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沐君：1990年代中国的自由派与新左派之争
在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下，20世纪80年代“思想界”的知识分子普遍认为，中国应当拥抱西方的文化与政治制度。到了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不断增加。那些曾在西方国家接受训练或有海外生活经验的学者开始参与思想论争。
与前辈相比，这些学者往往对所谓“西方社会”有着更为复杂的理解。此外，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新的社会问题在19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例如国有企业私有化带来的失业问题。由此，人们开始对现代化理论的目的论叙事产生怀疑。经过几场论战，作为“思想界”参与者的知识分子逐渐分化为两大阵营：自由主义者与新左派。
将复杂的政治观点简单归类，难免会导致过度简化。对中国自由主义者与新左派政治立场的概括亦是如此。然而，这两大阵营之间的分野确实存在且相当深刻，因为在世纪之交，中国所面临的根本问题上，两派知识分子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诊断。
新左派学者认为，随着中国社会日益嵌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体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成为制造异化、不公与权力不平等的新来源。相反，自由主义者不同意新左派关于中国社会已经扎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判断。在他们看来，90年代中国面临的问题与80年代并无本质差异，依然是国家对市场与社会的垄断。
就不公与不平等问题而言，一些自由主义者指出，私有化过程中存在寡头垄断现象。他们认为，自下而上的参与缺失导致了私有化过程中财富分配不均；而阻碍公众参与的，显然是官僚国家，因此，中国权力不平等的最大来源仍然是国家，而非市场。
基于对根本问题的不同诊断，两大阵营对中国从社会主义向市场经济转型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自由派批评计划经济效率低下，并认为反复的政治运动令人恐惧且去人性化。他们总体上肯定国家推行市场经济改革的决策，但仍认为经济的自由化与私有化并不彻底。在政治改革目标上，他们主张引入宪政民主与法治，以制衡国家权力的过度集中。
相比之下，新左派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历史抱持更为复杂的态度。一些学者认为，正是在社会主义时期，中国为工业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否则后来的经济腾飞难以实现。还有人赞扬社会主义在农村地区提供了基础教育和医疗保障，并对这些项目在市场化改革中的衰落表示惋惜。
相应地，新左派主张强化国家能力，以减少不平等并保护公民的社会权利。在政治改革目标上，新左派学者则认为宪政民主与法治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他们借鉴某些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主张一种“人民民主”（大民主），以赋予民众实质性的参与机会。
这些争论的背后，是学者们对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不同态度，更准确地说，是他们对“现代性”与“现代化”概念的多样理解。新左派学者对“启蒙者”提出的议程持怀疑态度，而自由派则认为新启蒙运动的精神仍具有价值。
受到各种批判理论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新左派对西方的现代化路径提出了强烈批评。他们将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与殖民扩张以及对众多弱势群体的剥削联系在一起，并主张应当超越这种路径。此外，他们中的许多人希望中国能够探索出一种替代性的发展道路。
自由派承认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内在的诸多矛盾。然而，他们强调，随着民主与公民权利的扩展，许多曾在西方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非人道状况已经得到缓解；这表明西方现代性本身包含着自我纠错的可能性。因此，自由主义者认为，中国不应轻率否定那些已被证明有助于推动人类进步的西方制度，例如宪政民主与法治。
自由派与新左派之间的论争持续了数年。到1990年代后期，这场争论扩展至一些商业化出版物，并在更广泛的公众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许多参与讨论的受众未必能够完全理解知识分子所涉及的各种理论细节，但他们开始对不同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标签产生兴趣。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历史上社会主义实践的影响，中国的意识形态坐标总体上比许多西方国家（如美国）更偏“左”。在美国，一个支持增加福利支出的人——即便他或她承认市场经济的价值并认同私有财产保护——通常会被视为“左派”。但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意识形态论争中，这样的人更可能被归类为自由主义者。在当时，支持古典自由主义与社会自由主义的人都被划归为自由主义阵营，而这一阵营通常被认为属于“右派”。
自由派与新左派之间的争论，通过引入更多关于中国改革的思考视角与信息，使公共领域趋于多元化。然而回顾来看，我们也会发现，许多讨论——例如关于国家还是市场是造成不平等与异化之根本因素的争论——在分析上仍显得不够精细。
当前关于后发国家的研究一再表明，“国家/市场”之争并非非此即彼的问题，因为在现实中，国家力量与市场力量往往相互作用。因此，真正重要的是这两种力量如何互动，以及这种互动如何在不同情境中导致多样化的结果。
本文节译自The Death and Life of Chinese Civil Society一书，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