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因救人迟到被罚,教条主义就该人人喊打

2024-06-18
作者: 刘梦龙 来源: 新潮沉思录公众号

  某医科大学这两天应该挺焦头烂额的,学生这边刚高考完试,它就搞出一个大新闻。一位主讲儿科的俞老师,在授课前抓紧巡病房,发现患儿情况危急,随时有生命危险,赶紧进行抢救。患儿经过紧张救治,总算脱离了危险,但俞老师却因为上课迟到29分钟,被扣发两千块奖金,全院通报批评,取消本年度评先评优资格。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俞老师这边还在惊心动魄地抢救患者,那边教务处跟催命一样,不断质问为什么还没去上课。刚抢救完患者,老师的汗都来不及擦,就立刻百米加速冲去上课了。这才有了那个29分的迟到,真真是差一分钟就重大事故了,也许差那么一分钟,学校就要灭亡了吧。

  就连通报文件都承认,虽然迟了点,这位老师还是圆满完成了授课任务。你要说,其实学生也没什么损失,大家谁没做过大学生啊,老师迟不迟到,八点的课还不一样打瞌睡。但毕竟是犯了天条,这位老师就等着受罚吧,还要广而告之,让全校上下引以为戒,反正也不知道谁更丢脸一点。

  这情形像什么,大概像守卫阵地的哨兵好不容易打退进攻的敌人。结果军官在边上从头骂到尾,大声咆哮哨兵为什么没站在哨岗上笑脸迎宾,要把他送上了军事法庭。这样的通报能发出来,在当代舆论下,基本是要怎么拉出来,你怎么坐回去的。

  正因为整个通报过于离谱,很多人忍不住猜测,是不是这堂课有特殊背景,比如就有坊间消息说可能涉及国际教育,导致了留学生投诉。由此校方行政人员受到了特殊压力,被按着头不得不处理,于是用这种迂回的方式表达不满。以至于整个通报的细节都写得那么仔细生动,铁证如山,生怕读者不反感。

  话虽如此,这件事不管背后有什么隐情、苦衷,当它进入公众视野以后,就没必要进行过多体谅了。学校敢做要敢当,就应该把它作为当代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突出案例,是要贻笑后世的。

  虽然我们常骂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教条主义这三大主义是无意义的内耗,是瞎折腾人。但大家又不免主动多少做些这类事情,不外乎是以虚对虚,寻求免责。就像这次闹出这档子事的学校,如果真的就是搞教条主义,那么当然该痛骂。就算学校是受到某种压力,比如真的有外交压力,不得不这么干,但这个处罚的本质也还是锅先甩给老师,把自己摘出去,一样是免责为重。

  学校就算有苦衷,其实也没必要给予过多同情。难道院领导不是比老师更背得动责任吗?老师来不及上课,不也可以说是院领导没有及时调整,分配新老师去上课吗?毕竟,教务部门总不能说不知道当时俞老师在救人吧。及时向学生说明情况,临时安排人顶课,让俞医生安心抢救,这才是更合理的做法吧。

  但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都知道,锅经常都是下级背的。就算院方面对压力,既不敢据理力争,又不能保护无辜下属,连帮忙分担责任的勇气都没有,仅仅搞些小动作,这有什么好体谅的,只能说使人看轻该学院领导,为当代打工人的处境寒心罢了。

  现在面对舆论压力,校方还说了些很可笑的托词,不外乎是强调俞老师终究迟到了,自己给的处罚按规定已经是从轻发落。这类说辞,我想老打工人都很熟悉。这是非常典型的牺牲下级背锅时的常用说辞,摆出一副我也很为难,已经努力为你开脱的样子。你挨了打还要立正敬礼,不然,这客气中已经暗含着另一层警告了。这和过去廷议罪臣,众大臣要诛九族,然后皇帝决策只杀一个人。于是天恩浩荡,罪臣感恩戴德,叩头如捣蒜,恨不得来世做牛马再报君恩,根本是一脉相承。

  我们直说,这件事就是出了一个救人的好医生,不存在还有一个迟到的老师。在当代,下级动辄得咎,上级却始终片叶不沾身的情况已经很严重了,权责倒挂已经越来越为当代国人所深恶痛绝。就像不久前,很多人热议某地实习生因为没有及时送到停工通知书,最终因为施工事故获刑。这本意是为了提醒人们要遵规守纪,但为什么会引起很多人的嘲讽呢?不外乎是一个实习生能不能背得动这个责任,所谓讲规定,抠条例,谈程序正义,到今天还有多少人当回事。

  像俞老师遭遇的这样,在这种上对下不需要讲程序,只有下对上才需要讲程序的规则里,追求所谓程序正义,大搞教条主义,根本不是什么坚持原则,仅仅是压迫下级,回避权责平等的权术罢了。

  另一方面来说,正因为现在校方那种吞吞吐吐的态度,和让打工人眼熟的典型甩锅说辞,确实让人起疑。如果真有什么隐情逼得校方不得不这么做,那比单纯的官僚主义死扣规定还要糟糕多了。如果一个本来完全是正面事迹的事情因为所谓的隐情成了反面教训,到了连据理力争、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酌情体谅都做不到,甚至到了校方连一定冒天下之大不韪处罚的真实原因都不敢说,只能借老师人头一用的地步,那无疑是更大的闹剧了。

  一个巨大的生物,神经往往是迟钝的,组织同样是这样。庞大组织不免要依靠各种规则和惯性来运转,久而久之,最终会形成积累诸多毫无用处,甚至只会带来无谓耗损的机械教条主义做法。某种程度上说,如何应对这种迟钝机械带来的内耗,是应对历史周期律的重要部分。不要说我们作为组织中微不足道的个人,对此往往是深恶痛绝。毛主席中国革命早期就写过反本本主义,可以说和同样和教条主义之流斗争了一辈子,结果又如何呢?

  我们常说要坚持实事求是,但反过来说,正因为这种态度,在现实中是稀缺的,恐怕才会被不断强调吧。事情发展到如今,舆情压力之下,校方说会有后续跟踪。想必借舆论之力,处罚是会取消的。但考虑到我国高校和体制的长期做法,做出这样骇人决策的具体原因,可能不会有详细说明,不外乎再找一个倒霉蛋背乱作为的锅罢了。

  就算过了这关,到头来俞老师恐怕还是要因为给大家惹麻烦,影响在领导心目中的地位,这几乎是一定的。在体制内,遇到这样的情况,当事人可能就躺平了,可一个好儿科医生如果这样被耽误了,那真是可惜了。

  这事还是应该讲个明白,虽然无论是哪个原因都很叫人不舒服。如果说,只是学校方面单纯的教条主义病入膏肓,到这个程度确实叫人触目惊心,充分证实了人们对我国高校治理的种种不佳传闻。反过来说,真的如目前坊间流传,是涉及留学生,导致校方有理无处说,不得不借本该被表彰的老师人头一用。那么这种荒唐对比,又不免造成舆论的二次伤害。

  在这个中国正受到空前外部压力,国人本该讲求团结、共御外侮的时代,外国人在华超国民待遇这种事,作为当代教条主义的另一个大时弊,早已为国人所深恶痛绝,天下不平久矣。

  从本质上说,无论是哪种原因,根源其实是一样的。不拿下属当人的官僚,当然也不会拿本国老百姓当回事。这不过是同一种官僚挥舞着教条当天条,己为刀俎,以下属百姓为鱼肉,一体两面的事情罢了。

  一个大的组织、一个社会不可避免会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教条主义,这三种主义的存在。而这三种主义会泛滥顽固到什么程度,正可以作为组织活力的晴雨表。

  我们都知道,大凡一个处于上升期的组织,它的利益边界不断扩展,人才需求始终旺盛,那么它一定是灵活机变的。毕竟多 得是草创的地方,多得是需要扩展的领域,多得是需要人才的地方。相反,一个组织一旦进入所谓守成,本质就是增量逐渐让位于存量了,那就不免要讲各种祖宗家法,尊卑上下了。但大体来说,规矩还是约束大多数人的。而到了一个组织如果连余量都无多,那自然就到了变本加厉讲规矩,人多到谁上都一样的时候了。所谓的规矩日益成为整人的手段。

  当然,三种主义的顽固泛滥还有一个情景,或许和我们日常的遭遇更类似。那就是,大量的既得利益群体,不仅是上层,还有中层中的许多人是热衷于这一套的。他们把规则复杂化,垄断化,形成一种堡垒,以保护自己的利益,阻止更有活力、能力的后来者威胁自己。

  尤其是各种务虚的工作,更容易出现这种玩弄条例,动辄上纲上线的情形。很多搞这一套的人,他们不仅是要通过苛查来向上表忠心,更是要向下维持自己的狐假虎威。他们对规则的运用真到了随心所欲,翻云覆雨,抬之使人升天,抑之使人入地的程度。他们是看重律法规矩吗?不,他们只是要靠这套欺上瞒下,从中获利罢了。

  这三种主义的泛滥最终是要毒害整个社会的。上级没有担当,下级不敢作为,中层只会甩锅,久而久之,社会必然要出大问题。这三种主义的根源是什么,不是所谓的祖宗家法,制度冗余,不可避免之恶,而是有人要搞特权,制造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正因为人人都不免深受其害,一切涉及三种主义的倾向,是大众应该警惕的,见了苗头就应该打的。

  从历史经验来看,什么是制衡三种主义的手段呢?我认为一是群众的广泛监督,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当然这句话的前提是受到正确领导,充分教育的人民,而不是民粹,更不是豪强的肉喇叭。

  另一方面,凡事还是要坚持原则,规则不应该违反原则,所谓法不该大过理。但这是很不容易的。教条主义就是典型的拿鸡毛当令箭,喧宾夺主,以所谓规则扭曲原则。当代,很多人说的讲原则,实际上成了讲服从,最终反而成了教条主义的帮凶。这是非常错误的,原则所以叫原则,因为它对上下是一致的,是始终致力进步,解决问题矛盾的,而不是束缚进步,制造问题矛盾的。

  当代是一个斗争变革的年代,正因为是这样的年代,才要多争,多论,打破陈规旧矩。我们说为人处世要通情达理,治理社会和国家何尝不是这样。凡事大不过一个理,如果一个规矩过时陈旧,已经束缚社会的进步,成了压迫人民的桎梏,那么哪怕它是天王老子留下来的,也得改一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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