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因救人迟到被罚，教条主义就该人人喊打
某医科大学这两天应该挺焦头烂额的，学生这边刚高考完试，它就搞出一个大新闻。一位主讲儿科的俞老师，在授课前抓紧巡病房，发现患儿情况危急，随时有生命危险，赶紧进行抢救。患儿经过紧张救治，总算脱离了危险，但俞老师却因为上课迟到29分钟，被扣发两千块奖金，全院通报批评，取消本年度评先评优资格。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俞老师这边还在惊心动魄地抢救患者，那边教务处跟催命一样，不断质问为什么还没去上课。刚抢救完患者，老师的汗都来不及擦，就立刻百米加速冲去上课了。这才有了那个29分的迟到，真真是差一分钟就重大事故了，也许差那么一分钟，学校就要灭亡了吧。
就连通报文件都承认，虽然迟了点，这位老师还是圆满完成了授课任务。你要说，其实学生也没什么损失，大家谁没做过大学生啊，老师迟不迟到，八点的课还不一样打瞌睡。但毕竟是犯了天条，这位老师就等着受罚吧，还要广而告之，让全校上下引以为戒，反正也不知道谁更丢脸一点。
这情形像什么，大概像守卫阵地的哨兵好不容易打退进攻的敌人。结果军官在边上从头骂到尾，大声咆哮哨兵为什么没站在哨岗上笑脸迎宾，要把他送上了军事法庭。这样的通报能发出来，在当代舆论下，基本是要怎么拉出来，你怎么坐回去的。
正因为整个通报过于离谱，很多人忍不住猜测，是不是这堂课有特殊背景，比如就有坊间消息说可能涉及国际教育，导致了留学生投诉。由此校方行政人员受到了特殊压力，被按着头不得不处理，于是用这种迂回的方式表达不满。以至于整个通报的细节都写得那么仔细生动，铁证如山，生怕读者不反感。
话虽如此，这件事不管背后有什么隐情、苦衷，当它进入公众视野以后，就没必要进行过多体谅了。学校敢做要敢当，就应该把它作为当代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突出案例，是要贻笑后世的。
虽然我们常骂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教条主义这三大主义是无意义的内耗，是瞎折腾人。但大家又不免主动多少做些这类事情，不外乎是以虚对虚，寻求免责。就像这次闹出这档子事的学校，如果真的就是搞教条主义，那么当然该痛骂。就算学校是受到某种压力，比如真的有外交压力，不得不这么干，但这个处罚的本质也还是锅先甩给老师，把自己摘出去，一样是免责为重。
学校就算有苦衷，其实也没必要给予过多同情。难道院领导不是比老师更背得动责任吗？老师来不及上课，不也可以说是院领导没有及时调整，分配新老师去上课吗？毕竟，教务部门总不能说不知道当时俞老师在救人吧。及时向学生说明情况，临时安排人顶课，让俞医生安心抢救，这才是更合理的做法吧。
但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都知道，锅经常都是下级背的。就算院方面对压力，既不敢据理力争，又不能保护无辜下属，连帮忙分担责任的勇气都没有，仅仅搞些小动作，这有什么好体谅的，只能说使人看轻该学院领导，为当代打工人的处境寒心罢了。
现在面对舆论压力，校方还说了些很可笑的托词，不外乎是强调俞老师终究迟到了，自己给的处罚按规定已经是从轻发落。这类说辞，我想老打工人都很熟悉。这是非常典型的牺牲下级背锅时的常用说辞，摆出一副我也很为难，已经努力为你开脱的样子。你挨了打还要立正敬礼，不然，这客气中已经暗含着另一层警告了。这和过去廷议罪臣，众大臣要诛九族，然后皇帝决策只杀一个人。于是天恩浩荡，罪臣感恩戴德，叩头如捣蒜，恨不得来世做牛马再报君恩，根本是一脉相承。
我们直说，这件事就是出了一个救人的好医生，不存在还有一个迟到的老师。在当代，下级动辄得咎，上级却始终片叶不沾身的情况已经很严重了，权责倒挂已经越来越为当代国人所深恶痛绝。就像不久前，很多人热议某地实习生因为没有及时送到停工通知书，最终因为施工事故获刑。这本意是为了提醒人们要遵规守纪，但为什么会引起很多人的嘲讽呢？不外乎是一个实习生能不能背得动这个责任，所谓讲规定，抠条例，谈程序正义，到今天还有多少人当回事。
像俞老师遭遇的这样，在这种上对下不需要讲程序，只有下对上才需要讲程序的规则里，追求所谓程序正义，大搞教条主义，根本不是什么坚持原则，仅仅是压迫下级，回避权责平等的权术罢了。
另一方面来说，正因为现在校方那种吞吞吐吐的态度，和让打工人眼熟的典型甩锅说辞，确实让人起疑。如果真有什么隐情逼得校方不得不这么做，那比单纯的官僚主义死扣规定还要糟糕多了。如果一个本来完全是正面事迹的事情因为所谓的隐情成了反面教训，到了连据理力争、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酌情体谅都做不到，甚至到了校方连一定冒天下之大不韪处罚的真实原因都不敢说，只能借老师人头一用的地步，那无疑是更大的闹剧了。
一个巨大的生物，神经往往是迟钝的，组织同样是这样。庞大组织不免要依靠各种规则和惯性来运转，久而久之，最终会形成积累诸多毫无用处，甚至只会带来无谓耗损的机械教条主义做法。某种程度上说，如何应对这种迟钝机械带来的内耗，是应对历史周期律的重要部分。不要说我们作为组织中微不足道的个人，对此往往是深恶痛绝。毛主席中国革命早期就写过反本本主义，可以说和同样和教条主义之流斗争了一辈子，结果又如何呢？
我们常说要坚持实事求是，但反过来说，正因为这种态度，在现实中是稀缺的，恐怕才会被不断强调吧。事情发展到如今，舆情压力之下，校方说会有后续跟踪。想必借舆论之力，处罚是会取消的。但考虑到我国高校和体制的长期做法，做出这样骇人决策的具体原因，可能不会有详细说明，不外乎再找一个倒霉蛋背乱作为的锅罢了。
就算过了这关，到头来俞老师恐怕还是要因为给大家惹麻烦，影响在领导心目中的地位，这几乎是一定的。在体制内，遇到这样的情况，当事人可能就躺平了，可一个好儿科医生如果这样被耽误了，那真是可惜了。
这事还是应该讲个明白，虽然无论是哪个原因都很叫人不舒服。如果说，只是学校方面单纯的教条主义病入膏肓，到这个程度确实叫人触目惊心，充分证实了人们对我国高校治理的种种不佳传闻。反过来说，真的如目前坊间流传，是涉及留学生，导致校方有理无处说，不得不借本该被表彰的老师人头一用。那么这种荒唐对比，又不免造成舆论的二次伤害。
在这个中国正受到空前外部压力，国人本该讲求团结、共御外侮的时代，外国人在华超国民待遇这种事，作为当代教条主义的另一个大时弊，早已为国人所深恶痛绝，天下不平久矣。
从本质上说，无论是哪种原因，根源其实是一样的。不拿下属当人的官僚，当然也不会拿本国老百姓当回事。这不过是同一种官僚挥舞着教条当天条，己为刀俎，以下属百姓为鱼肉，一体两面的事情罢了。
一个大的组织、一个社会不可避免会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教条主义，这三种主义的存在。而这三种主义会泛滥顽固到什么程度，正可以作为组织活力的晴雨表。
我们都知道，大凡一个处于上升期的组织，它的利益边界不断扩展，人才需求始终旺盛，那么它一定是灵活机变的。毕竟多 得是草创的地方，多得是需要扩展的领域，多得是需要人才的地方。相反，一个组织一旦进入所谓守成，本质就是增量逐渐让位于存量了，那就不免要讲各种祖宗家法，尊卑上下了。但大体来说，规矩还是约束大多数人的。而到了一个组织如果连余量都无多，那自然就到了变本加厉讲规矩，人多到谁上都一样的时候了。所谓的规矩日益成为整人的手段。
当然，三种主义的顽固泛滥还有一个情景，或许和我们日常的遭遇更类似。那就是，大量的既得利益群体，不仅是上层，还有中层中的许多人是热衷于这一套的。他们把规则复杂化，垄断化，形成一种堡垒，以保护自己的利益，阻止更有活力、能力的后来者威胁自己。
尤其是各种务虚的工作，更容易出现这种玩弄条例，动辄上纲上线的情形。很多搞这一套的人，他们不仅是要通过苛查来向上表忠心，更是要向下维持自己的狐假虎威。他们对规则的运用真到了随心所欲，翻云覆雨，抬之使人升天，抑之使人入地的程度。他们是看重律法规矩吗？不，他们只是要靠这套欺上瞒下，从中获利罢了。
这三种主义的泛滥最终是要毒害整个社会的。上级没有担当，下级不敢作为，中层只会甩锅，久而久之，社会必然要出大问题。这三种主义的根源是什么，不是所谓的祖宗家法，制度冗余，不可避免之恶，而是有人要搞特权，制造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正因为人人都不免深受其害，一切涉及三种主义的倾向，是大众应该警惕的，见了苗头就应该打的。
从历史经验来看，什么是制衡三种主义的手段呢？我认为一是群众的广泛监督，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当然这句话的前提是受到正确领导，充分教育的人民，而不是民粹，更不是豪强的肉喇叭。
另一方面，凡事还是要坚持原则，规则不应该违反原则，所谓法不该大过理。但这是很不容易的。教条主义就是典型的拿鸡毛当令箭，喧宾夺主，以所谓规则扭曲原则。当代，很多人说的讲原则，实际上成了讲服从，最终反而成了教条主义的帮凶。这是非常错误的，原则所以叫原则，因为它对上下是一致的，是始终致力进步，解决问题矛盾的，而不是束缚进步，制造问题矛盾的。
当代是一个斗争变革的年代，正因为是这样的年代，才要多争，多论，打破陈规旧矩。我们说为人处世要通情达理，治理社会和国家何尝不是这样。凡事大不过一个理，如果一个规矩过时陈旧，已经束缚社会的进步，成了压迫人民的桎梏，那么哪怕它是天王老子留下来的，也得改一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