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乙己文学”“骆驼祥子”与当代青年的困境
【原编者按】1980年5月，发行量超过200万册的《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一封署名“潘晓”、充满青年人困惑的长信，并首次提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伦理命题，最后感叹：“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随即，一场持续了半年多时间的全国范围内的“潘晓讨论——人为什么要活着”就此引发，共有6万多人来信参与讨论。这个事件后来被称之为“整整一代中国青年的精神初恋”。现在，我们离“潘晓来信”的讨论已经过去了40多年。今天的青年人，不也面对和潘晓一样的困惑吗？在潘晓来信所催生的个人主义浪潮中，青年人的路是越走越窄，还是越走越宽呢？今天，也许我们需要一场新的人生观世界观大讨论，需要一个新的“潘晓来信”。本公众号欢迎各位青年人向我们投稿，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困惑，一起讨论当代青年人的困境与出路。
一、“孔乙己”们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创伤
2023年，“学历是我下不来的高台，是孔乙己脱不掉的长衫”“如果没有读过书，我一定心甘情愿地去工厂里拧螺丝，可是没有如果”等言论频频出圈，引发广大中国青年的强烈共鸣。与鲁迅笔下的落魄文人孔乙己（《孔乙己》）同时出圈的，还有老舍1930年代塑造的经典人力车夫形象——祥子（《骆驼祥子》）。有网友戏称，从落魄的孔乙己，堕落的祥子，再到发疯的“狂人”（《狂人日记》），这一人物形象序列象征性地描绘出了当代中国青年从幻灭到沉沦的全过程。学者杨庆祥曾将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阵痛密切相关的文化作品称为“新伤痕文学”（杨庆祥《“新伤痕时代”及其文化应对》），“孔乙己文学”等相关现象显然也属于新伤痕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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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孔乙己高度共情的知识青年大多出生于1990、2000年代，在教育大众化的浪潮中接受了本科以上的高等教育，笔者也是这一群体的一员。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开拓着知识青年的视野，提高了我们对自我、对社会的期待，也激发着我们参与全球性消费的物质、文化欲望。但早在2016年的一篇论文中，有研究者就指出当代大学生面临着“职业获得低端化”“生活世界半城市化”“心理状态不良化”“身份认同危机化”等问题（孙文中《教育流动与底层再生产——一种大学生“农民工化”现象》）。而近年来，“孔乙己文学”的生产则意味着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当代青年已逐渐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尴尬处境，不再相信仅仅通过学历提升和自我奋斗就能改变自身命运。
当代青年，尤其是出身于社会下层家庭的青年面临的压力来自社会各层面。作为“学历社会”的亲历者，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成长于“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文化氛围，但临近毕业/工作后，却发现自己没有能力满足家人、亲戚对“高材生”的期待。在进退失据的困境中，许多青年深陷情感矛盾，成为故乡与大城市的双重“边缘人”，也很容易产生难以回馈家庭的道德愧疚感甚至负罪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