大的“隐形市场”。这个市场不仅使得资本得以更加自由的流动，而且直接引发了货币稳定的难题。由于这个市场的存在，即使实施了外汇管制，也难以有效地稳定货币和物价。

　　阿根廷的政治割据：民粹左翼VS新自右翼

　　阿根廷作为一个政治割据的国家，也可以这么说，是一个半新自由主义半封建社会。左翼的民粹主义与右翼的新自由主义之间一直在争斗。从这十几年看，左右翼势力处于势均力敌的割据状态。左翼右翼的割据状态一定程度导致阿根廷的国家能力持续削弱。

　　阿根廷的地区发展不均衡，经济实力更是以布宜诺斯艾利斯周边及港口城市群重点分布，大大强化了这种左右割据现实。阿根廷的政府力量在地方和联邦之间分裂，导致该国事实上等同于两个国家。阿根廷的财富主要集中在首都周边的港口城市，而内陆地区相对较贫穷，阿根廷的左翼政客较容易在地方后者层面获得选票。

　　在全球化时代，所有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左翼，尤其边缘国来说的左翼来说，都要面对一个难题：左翼想通过重税以支撑社会公共开支、扶贫以及扶持国企，但会受到右翼资产阶级的强烈反对，指责左翼政府劫富济贫养懒人。为了规避税收改革的威胁，阿根廷的右翼富裕阶层在国内外远离阿根廷的银行通过离岸资产交易市场来逃避税收。现实的结果只能是中低阶层人民承担更重的税收负担。

　　阿根廷的金融业走过了新自由主义改革的道路，导致外资和私人公司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一途径随后催生了阿根廷的离岸美元市场。右翼的资产阶级政府天生反对税收架构的改革和财富再分配，而左翼政府无法有效改变这种状况。阿根廷的金融业被塑造成了社会利益和财富转移的工具。

　　左翼政府经常遇到通胀的问题，而右翼政府则会倡导货币纪律、小政府和自由化，有时候确定能压制通胀，但其加剧贫富差距，摧毁本国民族产业，金融自由化致使其被美国这种中心国家的金融周期绑架：外资增长的速度超过了它们自身的需求，导致了狂热的投机和向发展中国家的贷款激增；在投资者过度扩张后紧缩出现，资本流动逆转，最终导致金融危机。

　　阿根廷的人民始终在新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摇摆不定，新自由主义（右翼）和庇隆主义（左翼）的政治漩涡亦为阿根廷社会带来了无法割舍的痛苦。

　　边缘国家得到的超额利润少，本国右翼（其代表阶层又和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上台会加大剥削力度，而庇隆主义的改良政策确实缓和了阿根廷阶级冲突，但很多时候，阿根廷劳工阶级的生活却深陷在空口的承诺中，艰难挣扎。庇隆主义实质是作为一种基于选举制度的民粹政策，它在针对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问题上的画饼充饥策略并没有带来实质的改变，反而加剧了阿根廷的财政负担与社会阵痛。

　　饥饿和土地问题

　　知乎上有一种言论，认为阿根廷这样的国家是老天在赏饭吃，左右怎么折腾都不会差哪里去，至少不会饿肚子吧。

　　的确，这里拥有肥沃的土地，宽广的牧场，高于世界多数国家的人均粮食产量，被誉为南美洲的“粮仓肉库”，在欧洲国家曾一度有“富得像个阿根廷人”的俗语。阿根廷矿产丰富，是世界锂三角地区，也是采页岩油储量大国，金银矿产量巨高，它的自然禀赋让人称羡。

　　这种言论问题在于，不至于饿肚子是假的。阿根廷本可以养活自己的人民，但现实却是拿着金饭碗在要饭：在全球饥饿指数的榜单上，它的排名比巴西要高；近五年来，饥饿人口从19%暴增至37%。

　　记得在十几年前新自由主义引发金融危机那阵，阿根廷还进入过总体食品紧急状态，一年大约有数百名儿童饿死。

　　当我们站在彭巴草原，望着随风摇曳的大豆花，可能会困惑，为何这个国家的庞大的农牧养活不了4600万人口，饥饿的阴影愈加浓重？

　　若往深处追索，或许要从国际分工的角度回想那些经济学教科书上的教条：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和世界贸易理论。按照这些理论，阿根廷应该专注于牛肉出口，而让德国等工业国家专注于高科技的汽车产品生产。这种国际分工看似合理，却让阿根廷等国只能依赖出口原材料，一直游走在繁荣和衰退的边缘，不得翻身。

　　今日的阿根廷农业生产中，我们很难再看到博尔赫斯笔下独立自足的农牧民形象了。家庭小农场在阿根廷日渐凋零，小农们变成了农业无产者，在巨型农企的阴影下辛勤劳动，无法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

　　一小部分大型农场主控制着大多数农牧田，而农民们则因土地集中和权属不明确而遭受着高昂租金等问题的困扰，最终失地，农产品被中介低价收购后转手高额盈利。跨国公司为了高收益，使土地逐渐成为了金融资产，加剧了土地的集中。采矿业发展进一步推动这种趋势。

　　据阿根廷农业普查数据，由于土地日益集中在少数精英手中，全国农业用地持有数量在1988年至2018年间约下降了41.5%

　　整个拉美地区农民都面临着类似的困境：这种农业生产模式的集中化，在少数人的手里积累过多（同时离岸交易，保证不投入本地工业化），而那些被驱赶到城市贫民窟的多数人，一旦遭遇经济危机，就很容易失业，然后处于饥饿边缘。相比拉美其他大国，比如墨西哥、巴西，阿根廷那更脆弱的产业结构，造成他每一次经济危机都逃不掉。

　　综合来看，阿根廷的现状就是一场僵死的局，基本已经到了不破不立、需要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地步。

　　但要是置之死地，大概率就真死了。

　　当然，右翼资产阶级不会放任将自己置于死地，而小资产阶级政客激进的政策，听一听就行了：首先米莱的联盟在国会只有13%的席位，立法层面很难通过；其次阿根廷中央集权度不高，比周围国家都低。每一个奥派/无政资都能这么安慰自己：阻力太大、奴役之路太多，要不然哈耶克圣早就显灵了。

　　最终米莱政府大概率还是会回到传统右派的货币纪律，财政缩衣节食的老路上，很多竞选纲领沦为嘴炮。比起庇隆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二选一，阿根廷也许更需要一场自下而上的社会革命。

　　PS：其实谈拉美，谈阿根廷，有时候是为了浇中国的块垒。无论从人均耕地面积，人均牧场面积，人均矿产，人均年粮粮食占有率来看，阿根廷都优渥于东亚太多。像阿根廷、巴西还都是粮食出口国，中国是粮食净进口国，但是中国的饥饿指数远远低于阿根廷和巴西，这说明他们那些资源基本都不是属于国民，而是农牧场主和国际粮农巨头的。

　　有意思的是，除了全球饥饿指数，在人均预期寿命、医疗可得性、犯罪率、财富基尼系数、人均用电量这些的客观数据上，中国都远远好于同人均GDP水平的拉美国家，表现的不像是一个发展水平。中国现代化路径是如何避免拉美化危机的，我们下回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