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胡锡进翻车事件和当下的一个社会痛点

　　“十一”黄金周刚开始，胡锡进翻车事件就上了热搜。原来是他使用AI辅助写作的文字痕迹没有去除，就直接复制发表了。大家一看老胡出了事，就赶紧过来围观，就把事件顶上了热搜。

　　一时间讽刺的、吐槽的、质疑的很多。老胡也很大度，当即写了文章回应此事，说“被互联网调侃调侃，消费消费，其实没啥大不了的”，承认自己很早就使用AI了，但是又强调，AI是取代不了自己的思想的。老胡娴熟使用了自黑的技巧，因为面对各方质疑，自黑如同洗白，自我剖析得越透彻，就越有利于破除“我执”，自我消失了，无我变成大我，万箭穿心而了无痕迹，万物于我无伤，反倒落下包容的美名。

　　但是事件热度和印象深度不是第一回事。有的热过一场就算了，但是有的会留下心理痕迹。预计此后网民每看一篇老胡的文章都会怀疑一下：这是不是AI写作的？这会给老胡的引导力带来影响。但是这一点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也是我将在下文探讨的第二个问题。大家如有耐心，可以看到最后。

　　老胡这个翻车事件，在如下两个方面是值得好好讨论一下的。

　　一、老胡在舆论场中的作用到底是什么？有多大的舆论引导力？

　　老胡做自媒体，并非白手起家，而是将其在总编辑位置吸引的粉丝都带走了。这并非是国资的流失，而是组织扶持他创业的启动资金。但老胡带走的那些人，不是老部下，而是铁粉、路人和批评者组成的松散联盟，这意味着，老胡的每篇文章，可能支持，也可能探讨、争鸣和批评。

　　老胡无论如何腾挪，都是在一个圈圈内活动的，这个圈圈叫做社会主流价值，而且需要兼顾政治正确和意识形态安全。他即便擦个边，也要赶紧撤回。这确保了他不能随心所欲挑拨网络情绪。

　　以我的观点，胡锡进的网络形象和网络影响力分为三个阶段。但是这三个阶段不是以时间为主线的，而是以老胡的表现和网民评价为主线的。三阶段可以概括为：

　　一是国际舆论斗争的意见领袖。

　　在中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国际博弈最激烈的时候，老胡参与国际舆论斗争有声有色，他和那些在2018年之后大量涌现的国际题材自媒体一起，表达中国立场，捍卫中国利益。虽然争议是断断续续的，但是基本上老胡和网民的关系是正向的。

　　二是传播分众化时代的形象撕裂。

　　老胡几乎没怎么变，但是他活动的舞台背景经常换，观众的心境和评价体系也随着更换。这是老胡无力左右的，也是公众人物无法摆脱的命运。

　　在网民聚焦国内舆情的时候，网民诉求是相对集中的。老胡只要抨击腐败和权力乱作为，为百姓利益鼓与呼，他就能获得较好的网络形象。但是问题是，随着社交媒体的圈层化和算法推送时代的来临，网民分层了，分众化的时代来临了。网民分成了左中右三个派别、上中下三个阶层，境外势力还不时地挑拨离间、撩拨情绪。

　　这种网络分化的根源在于，在全球化走过数十年之后的今天，资本在世界各地都带来了贫富分化，不满的低收入群体利用社交软件组成了网络联盟。全世界无产者通过网络联合起来了。他们利用手中的社交媒体发出了群体的强音。中国的网络社会，只是全球性的“基层社会崛起”的一个缩影、一个部分。更在中美博弈的时代大背景下，意识形态的收紧强化了爱国立场和阵营意识，旅美、留美类于“润美”、通美，留学生的形象变得灰色。政治经济学中关于资本的批判性的经典观点，在今天复活并重回舆论场，资本的社会评价反转了。更随着年轻一代网民的崛起，网络舆情变得更为咄咄逼人，也更具有挑战性。

　　中国网络由此出现了阶层的对立叙事。低收入群体和中高收入群体，常常难于达成共识。爱国赛道出现了，爱国不是问题，赛道才是问题，以爱国之名制造社会撕裂。老胡的困难在于，无论他如何宣称站在广大群众这一边，但是他看问题的观点、分析问题的立场，都毫无疑问是中产阶层的。他和司马南不同在于，司马南是基于低收入群体的立场发声的，而老胡做不到这一点。他所立足的社会基础，是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成长起来的社会中产阶层。这使他无论如何都难以获得低收入群体的欢心。

　　网络在圈层和算法作用下，成了一个多维度的巨大棱镜。你看一个人物正不正，不仅仅取决于他本人正不正，而更取决于你的站位、角度和站姿。老胡就这样华盖罩顶，厄运降临了。他的形象变得撕裂了。他只能采用更为灵活的身姿，腾挪躲闪，唱念做打。但是网民就觉得身姿柔软，是妥协派、骑墙派。还要做功释放正能量，“叼盘”等称号就不胫而走了。

　　老胡形象的撕裂，折射出网络的撕裂和观念的撕裂。但这种撕裂，如果我们用“多元”一词来折中调和一下，会发现也未尝不可。以撕裂的角度看，会发现一切很乱；用多元的视角看，社会和网络在进步。多元本身，就是发展，而发展本身，就是社会共识。中央提出的“共同富裕”本身，更多是共同发展。

　　三是矛盾缠身，老胡成为网络热点本身。

　　老胡难以突破的一个肉身局限，是他作为个体，难以超脱利用影响力来获得财富的本能需求。

　　老胡以往和网络缠斗，是为了舆论引导，是为了说服网民。但是到今天，缠斗失去胜利的可能，缠斗本身成为目的。因为缠斗本身会生出非常大的流量。

　　重大热点是舆论争夺最为激烈的紧要关头，各种利益群体面对亿万人心的争夺，是寸步不让的。因为热点过后，人心就有向背，攸关舆论格局中的利益分配。所以必须趁热打铁，铸造有利于我的网络舆论雏形。即便不能获胜，也要制造混乱，正如打斯诺克，给对手使个绊子。这使得舆论常常是难以统一的，更好的做法，是引领人们团结一致向前看，把劲用到发展上面。

　　老胡百炼成钢，百毒不侵，炼成了不锈钢、不粘锅。问题是，老胡这种战神体质，极大地损害了他的舆论引导力。人们会质疑他为战而战，为战而引战。甚至发现，那些琐碎的社会新闻，经过老胡一掺和，反倒变成了大事。他的一些观点，增加了事件的复杂性。

　　每当老胡跳进风暴口，总是遭遇各路网络大神，然后开撕。中国网络的一个特点是，越是迎合网民，越是影响力巨大，这意味着，一个粉丝群体庞大的网络大V，更可能是司马南第二、司马南第三，因此和老胡的社会基础是格格不入的。这意味着，每次相逢，都是一场对决。无论是孙宇晨事件还是英语退出主科争议，各路大神一出面就是一场恶斗。

　　结果，在今天的网络舆论场，老胡成了热点本身甚至矛盾本身，成了流量源头，成了自媒体的创作题材和灵感来源，随时可以被人拿来评说。

　　如今老胡翻车，不光本身提供了热点，个人形象可能会从网民批评的犬儒主义走向娱乐化，引导力更会下降。以我的看法，老胡在今天最大的舆论价值，在于信息发布和文后的评论。他已经成了一个信息通讯社。此外，任何一个事件，文后评论都是分为支持、中立和反对三派，对应着中国社会左中右对于某个事件的看法。在网络热点的立场上，看清中国左中右的人群比例，有助于决策者的参考。

　　二、老胡此次翻车暴露了当下的社会一个痛点

　　老胡此次翻车成为公共事件，也有利于我们正视一个社会痛点，这个痛点尚未成为社会的舆论议题，这就是：我们的文章，要不要明确声明使用了人工智能？

　　虽然老胡在事后的文章，明确承认了很早就使用了人工智能，但是也要看到，老胡使用人工智能，被称为翻车，可信度和公信力都遭遇了质疑。

　　越来越多的写作者包括学者，都在使用人工智能辅助写作，但是极少有人承认这一点，更遑论明确加以声明。甚至有一种观点，认为论文中使用了就是作弊，有一种社会耻感。无数的杂志刊物和报纸，都在使用工具来甄别人工智能的“含量”，含量多了就认为有问题，就要用人工再披肝沥血地耕耘一遍。

　　如果我们都承认人工智能会极大提高我们的生产力和文章水平，那为什么不能光明正大地使用，并获得公共舆论的认可呢？

　　如果社会已经认可了人工智能的使用，并认为理所当然，那么老胡这一次事故，就不是翻车，而只是麻痹大意，无伤大雅。

　　整个社会对于人工智能的使用，可能需要破除一种“作弊”“加速主义”的观念耻感，并大大方方地使用。解除了观念的约束，有利于人工智能更好地推动社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