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曾忘记,那个90年代最危险的广州火车站
之所以叫“春运”,根本是因为国门一开,沿海城市的率先工业化和内陆地区农耕文明的春节不相匹配,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错位。这是阵痛,既然已经打开了国门救西方,既然已经决定要搞“造不如买、买不如租”,既然已经走了市场换技术这条小路,就意味着工农的利益已经被平衡掉了。千万国企工人下岗和数亿农民工卖苦力,还有数不清的留守儿童承受改制之苦就是时代的必然了······其中夹杂着吸毒、卖淫、嫖娼、抢劫、诈骗······也都算是改制的成本吧。只不过我们要问一句,成本谁来承担?收益谁来收获?工人、农民数亿家庭,他们发财了吗?他们安居乐业了吗?他们幸福吗?
那个时代已经过去,80、90、00后的未来又在哪里?
1980年代末,“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的顺口溜传遍神州大地,也激荡着无数打工者南下淘金的雄心。广州火车站,便成为了直面潮水的第一道的闸门。
和人潮一并涌入中国南大门的,除了廉价劳动力和腾飞的经济,还有肉眼可见的混乱、肮脏与犯罪。
好雄伟,好大,好舒服的火车站
1974年4月10日上午8点30分,历时16年建成的广州火车站正式开站迎客。26岁的刘广德驾驶第一趟列车缓缓驶出站台,一路向北至韶关。
40年后他依然记得,那趟车足足开了七个多小时。
虽说车站落成是大事,始发列车没有进行剪彩,也没有特地挑选司机。刘广德的列车刚好于前一晚驶入广九车站,第二天便按照通知,改从新火车站出发。
不过在开站前夜,时任火车站团委书记的梁少英与员工通宵收拾卫生,自己搭梯子,将车站的每一块玻璃擦得干干净净。
“当时觉得广场好雄伟,好大,好舒服。”
作为70年代为数不多的现代化建筑,火车站主楼面积达2.6万多平米,广场达4万多平米。广场上挂着一枚巨型电钟,如今已陪伴广州市民走过了44个年头。
运营初期,客流不多,车厢只能坐满一半。那时能搭乘火车的都是高端商务旅客。“做生意的人人手一个小皮箱,手里拿着像砖头一样的大哥大。”
倒是前来参观的市民络绎不绝。他们先在火车站广场上拍一张时髦的游客照,然后迫不及待地走进候车厅,排队体验当时全广州独一无二的自动扶梯。
火车站位于环市西路,彼时仍属广州郊区,周边同一时期建成的还有流花宾馆、友谊剧院、东方宾馆。一栋栋“苏式”建筑在尚未开垦的土地中显得时尚又巍峨,一时落得“东方小巴黎”的名头。
时至80年代,广州还率先效仿美日等发达国家,与香港聚利发有限公司合作经营,改建部分贵宾候车室、会议室,开办多功能、综合性的商场。
开业不久,已囊括商品种类1200余种。买卖、娱乐场所齐全,人气鼎盛,许多商品甚至在别处购买不到。
“只见足够百米长的陈设讲究的橱窗,宛若一条商品长廊,排列在大厅的一侧。”
不久后,一旁的酒楼也开门营业,共设四层:一层专营快餐,菜单包括五角一碗的肉粥、两块钱的盒饭;二层为舞厅及咖啡厅;三层经营正宗川粤大菜;四层作包办宴席的贵宾厅。
为了解决旅客提出的吃饭难问题,时任广州铁路局局长亲自批示三千元,将车站原有的小卖部改建成餐厅,并添置桌椅,装修厅堂。
旅客体验到消费乐趣的同时,还能感受到无微不至的人文关怀和免费的高级服务。车站设有母婴休息室和儿童乐园,不仅对所有人开放,而且免费。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服务员”,一位下肢瘫痪的男青年,接过服务员为他买来的盒饭时吐露心声。
实际上,铁路部门改革的目标之一,正是要把单一的运输经济改为”以运为主,多元化的运营经济”,这与当时整个市场经济的政策走向保持了高度一致。
改革的成效十分显著。仅1985年一年,广州火车站就收到了近四万封来自全国各地的表扬信。
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
也恰恰在这一年前后,广州火车站宛若天堂般的服务急转直下。
80年代改革的春风率先吹暖了南方,“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的顺口溜一时间传遍神州大地,也激荡着无数打工者南下淘金的雄心。
广州火车站,便成为了直面潮水的第一道闸门。
数百万名斗志昂扬的打工者不远万里奔赴广州,出站后却又茫然无去处。
那时还没建立起市场经济所需的人才市场,想要在这片热土上寻找一处安身立命之地,并非易事。
“有些人靠乡里亲朋的关系指路,有些人是受了当地政府组织已有归宿,更多的却是几人几十人一堆,在烈日边缘,在都市一角,苦苦等待、寻觅。”
1993年,时任《南风窗》副主任的秦溯观此大潮时有感而发。
“你知不知道这里是广州火车站,
乖乖把钱拿出来!”
和人潮一并涌入的,除了廉价劳动力和腾飞的经济,还有肉眼可见的混乱、肮脏与犯罪。各种恶性新闻或凶险传闻四散开来,广州火车站仿佛在一夜间沦为了一块不祥之地。
“乱,是从1983年开始的。”
一名在火车站地区工作的老警察回忆。
本地人公认的真理是,如果你不是那儿蹲点的小偷、劫匪或巡警,最好绕开流花地区走。在流花分局从警二十余年的曾志坚表示,当年他都不敢让老婆到火车站广场派出所来看他。
当然也有一些不怕死的,比如记者,决心迎难而上一探究竟。1995年夏天,张松随深圳《焦点》杂志社在广州火车站进行24小时连续采访。
临行前一晚,社长和总编特地在老俵菜馆举行了壮行会。桌上反复叮咛道,一旦遭到围攻,立即大声呼救,公安干警会尽力保证大家的安全。
“一句话,唯愿每个人都平安归来。”
短短的24小时内,张松与同事们目睹了小偷、劫犯、诈骗犯的轮番登场 ——
一名暨南大学的教授趁找零钱的工夫,近万元的行李不翼而飞;两名男子被抓现行后,用长木棒将便衣打得满脸是血;十七岁模样的男孩被巡警掐住脖子,咳出一对咬瘪的耳环;湖北的乘客刘清林在候车大厅倚着墙打盹,醒来后缝在内裤上的3800元不知去向;一名湖南妇女花800元购买了一块假黄金;女厕所出现了一个假票批发站;入夜后,一个饿晕过去的瘦小伙被抬入了休息站......
1996年,广州火车站每日的人流量已达10万。人员复杂,警力不足,惊心的犯罪与辛酸的故事每时每刻都在上演。
采访完毕,张松心情沉重地写道:“睁眼已是凌晨五点,广州火车站熙熙攘攘,繁忙的一天又开始了。我们却无意拍摄下去了,还能有什么新闻呢,无外乎抢劫、动刀、偷盗、卖假票、高价勒索之类吧。在这里,一切都已司空见惯。”
然而,还有一种罪恶,张松没有目睹。
2000年初,按当时流行的说法是“迈入千禧年之际”,《南方日报》的摄影师梁文祥写下遗书,只身闯入广州火车站及周边地带,暗访吸毒者。
广州火车站的恶势力鄙视链在2000年前后基本形成 —— 混混看不起租房子的吸毒者,租房子的吸毒者看不起流离失所的吸毒者,这些吸毒者们则集体看不起得艾滋病的。
他们以火车站为圆心,以周围几公里为活动半径,在此地“安家”、“工作”、养孩子;醒了就去碰瓷抢劫,“饿了”就去吸粉挥霍,从无积蓄,也无法脱身。一位吸毒者曾向人吹嘘,“我的血液里至少跑着两辆桑塔纳2000。”
“车站本来是个短暂停留的地方,他们却在这里迷失、堕落、流浪,最后在这里长眠不醒。”
每一个在广州长大的80、90后,年幼时或多或少都听长辈说过广州火车站的恐怖传说,真真假假难以分辨。记者恭边在《去火车站看看》一文中记录了各种令人乍舌的犯罪手段。
首先是无时无刻的抢劫勒索。1995年,一名记者在广场被勒索时,不远处的城管却袖手旁观,“我帮了你自己也没命!”;1998年,一名上海人广场遇敲诈,两个大汉拦住他:“你知不知道这里是广州火车站,乖乖把钱拿出来!”
侥幸躲过了抢劫,还可能遭遇全世界最贵的公共电话。1999年,一位东北游客因拒付398元电话费,大喊“就算打到美国也不要这么多!”,被四五个人围住打断了脚。
其他五花八门的犯罪还包括:设施简陋的高价旅馆;高价野鸡车;会不翼而飞的行李寄存点;叫了押金后便耍赖的职介所;堵在售票口前不许你买票的票贩子……
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在这片弹丸之地勾连、盘聚,形成不同势力,也让广州火车站沦为了人间修罗场,步步惊心,处处凶险。
“黑手几乎伸到火车站周围的每一个空气分子里”,一名旅客如此感慨。
2000年至2005年间,广州警方针对火车站区域进行强力整治行动。2005年7月,铁道部率领来自全国各铁路公安局的精兵强进驻广州站,联手当地公安,于20天内端掉19个帮派。
曾经“盲流”聚集的两颗大榕树下,变成了候车旅客的纳凉之地。
全国春运看广东,广东春运看广州
90年代的混乱无序直叫人心惊肉跳,却阻挡不了人们南下的热忱步伐。当日历翻至一年一度的春节,混乱又成指数级增加。
1994年春运期间,铁路部门发送的旅客人数达1.8亿人次,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大规模迁徙。
在没有12306的年代,购买一张回家的火车票,是所有打工者一年里最痛苦的时刻。
2001年至2010年间,每逢春运,《羊城晚报》的记者邓勃都会扛着相机,混在人群中捕捉那些惶恐与焦躁的面孔。一路上,他目睹过不少温暖人心的片段,但是最忘不了的却全是悲剧。
“有人受不了臭味,跳窗死了,也有人直接在我身就疯了。”
从80年代后期开始,铁道部几乎每年都要动员人力物力,在春运期间大力支援广州站。
1991年,铁路部运输局一员工在递交上级的春运铁路客流报告中作如下记录:
“春节前,铁路客运突出的矛盾在广州地区......春运过后,出川客流首先是去广州,襄渝线平时每日有只有旅客上千人,春节后每天都有旅客七八千人乃至上万人,旅客列车超员严重,并有积压。”
“全国农村现有1.3亿剩余劳动力......每年春运期间产生的大量民工客流不可避免。今后几年内,还将呈增长趋势。”
“全国春运看广东,广东春运看广州”成为了一句经久不衰的口号。
还来不及从前期舒适环境和高质量服务的美梦中醒来,人们就必须面对脏乱、拥挤、一票难求的事实。回过头看,原先这种实现了“顾客即是上帝”的理想化幸福,完全是建立在有限的客流之上。
90年代后期,广铁决定将部分用于运货或牲口的列车,经过简单改装后作客车供人出行。这种“闷罐车”就如同其名字一样,让人窒息。白天阳光照射,闷热如蒸桑拿;晚上气温骤降,寒气逼人。
工作人员回忆,每次接车时,首先要一个篷一个篷地检查,看看车厢内有没有死人。
70年代建成的铁路运转系统,其承载能力仅为4万人次,对10年后的汹涌人潮毫无招架之力。
新世纪后,为加大候车面积,车站内的酒店、旅馆、商场全部拆除;2005年,广州火车站再次对候车室进行大规模扩容改造。
然而,这一系列改变依然没有抵御08年那场突如其来的雪灾。数十万旅客的滞留与数人被踩踏致死的沉重代价,使其成为了中国春运史上最难以释怀的一页。
除夕当天,无处下脚的站外广场上,期盼归家的人们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数万军警手挽手叠成几层细密的人墙,守在站前11个昼夜,生怕一个疏漏,便让摇摇欲坠的秩序瞬间溃决。
广场上一遍遍放着电台的广播,电台主播用嘶哑的声音不断重复:“留下吧,广州也是你的家”。回应的只有一片喧嚣。
这场危机被研究者们当作特大案例,写进上百篇城市规划及公共安全论文中。
最后一个“春运”
2017年年初,早已不堪重负的广州火车站终于敲定了升级改造计划,改为高铁枢纽站,并与广州东、广州南、佛山西、棠溪站等站点共同分散客流。
旧貌换新颜后,拥挤与不堪的广东春运记忆,或许能随着老火车站一并退出历史舞台。
“老不是不好,但老得不够实用。相对广州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城市来说,显得小了。”
当改造的消息传来,念旧者们开始捕捉这片昔日淘金之地上的奇闻异事。而40年过去了,每一个看似惊心动魄的情节,往往也只暗合了历史的进程。
车站会变,城市会变,潮水的方向也会改变。唯一不变的,或许只有人们对发财致富的不懈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