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仍在说话：哈贝马斯的一生
2026年3月14日，正值马克思逝世143周年纪念日，尤尔根·哈贝马斯与世长辞，享年96岁。
这位德国哲学家在过去近一个世纪里几乎见证了整个现代欧洲的历史变迁：从魏玛共和国的最后岁月到纳粹德国的崛起与覆灭；从冷战对峙到两德统一，再到互联网时代的公共舆论变迁。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跨度中，他反复追问一个问题：在一个充满分歧与冲突的现代社会，人们是否仍然能够通过理性的对话达成理解。
01
战争中的少年时代
1929年6月18日，哈贝马斯出生在德国杜塞尔多夫的一个新教氛围浓厚的家庭，命运给予他的最初考验来自身体——先天性唇腭裂让他年幼时经历了多次手术，即便如此鼻音仍难以完全消除。课堂发言时的含糊语音、同伴不经意的窃笑，让他很早便体会到表达的困难，多年以后，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语言交往媒介作为共性的表层的重要性，没有它，我们作为个体无法生存。”对一个从小就在表达上受阻的人来说，人类如何通过语言达成理解似乎注定会成为一个终身的问题。
1937年秋，格蕾特·哈贝马斯和三个子女，右一为尤尔根·哈贝马斯
他的少年时代被纳粹德国的阴影笼罩，按照当时的制度安排，他和许多同龄人一样先加入德国少年团，随后进入希特勒青年团。1944年秋，15岁的哈贝马斯被派往“齐格菲”防线担任高射炮助手，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战争的残酷，1945年3月，美军进入他生活的古默斯巴赫小镇。多年以后回忆那一天，他写道，这并不是战败带来的屈辱，而是一种“历史意义上的和个人意义上的解放”。真正的震撼发生于战后，纽伦堡审判的广播、集中营纪录片的影像让少年哈贝马斯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曾经生活其中的政治体制是一种罪恶的制度。正是出于这种震惊，他认为战后德国的政治重建不仅仅是一项国家工程还是一种道德的责任。
1942年的哈贝马斯，这一年战争发生转折，斯大林格勒城下的德军第六集团军被包围，盟军登陆非洲
1944年8月，古默斯巴赫希特勒青年团列队向齐格菲防线开拔，前面帽子上有花的是哈贝马斯
中学时代的他显露出过人的思考能力，1949年复活节毕业考试时，他的班主任在评语中写道：“哈贝马斯绝对是班上最有天分的学生，而且是最有意识关注自己精神成长的学生。他是一个独立思考者。”同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并决定放弃学医的计划，转而进入大学学习哲学。他在毕业简历上写下自己的兴趣所在：对人的理解应当从生物学、心理学一直延伸到哲学层面。
“他在哲学问题上有过人的天赋……”——1949年复活节毕业考试，班主任为他写的评语。
02
向大师发问的年轻人
1949年夏季学期，哈贝马斯进入哥廷根大学学习哲学的同时还选修了历史、心理学和经济学。此后几年间，他先后在苏黎世和波恩求学，并在波恩大学结识了后来长期合作的朋友卡尔—奥托·阿佩尔，两人围绕语言哲学、解释学和社会理论展开的讨论对他日后的思想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955年前后的卡尔-奥托·阿佩尔
1954年，哈贝马斯完成博士论文《论谢林思想中的矛盾》，仅用九个学期便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导师罗特哈克评价这篇论文“完全超出平均水平”。不过，令他真正进入公共视野的是一篇发表于报纸的文章。
1953年，他读到海德格尔1935年的讲座《形而上学导论》（Einführung in die Metaphysik）重新出版，书中关于“这场运动内在的真理与伟大”（暗指纳粹主义）的表述未作删改，而海德格尔本人在战后也始终没有对自己的政治立场作出明确反思。对此，年轻的哈贝马斯在《法兰克福汇报》发表文章《通过海德格尔反对海德格尔》（Mit Heidegger gegen Heidegger denken）公开提出质疑：“难道澄清过去的责任，让人们铭记历史，不是思想者最重要的责任？”这篇文章引发广泛讨论，也让人们注意到这位年轻学者的声音。
开始公共知识分子生涯——“看来，是时候通过海德格尔反对海德格尔了”。
1956年，他进入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成为阿多诺的助手。这段经历为他打开了批判理论的思想世界。
阿多诺和哈贝马斯在1964年4月召开的海德堡社会学家大会上
1961年，他完成教授资格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并于1962年出版。在这部著作中，他考察了近代欧洲公共生活的历史变迁：17、18世纪的咖啡馆、沙龙、阅读社以及围绕报刊展开的讨论曾经构成一种新的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中，私人个体以公共身份参与讨论、以理性辩论形成舆论，借此来对权力产生影响，但随着大众传媒与市场力量的发展，这种公共领域逐渐发生转型，其原有的批判功能不断削弱。
1962年《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在鲁赫特汉德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很快成为战后社会理论的重要著作，也奠定了哈贝马斯此后几十年思想探索的基本问题意识：如何在现代社会中为理性公共讨论保留空间。
03
为理性辩护的哲学家
1964年，哈贝马斯回到法兰克福大学接替霍克海默的教席担任哲学与社会学教授。1965年的就职演讲《认识与兴趣》提出一个后来广为人知的命题：使人类区别于自然界的，并不是单纯的理性能力，而是通过语言达成理解的能力。（Das uns von der Natur losgelöste ist nur Sprache.）
《认识与兴趣》手稿：“我们否认反思，就是实证主义。”
他逐渐在随后的几十年中构建起自己的理论体系，1981年出版的两卷本《交往行动理论》是这一“思想工程”的高峰。他在这本后来广为流传的学术著作中区分了不同类型的社会行动，强调一种以理解为目标、以语言为媒介“交往行动”，这种行动依赖参与者之间对真实性、正当性和真诚性的共同承认，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人们才能通过论证而不是通过强制达成共识。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的危机在于工具理性的过度扩张，原本由文化传统与社会互动维系的“生活世界”越来越受到金钱与权力这两种系统媒介的支配，他将这一过程称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而处于此种这种情况下的公共讨论就逐渐被行政决策和市场逻辑取代，社会信任和公共理性也因此受到了侵蚀。
面对这一趋势，他并没有像一些批判理论家那样对现代性持彻底悲观的态度，反而是一直相信现代社会仍然蕴含着通过公共讨论不断修正自身的可能性。只要交往理性的潜能得以发挥，民主制度仍然能够通过协商与论辩不断更新自身。
学术研究之外的哈贝马斯也一直保持公共介入的姿态，不论是冷战时期的核武器问题还是德国统一后的宪政讨论，他都不断在报刊与公共论坛上发表意见。于他而言，知识分子的职责并不是替政治提供简单答案，把公共问题重新带回理性的讨论之中才是主要的。
《关于青年反对派的战术、目标和形势分析的六个观点》再版：“斗争是针对去政治化的公共领域，在这种土壤中决策机制不会接受一种民主形式。”
04
仍在思考的老人
进入21世纪之后，哈贝马斯依然保持着惊人的思想活力，几乎可以算是“高精力人群”的象征。
2004年，在获得京都奖的演讲中，他第一次较为公开地谈及自己童年时期的唇腭裂经历，并坦言正是这种早年的身体经验让他更早地意识到人与人之间那种难以回避的相互依赖。次年，在《公共领域中的宗教》演讲中他进一步提出不同文化与宗教传统之间需要展开一种“互补性的学习”。全球化时代的公共领域早已不再局限于民族国家的疆界之内，而需要在不同文化之间不断寻找新的对话形式。
即使进入九十岁以后，他仍然保持着持续写作的节奏。2022年出版的《公共领域的新结构转型》再次回到六十年前他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提出的问题：数字媒体与社交网络迅速扩张的时代背景下，公共讨论的空间究竟是在被拓展还是正在被新的技术逻辑悄然重塑？
哈贝马斯的著作传遍世界
然而，思想再旺盛的生命终究也难以抵御时间的流逝，这位思想家，在卡尔·马克思逝世一百四十三周年的这一天离开了人世。
许多初学社会理论的学生往往会把他的名字与上世纪的思想史并列在一起，仿佛那是一位早已属于历史的人物，当他们偶然得知这位哲学家仍然健在时，常常会露出几分意外的神情；而如今，这样的意外也终于成为过去。
回顾他漫长的一生，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那些已经进入社会理论词汇表的概念：公共领域、交往理性、生活世界……这些复杂而严密的理论结构背后贯穿着一个并不复杂的问题，即处于人类社会不可避免地存在分歧与冲突的情况下，我们是否仍然能够通过理性的交流彼此理解？
1999年在施塔恩贝格，背景中的画是君特·弗鲁特伦克（Günter Fruhtrunk）的作品，题目叫《草地》
有人因此批评哈贝马斯过于理想主义，在他们看来，一个由权力、利益与情绪所交织而成的现实政治世界很难为这种理性讨论留下真正的空间。但哈贝马斯坚持的不是一种对现实的天真想象，那是一种具有规范意义的要求：哪怕现实世界充满利益的计算、权力的博弈与各种各样的误解，人类社会仍然需要为理性的讨论保留位置，只有在这样的空间中才有可能通过论证而非强制、通过理解而非暴力去逐渐逼近一种更为合理的公共秩序。
这一目标并没有被视为已经实现的事实，在他的理论中这更像是一种需要不断维护的实践。公共理性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存在，它只能在一种鼓励讨论、允许不同意见彼此碰撞的文化环境中被艰难地维系，人类社会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才可能通过持续的相互学习而不断前行。
“只有在一个文化上具有激发力的环境之中，相互学习才有可能。”我们处在一个分歧日益加深、公共讨论愈发喧哗的世界里，人们仍然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面对同一个问题：在彼此意见如此不同的情况下，我们是否仍然愿意倾听对方，并通过对话理解彼此。因此，他的信念或许某种意义上显得格外脆弱，但也因此显得格外重要。
如今，这位始终相信理性对话可能性的思想家已经离去，但他留下的问题却不会随着他的离世而终结。
参考文献
[1]斯蒂芬·穆勒-多姆：《尤尔根·哈贝马斯传：知识分子与公共生活》，刘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年版。
[2尤尔根·哈贝马斯：《在自然主义与宗教之间》，郁喆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