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离群众，就是自掘坟墓
“脱离群众”这个词，乍听之下像一条老生常谈的政治口号，仿佛只存在于文件、教材和会议纪要里。但只要你把视线稍微从纸面移开，投向真实世界，就会发现：它并不抽象，甚至可以说，我们每天都在围观脱离群众的现场版演出。
从翻车的公共舆论，到集体失语的精英话语;从“何不食肉糜”式的高谈阔论，到评论区一边倒的冷嘲热讽;从看似正确、实则悬浮的观点，到一句“你先去上三年夜班再说”的终结式回应——这些都在反复提醒我们一个事实：一旦脱离群众，判断力会率先塌方，随后是信任、合法性，最后是话语本身。
唯物辩证法从来不怕谈“群众”。
相反，它正是从群众的现实处境中，理解社会如何运转、矛盾如何生成、历史如何推进。脱离群众，意味着脱离现实的根基，其危害并不会立刻显现，却会在时间的积累中，变成系统性失真。
很多人以为，脱离群众只是态度问题，顶多显得不接地气。但实际上，它首先带来的，是对现实的结构性误判。
当一个人、一个群体、甚至一种舆论体系，长期不再与普通人的生活经验发生真实接触，现实就会被简化成报告里的曲线、PPT 上的趋势线、总结中的“总体向好”。这些抽象信息本身并没有错，问题在于，它们被当成了现实的全部。
可现实从来不是平均值的世界。
群众的生活，往往存在于统计数据的阴影里。是通勤时间被悄悄拉长的上班族，是加班常态化却不敢请假的打工人，是账单一张张叠加却迟迟不涨的工资;是被算法推着跑、被绩效追着算，却依然被要求“理解大局”的普通人。
如果舆论脱离这些具体处境，它对现实的判断就会越来越像“模拟器里的世界”。一切都在合理区间内运行，只有群众的情绪显得格格不入。于是，问题不再被理解为结构性矛盾，而被轻描淡写地归结为“个体心态”、“认知偏差”、“被情绪裹挟”。
从唯物辩证法看，这是典型的主观脱离客观。当判断不再源于实践，结论再严密，也只是空中楼阁。
脱离群众的第二个危害，是让话语逐渐陷入自我循环。
在封闭的讨论空间里，观点会不断被同类确认，逻辑会被反复打磨，语言会越来越精致，立场也会越来越笃定。问题在于，这种“正确”，并不一定经过群众生活的检验。
于是我们常常看到一种奇妙的景象：某些观点在圈内被视为共识，一旦进入公共空间，却迅速水土不服;某些话语在专业语境中滴水不漏，面对普通人，却显得冷漠甚至刺耳;某些立场在文件中合情合理，放到现实语境，却引发强烈反弹。
这并非群众“听不懂道理”，而是这些道理早已脱离了他们的现实坐标系。
脱离群众，不只是一种说话方式的偏差，它可能潜伏在每一个角落：办公室的决策者高高在上，以为会议室里的报告能代表现实;街道规划者闭门造车，规划图纸上美得惊人，却没考虑老人出行的脚步;学校管理层只盯着指标和排名，却没真正体会到学生的压力与困惑;企业高管只看财务数据和KPI，却忽略了一线员工的血汗与疲惫。脱离群众的人，总是以为站得高就能看得远，却忘了高度并不能替代深度。现实不会因为你的计划精细、逻辑自洽而改变，它只按照自己的规律运转。
群众的需求不会沉默，他们会用行动、用反应、用沉默的抗议提醒你：你错了，你脱离了真实的生活。当决策者、管理者、任何自以为高屋建瓴的人忽略了这一点，后果绝不会只是尴尬的解释或调岗，它可能是项目失败、政策落空，甚至是整个系统的崩塌。脱离群众，就是把自己架在一个没有根基的空中楼阁上，任何一点现实的冲击都足以把它震碎。
群众并不天然排斥理性，他们排斥的是与自身经验完全断裂的说教。当话语开始习惯于在群众头顶盘旋，却不愿落到地面，它的传播力和说服力就会同步下降。
久而久之，这种话语只能在原有圈层内反复回响，对外界的影响力却越来越弱。看似声音很大，实则无人回应。
信任是一种极其现实的社会资源，它从来不是靠宣示获得的，而是在长期互动中慢慢积累的。
当群众发现某些话语体系长期忽视他们的处境，甚至在关键问题上反复站到他们的对立面时，信任就会开始流失。而信任一旦被消耗，修复成本极高。
这种流失往往并不伴随着激烈冲突，而是以更安静的方式发生：不再认真倾听，不再积极参与，不再期待回应;表面上点头，实际选择“算了”;公开场合保持沉默，私下却用调侃、反讽、玩梗完成情绪表达。
当“认真讨论”逐渐被“哈哈哈哈”取代，当严肃议题被做成段子，当群众用一句“懂的都懂”结束对话时，信任的裂痕已经相当明显。
从唯物史观来看，信任的瓦解并非情绪问题，而是社会关系失衡的直接结果。脱离群众，本质上是在削弱这种关系的物质基础。
任何话语、任何组织、任何舆论导向，其存在合理性都无法脱离群众这一根基。
倘若脱离群众成为常态，它所带来的后果并不会停留在舆论层面，而会进一步影响决策质量、执行效果以及社会反馈。信息无法真实回流，问题无法被及时识别，矛盾只能在表面被掩盖。
短期内，这种状态或许还能维持某种“稳定”;长期来看，却极易积累风险。一旦现实压力集中释放，原本被忽视的声音就会以更剧烈的方式出现。
历史反复证明，脱离群众从来不是一个“风格问题”，而是方向性错误。它削弱的不只是沟通能力，更是应对现实变化的能力。
唯物辩证法之所以强调群众立场，并不是出于情感偏好，而是基于对现实运行规律的清醒认知。
群众不是被管理的对象，不是被说服的变量，更不是用来装点叙事的背景板。他们的生活经验，是社会最真实的反馈系统;他们的情绪变化，是矛盾最直接的信号;他们的集体反应，往往预示着现实的走向。
脱离群众，看似可以获得短暂的“清净”，代价却是对现实的持续失明。
当话语重新回到群众之中，当判断重新扎根于实践，当倾听成为一种常态，许多问题反而会变得清晰。
群众始终在场。脱离他们的，从来只有那些自以为站得很高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