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明：最后的“新左派”

　　李陀先生给我发来一篇近作，是根据他在《文化纵横》杂志社主办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的，原题为《对社会主义和改革复杂性的一些思考》，公众号发表时改为《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来说，社会主义是什么》，显然是抽取了文章中心意思。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虽然是一目十行，但感觉到这是一篇重要的文章。说重要并不只是因为篇幅（两万字），而是因为议题的丰富宏大，所涉猎领域的广泛以及复杂性（这是作者在文中反复强调的一点），我还要加一点，该文内部存在的几乎难以逻辑自洽的矛盾，也超出了作者以往的文章。正如人境网编者按所说：“他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放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的视野下进行思考，提出了一些重大的理论和历史命题，如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列宁”新经济政策“和列宁主义及斯大林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毛泽东五十年代关于五种经济成分和改革开放后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异同，以及对改革开放和当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总体判断等等，具有极其重要的讨论价值，值得深入辨析。”

　　李陀先生的大作被人境网转载后，在读者中引起了激烈争议。一篇署名“井冈山观心”的文章《”补课论“的实质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补课论“的实质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写道：“读了李陀老师的《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来说，社会主义是什么？》一文，给笔者的感觉，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推崇导师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并赞成走以“新经济政策”为基础的道路，推崇以新经济政策为蓝本的社会主义道路（比如南斯拉夫）。这实际是“补课论”，是变种的唯生产力论。所有的唯生产力论的补课论者，都是谎言家，他们异口同声地认为新经济政策发展得更快。这是修正主义者们的理论基础，这里有两个谎言：将新经济政策狸猫换太子混淆为社会主义——也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另一个谎言就是新经济政策发展更快。“作者用大量翔实的数据批驳了李陀文章中关于改革开放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就的论述，并针对列宁新经济政策提出的所谓”迂回“”退却“的社会主义（即”补课论“），指出：”新经济政策相当于留级（补课），面对高考，成绩不够，那就留级复读。留级是为了高考，等成绩提高后立刻高考，绝不是一直留级（补课）在高三。故意混淆新经济政策的人，从来也不告诉世人，列宁在退却一年后就提出了停止退却，“准备向私人经营的资本进攻”——结束留级（补课），准备高考了。“

　　针对李陀提到毛泽东在1949年谈到的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成分（所有制），并将其与改革开放的“所有制多元化和“混合所有制”相提并论，该文作者辩驳道：“他混淆了新民主主义时期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种混淆对于不了解历史的人会有极大的欺骗性，让人以为毛主席要发展私有经济。从李陀老师熟读马列毛经典来看（文中对马列经典以及历史事件信手拈来），毫不客气地讲，这是别有用心的混淆。毛主席的路线很清楚：1、新民主主义时期（也就是李陀老师所说的新经济政策），“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要对私人工商业、手工业、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2、“‘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我看都是不对的。”正是基于此，新中国才展开了三大改造，才确定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并写进了宪法：“......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奋斗！......”三大改造，就是将私有制改为公有制、集体所有制，逐步消灭私有制，而绝不是发展私有制。三大改造完成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新民主主义时期）正式宣告结束，进入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么清晰没有歧义的路线，李陀老师没有说出来，只取其一段，舍弃另一段，这是典型地断章取义，春秋笔法。”

　　作者最后说：

　　李陀老师的2万字长文，可以用邓小平的三条金标准来衡量：

　　1、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

　　2、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邓选》第三卷《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

　　3、但如果风气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

　　——《邓选》第三卷《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

　　这三条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识别真假社会主义、真假共产党的照妖镜。

　　在我转发李陀以及上述文章的新浪微博评论区，网友的留言更是尖锐——

　　我曾将李陀文章转给老田，他认为：“没有区分政治与行政，这就说不清新民主主义与变修走资的根本差别，列宁的退却说，应该就是卢森堡所说的临时性措施——基于执行力赤字前提所做的变通，引入多个方面的力量去填空，让经济运转更顺畅一些；但是，对于政治与行政之间的关系，缺乏分析和展开，文章的想象力对于行政方面展开相对充分，但问题在这个方向上，既无法诊断，也难于给出答案；文章充满着对历史经验或者毛教员对话的诚意，也沿袭了很多官方宣传。从政治出发，社会主义试验是有边界的，过界之后，就再也不存在社会主义了，可能，依靠与对立面讲和或者妥协，可能并没有探索价值，充其量会赢得一点表达空间——让对立面的人听起来不那么刺耳，这么个曲折讲述策略，可能完全舍此了社会主义内涵本身。”

　　老田的观点虽然不像网友那样尖刻，口无遮拦，比较委婉客气，但总体认识与前述文章和大多数网友的评论颇为接近。

　　全面解读李陀先生这篇雄文，并非我写此文的意图。实际上，李陀此文的观点，跟中国主流学术界的认知并无任何特别出格之处。我想探究的是，作为一个久居海外的学者，他为何要在自己很少涉足的政治领域，而且思想讨论氛围十分稀薄的当下，来讨论这样复杂甚至敏感的议题呢？

　　跟老田一样，我也相信李陀“对历史经验或者毛教员对话的诚意”，否则犯不着在年逾古稀之时来蹚这”这趟浑水“，更无须像有网友指责的那样，去拍跟自己已没有现实利害关系的体制的马屁。他写此文的最大的目的可能还是想弄清楚这几十年困扰许多中国人（包括他自己在内）的那些个难点和疑点问题。作为学者，这的确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但李陀的努力适得其反，他对当代中国问题的观察和分析已经与现实严重脱节，对潜藏的严峻社会危机更是浑然不觉。我不知道这是国内主流学术界对他施加的影响，还是他主动认知的结果，抑或是因为远隔海外，距离产生美感，给人一种南辕北辙的感觉。比如他在文章中想努力解答“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找出的论据和给出的答案却是非“社会主义”甚至“反社会主义”的，他一面宣称没有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概念摆在那儿，高度肯定四十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是世界社会主义史上最伟大的“实验”，一面却置中国存在的现实矛盾困境和包括马列毛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基本属性的概括而不顾，不去辨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如列宁和布哈林，斯大林与赫鲁晓夫的“实验”之间的本质区别，却将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主张解读为“无边的社会主义”。而任何概念和社会实验，一旦失去边界和质的规定性，如公有制经济、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民主等范畴，也就等于取消和否定了这个概念和社会实践（实验）本身，好比原本要去北京，结果却去了上海，这就不叫探索，而是改弦易辙或改旗易帜。正如老田说的那样，“社会主义试验是有边界的，过界之后，就再也不存在社会主义了。”

　　在我看来，李陀在此文中呈现的认知，已经远远退回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新左派崛起之前学术界的平均值。这显然不只是李陀个人的认知局限，而是跟近二十年来社会思潮的影响特别是新左派“集体转向”有关。

　　熟悉当代中国思想史的读者都知道，新左派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崛起至新世纪初叶活跃于中国思想界的一股重要文化思潮，它发韧于《读书》《上海文学》杂志发起的人文精神讨论，主要针对市场经济启动后，中国社会因片面追求经济导致的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以及环境问题的批判，代表人物有汪晖、王晓明、甘阳、张承志、韩少功以及一批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和学者（参见：《新左派阵营的60年代人》）。李陀因在一篇《漫谈纯文学》的访谈中主张文学应该关注社会问题，重返现实的主张，也被视为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新左派的观点受到了当时位居主流的自由派学者的批评与乃至攻击。这就是当代思想史上著名的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之争。这场论争因多种原因不了了之，但为随后民间社会左翼思潮的崛起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其进步意义自不待言。

　　关于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两大思潮在中国的嬗变过程，我曾经在《思想简史：一个时代的蜕变（1001-2021）》一文中进行过详尽分析，不再赘述。犹太裔美国学者迈克尔·沃尔泽曾经认为，冷站结束之后，随着历史的终结，左翼已经不再拥有类似于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理论的支持，不再敢轻率地将所有的社会问题归结于一个根本性的大问题。虽然他们仍然发表批判见解，却只能针对（诸如教育、健康保险、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劳动力市场或公民自由等等）具体问题做局部讨论。左翼知识分子失去了完整的价值观与世界观。2006年，旷新年在和我的一篇对谈中说，“前不久，我丧气地发现一些左派的朋友急剧地转向民族主义和精英主义。这种民族主义转向并不是个人主观上的原因，而是因为历史条件的限制。在许多年以前，当一位在美国的朋友说到民族主义是中国左翼思想的一个重要的起点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民族主义与左翼思想之间最终的生死对立：有些左翼朋友表示要坚守原来的立场。但是，不进则退，非生产性的空洞坚守，思想的空间会不可避免地陷落。在2004年右翼思想开始颓败的同时，左翼思想也同样失去了动力。”（参见：刘继明、旷新年：《新左翼文学与当下思想境况》《俄乌之争：要么民族主义，要么自由主义》）

　　无论是迈克尔·沃尔泽，还是旷新年，都说出了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社会大革命总是由对未来的完美社会秩序的乌托邦憧憬所推动，但革命一旦结束，这种辉煌的乌托邦憧憬也就随之消失。四十多年来，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承受着这种“乌托邦”消失之后结下的苦果。因此，在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逐渐成为主流之后，失去“总体理论和世界观支持”的新左派不约而同转向国家主义，也就成了一种符合逻辑和现实利益的必然选择。

　　在新左派纷纷转向国家-民族主义的背景下，只有张承志仍然坚守着八十年代后一以贯之，站在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的异议立场，始终跟底层人民保持着血肉相连的联系。这是一种拒绝被体制收编，敢于用行动向强权说不、并不惜与整个精英阶层决裂的“六十年代人”特有的精神气质，跟毛泽东的“永远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一面”，是一脉相承的。

　　遗憾的是，在新左派群体中，张承志只是近乎孤立的个案。而且，他的异议立场似乎仅限于文化和审美层面，很少与现实政治发生正面对抗，保持着某种距离和高蹈的理想主义姿态。这是张承志与另一类同主流意识形态和现实政治持激烈批判和介入姿态的左翼知识分子如魏巍、曹征路等人的最大区别。

　　正是在这种语境之下，我们对李陀在其新作中表现出的国家-民族主义倾向，才不感到意外。作为新时期先锋文学重要推动者和鼓吹者，李陀的文学主张和政治观点是一致的，带着浓厚的精英知识分子情结，包括90年代他对”纯文学“的批评，也都内在于新时期以来的整个思想结构当中，正如以阿尔都塞等为代表的一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虽然终其一生都在批判资本主义，但他们孜孜以求的是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寻找解决方案，而不是像马列毛那样，以反叛的姿态从外部寻求解决方案。因此，说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还不如说是伯恩斯坦的精神传人。

　　新左派也是如此，他们跟自由派一样，虽然曾经形同水火，但其实都是八十年代的同路人。这是一群永远走不出八十年代的人，与其说他们创造了八十年代，还不如说八十年代“形塑”了他们，而八十年代的思想主题是“告别革命”。上海一位学者最近一篇文章的题目就叫《八十年代是我们的来处》，可谓道出了他们那一代人的宿命。实际上，在不少学院左翼中，马列毛早已被当作异类，弃之如敝屣，经常挂在他们嘴边的是巴丢、阿明这些名字。

　　但即便如此，李陀跟许多一头扎进国家-民族主义怀抱之后便闷声不响地坐享体制红利，或觊觎充当政治幕僚，完全丧失新左派曾经作为批判知识分子具有的精神锋芒的同道们不一样，身上还保有知识分子那种可贵的坦诚，在几乎人人都小心翼翼规避着政治议题的时代，仍然对政治怀着一种近乎天真的论辩热情。他把那篇文章发给我后曾说：“最好有些争论，这么复杂的问题，需要更多人发表意见。“看到有人对文章提出尖锐批评意见后还说：”这样直接的争论好，只要有争论，才能各自说清楚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在充斥着势利和饭圈文化的学术界，这种虚心听取不同意见的长者风度委实不多见。这大概也是李陀的个人魅力之所在。

　　我曾经对新左派在当代中国社会进程中所起的进步作用给予过高度评价，对其历史局限也进行过严肃的批评。作为思想派别的新左派早在十多年前集体转向国家主义那一刻就已退出公众视野，成为了历史。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称李陀是最后一位新左派。

　　谨以此文，纪念在公众视野中业已消失的那一代新左派知识分子。

　　2024年7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