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扣扣的复仇之路和德国的私刑主义
河北的三个初中生，残忍的杀害另外一个学生，作案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这怎么办？涉及到未成年人犯案了，我有一个疑点，从挖坑的时间，以及反侦察手段来看，是否有大人在协同作案，朝这个方向调查一下。
有人在鼓动“私刑”，这都是旁观者的气愤话，法律上是不允许的，官方也不支持，如果人人私刑，又会牵扯到甄别你的私刑是否合理，就像“正当防卫”一样，很多年被人诟病，昆山反杀案，普通市民杀死龙哥，是在极大的民意推动下，才判了正当防卫的。
假如我是三个初中生的家长，我会怎么办，我觉得我会第一个跳出来，要求政府从快从重处死孽子，要大义灭亲。这个是有先例的，一个父亲把儿子打死了，因为儿子为祸乡里，偷鸡摸狗、奸淫妇女、打架斗殴，父亲自己出手除害，后来村民写联名信求情，法院从轻判决，判了几年有期徒刑。
说到私刑，我想起了以前的两件事，有中国的，有外国的。
“检察机关说我给我妈报仇是幌子，是我对这个社会不满，对生活不满，所以把人家杀了。对这个社会对生活不满的人多了，那每个人都把人杀了吗？每个人杀人都有自己的理由，我又不是神经病，怎么会去随便杀人。”
这是张扣扣在法庭上铿锵有力的自我辩护，但法律最终还是判处了他的死刑。这个事情的起因，是张家和王家闹矛盾，王家人打死了张扣扣的妈妈，王家参与行凶的儿子是17岁零四个月，因为是未满18周岁，最后以赔偿张家9000多元结案。此事发生在1993年，张扣扣当时13岁。
张扣扣后来去新疆务工，接着应征入伍，在参军的三年里，张扣扣刻苦训练，为的就是练就一身强健的体魄，他的心里一直想着报仇。退役后到外打工，甚至还到阿根廷打了几年工，2018年返回家乡，杀掉了王家父子三人，引发了社会轰动。
法院的判决有没有错，没有错，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就是这样判的，但是张扣扣不这样认为，他认为是王家父亲指使儿子去做的，如果闹矛盾，对方就可以指使未成年儿子去犯罪，还能免于处罚，那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吗？
张扣扣选择了私刑了结此事，所谓私刑，是一种不按照法律依据、程序，以自己的处理方式施加给受害者的惩罚。私刑在历朝历代都是不允许的，“勿私赏以格公议，勿私刑以亏国律。”但纸面上规定是一回事，实际发生的又是另一回事，你像地主豪绅家里，弄死个把下人，谁又能把它当回事呢？但是普通人动用私刑，则是顶格处罚的，如果一个王朝到了末期，那就是人人私刑的状况了，这又换了一个说法，不叫私刑，叫起义者。
1981年，一个德国母亲玛瑞恩在法院的开庭审理中，突然掏出枪，杀掉了被告科伦斯。科伦斯奸杀了她的7岁女儿，让人不解的是，法院的判决尚未完成，她为何如此心急？要提前杀掉被告呢，因为科伦斯实在是太嚣张了。
科伦斯有免死金牌，在律师的协助下，他搞到了医院为他开的精神病证明，此人是有案底的，早在1976年他就因为猥亵并且对一名小女孩施虐而被逮捕，放出来之后，死性不改，这次轮到玛瑞恩的女儿遭了毒手，其手段极其恶劣，科伦斯对小女孩的暴行持续了数个小时之久，小女孩的尸体全是伤痕，惨不忍睹。
玛瑞恩选择不相信法律，德国的法律发达且严谨，哪怕是对于犯罪嫌疑人也要考虑到他们的合法权益，法律相信他是精神病人，必然他能逃脱一死，但是玛瑞恩不相信他是精神病人，科伦斯说，他在犯案的时候处于发病的状态，没有主观意识。还说，是小女孩主动和他发生了关系，在结束以后勒索他才导致了他精神病发作。
这种人渣，还有律师给他做周密的辩护，令人绝望的是，因为科伦斯是精神病，法庭上也只有寥寥无几的人愿意站在玛瑞恩这一边。这可怜的母亲在听审的时候一言不发，在被告洋洋得意之时，她突然拿出了枪，对着被告连射了八发子弹，所谓的精神病人终于被结束了生命。
玛瑞恩被抓起来审判的时候，她很冷静地说道，“我是因为女儿死后精神恍惚，导致了精神病，我在杀他的时候精神崩溃，已经没有了自主意识。”面对这样的理由，法官也无可奈何，法院判决她有期徒刑六年，她在服刑满一年以后进入了精神病院治疗，后来被提前释放了。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探讨一下律师这个职业，很多人认为在中国做什么事情都非常难，因为这里的老百姓愚昧无知、不文明，不遵守约定俗成的社会规则，常常拿道德绑架人，居然要求律师有正义感，在西方法学中，律师是为当事人服务的，它是一种服务业，谁给我钱，我就要尽力帮谁把官司打赢，律师不是正义的化身，他们的职责只是代表当事人，无论其是被告还是原告。
如果律师的角色是这样的定义，那对谁有利呢，当然是有权有钱者，律师为了赢官司，所有的法律漏洞他都会研究透，比如集资诈骗罪可以辩护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下子量刑就会轻很多。甚至还可以创造新词，比如故意杀人可以辩护成激情杀人，所谓的激情杀人，是与预谋杀人相对应，即本无任何故意杀人动机，但在被害人的刺激、挑逗下失去理智，失控进而将他人杀死。
甚至有些知名的大律师在财团的协助下，能推动法律改革，美国的劳动派遣制度，就是资本家的推动下，形成了国家法律，导致工人的权益受损，而公司要承担的福利一下子就减轻了很多，其他的国家学习之，导致员工没有办法打官司，因为你搞不清被告的主体在哪儿，你虽然给这个公司干活，但并不是这个公司雇佣你来的，你都不知道该起诉谁？
有人说，那些为坏人辩护的律师确实会受到指责。然而，这并不符合现代法律观念。你有一天成为被告人，你是否希望律师为你辩护？那我讲一个身边的例子，某大型上市集团，一个员工天天加班，经常搞到凌晨，有一天突然倒在地上，送到医院死亡，家属要求企业赔偿，企业根本不睬，找律师，没有律师愿意接这个案子，一方面是打赢的机会很少，一方面员工家属出不了多少律师费。
反倒是很多律师愿意给这个企业辩护，因为很好找到漏洞，1，该员工并不是在工作岗位上猝死的，是送到医院救治超过了48个小时，甚至躺了一周才死，不算工伤。2，一定能从病历上找到他自身以前有什么病症，这次死亡和加班无关，是旧病复发。3，普通人拖不起官司，要真打的话，随便来个一审二审拖他几年，这个时候企业主动跳出来说，出于人道主义，可以给家属几万块抚恤金，定能了结此事，企业反倒可以拿此事宣传，虽然和我无关，我仍然拿了一笔钱，可见我是多么的伟大。
普通人和普通人的官司比较好判决，权钱者对权钱者的官司那是神仙打架，普通者对权钱者的官司很难打，并不是说赢输的概率有多少，主要是时间上拖不起。还有一种就是引起民愤极大的，但是法律上又必须从轻发落的案件，这给法院、律师、民众都带来了困境。
河北三个初中生的事情，就属于引起民愤极大的，但是法律上又必须从轻发落的案件。我希望直播枪毙，过程在每个学校里播放，所有学生必须观看，只有如此，或可防微杜渐，否则拖到需要“严打”的那一天，西方白皮们又要说中国无法无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