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 印度“土改”的不彻底性及其后果——与中国比较
印度“土改”的不彻底性及其后果
——与中国比较
张文木
说明：本文内容摘自张文木著作《印度国家发展及其潜力评估——与中国比较》第三部分，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标题有改动。
一、土地改革：印度国家发展奠基中最大的政治“豆腐渣”工程
自然资源天然供给量和贮存量的绝对有限性，决定生产劳动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绝对手段。而人类生产劳动形成的绝对条件就是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绝对结合。这有自然结合与强力结合的方式。财产私有制度出现后，强力结合便是人类历史常见的方式。比如历史上的罗马人对地中海的征服、蒙古人对亚洲和欧洲部分地区的征服、克伦威尔对爱尔兰人的征服、欧洲人对印第安人的征服、英国人对印度人的征服等都是这强力结合的历史形式。一部分人通过垄断生产资料形成对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成果的无偿占有并由此形成对这部分人的政治统治，这就使劳动力与生产资料从人类早期的绝对的自然结合变为相对的人为强力结合，并由此在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占有者之间以及不同的生产资料占有者之间形成复杂的财富占有关系。[1]
但是，所有权并不是社会财富本身，而只是社会财富的占有形式。所有权并不创造价值，因此也不是财富的源泉。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私人所有权却可以刺激劳动者个体的能动性及其私人积累财富的积极性，但如果构成社会劳动基础的生产者的劳动成果被不同的私有者“截流”数量过于巨大从而使劳动者得不到合理反哺时，社会劳动也就开始萎缩。萎缩的程度与财产占有者对生产者劳动成果的“截流”数量为正比。
研究国家发展及相应国力的关键不在于研究其GDP或GNP的指数表现，而在于研究其利润的归宿及其对社会劳动者的反哺程度。马克思说：“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2]劳动者也是消费者，他既是产品生产者，又是实现自己产品的基本消费群体。从这个意义上看：人民是国家的主体，不仅仅因为人民是国家生产的主体，同时他们更是国家消费的主体。只有社会产品反哺社会劳动者即人民的时候，这个社会的发展才是良性的和可持续的。当国家经济持续增长而这种增长成果却不能合理地反哺生产者，甚至不能维持生产者自身的生存延续，社会财富又越来越多地集中于没有多少消费潜力的少数人手中，这时的国家发展就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接踵而至的就是社会危机。这时生产力就会提出变革生产关系的要求。前面提到的印度和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就是基于这个原因发生的。
土地是人类生存的第一资源，生产关系的最初版本就是人地关系。[3]因而也是古今形成生产关系，从而阶级关系的原生酵母，更是现代资本形成的原生酵母。大凡国家改造和社会改革，多以土地改革为起始。因此，与基因链的优劣决定生命发育的终极结果一样，国家土地改革的后果，也就命定了国家肌体发展，尤其是传统农业大国肌体发展的终极潜力。印度与中国民族革命成功后第一基础性的国家改造工程就是土地改革，其结果差异则奠定了两国发展速度及其潜力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