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旧论：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私有化的自由经济吗？
导读：
近代以来，工业先发国家总是“好为人师”，热衷于向后发国家传授经济学知识。当初英国向法国、德国、美国是这样，今天西方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但是，成功的学习者却并不是照单全收，关于如何向“老师”学习，有这样一句谚语：“不要照他说的做，而要照他做的做。”这就说，“老师”总是言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用中国近现代的惨痛教训来说，就是“老师总是打学生”。
没有错，“老师”向“学生”言传的经济学，不是为了让“学生”真正学到自己的技能，变得强大起来，威胁到“老师”的地位和利益，而是为了让“学生”永远人畜无害，接受“老师”的安排和打压。所以，面对今天西方热心推荐的经济学，中国也要多长个心眼，不但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事实再次证明，西方“老师”们依然言行不一，依然要“误人子弟”。
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拼命教导中国，要搞市场经济，就必须搞私有化、自由化，拆散国企、摈弃计划。但是，当代西方国家自己的经济体制到底怎么样呢?何新用详实的证据和数据告诉我们，根本不是它所大力教导的纯私有化、自由化经济形态，而是以巨型垄断企业包括国有企业为主导，国家深度介入经济事务的混合经济体制。这是资本主义进化和发达的产物。而这也才是中国应该研究和学习的先进体制。至于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所宣扬的那套私有化、自由化，不过是17-19世纪原始落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照着这样的教科书学，最后当然是“求仁得仁”，落回到百多年前的原始落后的经济状态中去。这也才是西方教师爷的“良苦用心”。(叶慧坚)
正文 ：
1、经济学被某些专家神秘化了
记者：人们知道，您也是一位知名的经济学家。
何新：(笑)不。虽然在本届全国政协中我是作为“经济界”的委员，但作为经济学家，我应该承认自已是业余的。
我并没有用我的全部力量研究经济理论和经济问题。我是把这门学问作为观察当代社会、理解古今历史所必不可少的一种认识工具而来研究的。我是一个跨学科的经济学研究者。
记者：经济学是一门给人以权威感和神秘感的社会科学。它需要数学基础和理论知识的专业训练。
何新：(笑)经济学常常被某些经济学家和不懂经济学的人(包括一些政治家)神秘化了。人们极容易产生的一个错觉，就是以为经济学家必然真的懂经济。以为经济学家可以指导经济。
记者：难道您认为不是这样吗?
何新：(笑)至少不完全是。J.R.shackleton讲过一句名言：
【如果有五个经济学家坐在一起，就会有一打自相矛盾的不同意见。】(《当代十二位经济学家》，商务版)
这就是说当代经济学中并没有一言九鼎的权威，只有被自我陈述的意见。所有那些被追捧的包括被“诺贝尔奖”钦定的权威仍然只是一种伪权威。别让他们吓住。
记者：您的意见是?
何新：我的意思是，不要用偶像唬人，也不要被偶像唬住。在经济问题上，倒是陈云的几句话可以作为座右铭：“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A·伊曼纽尔曾指出：
【在经济学这门学问中，不同地点、不同时代的人们之间，几乎无法得到一致的意见。在这个领域内实际上没有哪一种观点是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一代一代的学者把学术上的真理贬为自相矛盾的谬论，或把谬论奉为经典规律。在这个领域内，一切都捉摸不定而且互相矛盾。】
[伊曼纽尔，著名经济学家。1911年生于希腊，早年是一位革命者，曾被判处死刑(1944)。1946年出狱，二战后定居巴黎。曾担任巴黎大学第7部经济研究所所长。主要著作为《不平等交换：对帝国主义贸易的研究》(1969，巴黎)。]
此外，还要看到，书本知识和实际操作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比如您本身也是一位经济学博士。而作为一个经济学博士的涵义仅仅是，您了解有关经济学的某些理论文献，并且就此写过博士论文。但这与实际了解国民经济，以至操作现实经济并且保证其可以根据你的理论指导而成功，绝非同一回事。
我认为，我国经济学理论一直处在一种幼稚的阶段。经济学者只注重于玩弄抽象的数理经济模型和资本主义市场抽象化的理想模式，却毫不注重于研究现实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和具体发展阶段，不注重于研究存在于现实中的真实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国家经济政策。许多人把幻想性市场模型拟设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未来方向，却忽略了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发展中，吸取对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有用的政策和借鉴。
记者：是，我承认这一点。
何新：我尤其不欣赏某些经济学人。最简单的经济现象，拿他们那套所谓宏观/微观的术语以至某种数学模型一编排，就变成谁也搞不懂了。此类作品的一个范本，可以推举张五常博士《佃农理论》。关于这本书的评论详后。以术语美文装饰学术，这不过是用以掩盖思想和内容空洞的小伎俩。还有人乐于用数学冒充经济学。但如果真使用他们建立的那一套数学模型作实际操作，特别是预测，几乎总是必败无疑。
当今学术界流行的一种时髦，就是由某些所谓“专家”撰一批貌似深奥的新词，所谓“话语”，用来吓唬外行，借以建立某种“话语霸权”。
其实，真理是简单的，是自明的。因为真理是彻底的。它不需要故布任何语词的迷障。
记者：但是，任何学科都需要具有自己独特的术语。
何新：这一点我同意。R·F·哈罗德说过：“对仍处于发展早期的经济科学史，主要工作是适当的概念的形成史。”
但是问题在于，真正的科学术语本身必须也应是科学的概念。这种概念应当具有明确的意义，不应当模棱两可，似是而非。
而在近年我们的经济学中，却生造出一些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伪概念。
记者：比如说?
何新：例如什么“知识经济”、什么“知本家”这一类。
你知道马克思在150年前即曾写过一篇与现在最时髦的“知识经济”有关的幽默文章吗?
记者：知识经济是近几年才出现的一个新词。
何新：马克思没有用“知识经济”这个词，他写此文嘲笑的只是19世纪的庸俗经济学家。这篇文章收录在《剩余价值理论》一书中(《马恩全集》第26卷第1册第415页)。马克思当时并不知道什么“知识经济”，但他嘲笑了把什么都说成“经济”的泛经济学。他说，如果什么都是“经济”，那么也可以建立一个犯罪经济学，因为在某种意义上，犯罪活动也是所谓“知识经济”最强劲的原动力之一。因为犯罪活动既是经济活动，又是智力(知识的)活动。当然，马克思写此文其实是和当时那些庸俗经济学家们开玩笑，调侃他们。让我给你一个复印件。(见本章“附录”)
其实，对于一些精灵古怪的新奇术语和概念，我看连某些经济学家自己也未必真弄得懂。
比如说，近几年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非常喜欢使用一个关于“机制”的概念。而我是笨蛋。我就始终弄不懂这个概念的确切经济涵义。所谓“转换机制”，究竟指的是什么呀?为此请教了一些颇具大名的经济学人。结果发现，似乎没有人真正讲得清楚。最后，我只好去查一查《辞海》，读书对“机制”这个词的释义如下：
【原指机器的构造和动作原理，生物学和医学在研究一种生物的功能(例如光合作用或肌肉收缩)时，常借指其内在工作方式，包括有关生物结构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及其间发生的各种变化过程的物理、化学性质和相互联系。】
由此可见，这个概念的本义与经济问题风马牛不相及。将这个意义很不明确的生物或机械学方面的术语转借到经济学领域，特别是作为一种经济政策术语，其含义必然是模糊不清的。
记者：人们认为，国企搞不好的原因就是由于某种机制问题。因此必须“转换机制”。
何新：这个问题令我也困惑了很久。但我观察了几年后才明白，一些人所说的“机制”，其实真义乃是指“所有制”。使用这个含糊不清的语词的真正用意，为的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呵。就是要“国退民进”，让“国有企业”从一切竞争性领域退出，最终以逐步推进的全面私有化以取代国有体制。这才是故弄玄虚的“机制”转换论的真义。本书也会使用“机制”这一概念。但我使用这个语词的言指是：机能(功能)和制度。
但是近几年来，一些地区似乎已实验过了这种奥妙的“机制”转换论。结果如何呢?社会上平添了大批在这种“机制转换”中产生的灰色人群，即下岗的失业者，造成了社会不安形势。但经过这种转换的国企真的得救了吗?只有天知道!
2、脱离实际的“模式”和“理念”会毁掉国家
记者：然而，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一过程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可以导致劳动力要素市场的形成，是走向合理市场体制转化过程中的必然。这一政策的形成和设计，也是以关于现代市场经济规范的科学理论作为依据和支持的。
何新：荒谬就在于此。科学是个好东西。可是，如果本身不是“科学”的东西，被冒充为科学又被人们接受和实施，那么这种“科学”就会成为很可怕的东西。
在本体论上，人可以接受唯心主义。但在方法论上，唯心主义特别是对现实采取主观唯心主义态度必会误国误民!
人们总是责备1958年的大跃进。但人们似乎已经忘记，在1958年，人们也是依据当时的“科学”经济理论——“科学共产主义”，为了构建一种理想社会制度而进行“制度创新”，于是建立了人民公社，发动了大跃进。1958年，中国似乎已经到达建立共产主义新制度的前沿：“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探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1958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6年以后，党回到了现实主义的认识上。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的看法改变为：“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100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毛泽东)其最终结果是中国经济遭遇重大挫折。
今天据说人们又找到了一种新的“科学”经济理论——“新自由主义”，而为了构造另一种理想经济制度——“自由市场经济”，必须进行全面的“制度创新”。其结果是国有经济组织发生了坏死性崩溃。城乡中出现了一大批失业、无业以及短期不规则就业，以至失去机会的灰色人口(其中大部分是青年人)。
这是一种十分严重的现实，而且给未来留下了遗害深远的隐患。导致这一严重现实的经济指导理论，就是由美国输入的那种“新自由主义”。其实，作为另一种空想主义神话，这种自由市场经济的乌托邦与1958年的那种乌托邦恰恰是同一个硬币的正反两个面。
记者：这样讲是否有足够的根据?
何新：有。我认识一位旅居美国的台湾知名经济学家高希均教授。高希均，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著作有《经济学的世界》。1988年他曾来中国，赠我一部他的著作《经济学的世界》。这本书的理论框架属于新古典主义，但由于此书主要写给海外读者的，书中的观点还比较客观。在这本书中，他介绍了美国新自由主义大师弗里德曼关于自由市场经济所拟想的如下一个“天堂”模型：
【在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弗里德曼教授的逻辑世界中：政府的管制要减少到最低，人民诱因要发挥到最高;市场上充满了竞争，当然没有联合垄断。消费者有足够的情报，当然可以做明智的选择。赚钱的厂商应任其不断的扩展，亏本的事业应任其倒闭。政府预算不宜有赤字，货币供给量应当受到稳定的控制。穷人申请救济时就给他们现金，富人创造财富时就给他们减税。人员资金与货物可以在国内外自由地流动，没有本国的干预，也没有他国的限制。在公平的竞争下，效率比公平更重要;自由比平等更可贵。人人为了自己，结果反而是利人。人如果一心为了利他，结果反而是两边落空。】
这里描绘了一个市场理想主义的自由天堂。试看这个天堂是多么美妙与和谐!正如50-70年代人们所追梦的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国一样，这是另一种图版的“美丽新世界”。然而这个自由主义的市场天堂实在是过于美妙，以至就连高希均教授自己也并不太相信它会成为现实。因此，在作了以上的描述后他说：弗里德曼“心目中的这个理想世界变成了人间的天堂，又有谁会不向往?问题是到天堂的现实之路何其坎坷而遥远!”
记者：难道这种市场经济的理想蓝图不能成为现实吗?在美国及西方它不是已经是现实吗?
何新：让我们听听高希均教授的说法，他指出：
【亚当斯密曾以‘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出每一个人在追求自利的动机下冥冥中指挥了经济活动的运作，产生了‘利已’也‘利人’的后果——价格、服务好、品质高!但是这只‘看不见的手’并不是一直如斯密形容地那样奇妙。1930年代的经济大恐慌，使政治部门——这只看得见的手——不得不干预，一方面带来了西方世界资本主义本质的改变，另一方面带来了以后凯因(恩)斯理论五十年的风靡!】
其实关于私有制的自由市场体制的弊病，没有人比西方经济学家自身对此了解得更清楚。高希均指出，私有制自由经济必然存在以下四大弊端：
(1)贫富悬殊(何按：优胜劣败乃是两极分化的同义语)
(2)过多的私人消费，国家共有资源及经费不足
(3)社会成本(环境、公害等)的支付过大
(4)经济发生周期性危机
(以上参阅高著《经济学的世界》第15-26页。台湾天下图书，1987版)
高希均的书是写给台湾人看的。所以他讲的是真话。但是，一些台湾和西方经济学家们到中国大陆来鼓吹的却恰恰是另一种观点。这一派人竭力掩饰自由市场体制的上述弊病，单纯吹嘘它的好处。他们不考虑中国自身的国情，而承继美国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的观点，竭力宣传政府应当从国民经济活动中最终完全退出，只扮演裁判的角色。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都认为国家干预是产生滞胀的原因，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充分利用资源，实现供求平衡，为此，国家只应当制定竞争规则，而让私人经济自由放任地发展。弗里德曼认为，看不见的手“就今天而论，是非常重要的和切合时宜的”。他们宣传中国应当全面解散国有企业，以私有化作为市场化的终极目标。这种片面的鼓吹，我认为是别有用心。
在经济学中人们最好慎谈所谓“科学”。实际上，在经济学中，远还没有形成普遍适用的，可以作为一般规范的经济科学理论。特别是如果竟以这类冒充为科学的经济理论作为设计现实政策的指导，对于一个国家将是非常危险的。
经济政策的制订，我认为第一应当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第二应当从实际出发，第三应当从问题出发，而绝不应当从任何空想性的抽象理念和意识形态出发。
3、当前国民经济中存在不容忽视的隐忧
记者：你谈的这三点很有意义。请深入解释一下。
何新：这三点是我长期研究经济理论、思考经济问题后总结的东西。既然目前的经济理论基本并不可靠，既然经济学中并没有现成的理论和模式可以借用，经济改革又需要理论解释和思路引导。那么怎么办呢?
我认为与其让政策被某种乌托邦的模式所导引，倒还不如采用陈云那一代人的办法，即务实的办法。那一代人据说是不懂什么理论“经济学”的，但那是务实的一代人。1949年国民党留下了一个经济全面崩溃的烂摊子，是当时国民党那些剑桥、哈佛毕业的“海归”博士部长们无论如何都治理不好的(他们当时也不相信共产党能治理好)。
但是陈云等人只用三年就将其治理得井井有条，使中国在50年代初就走上快速工业化的道路(后来的大跃进不是他们的责任)。他们的办法就是靠三条：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从问题出发。同时也借鉴别国的经验和教训。
第一从中国国情出发。也就是说，无论当年照搬苏联模式，还是今天照搬被曲解和误解的美国模式(所谓“现代企业制度”，所谓“与国际接轨”)，都是一种极其幼稚的行为。
第二必须从实际出发。也就是必须采取面对现实、正视现实的态度，从现实和社会的实际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抽象的理念，所谓“理想”和“应当”出发;不要硬用主观设计的空想主义理念去扭曲现实。
第三是从现实中的问题出发。例如当前中国社会中存在最严重而迫切的是三大经济问题;第一是严重的社会失业和就业问题，第二是为农民找出路的问题，第三是社会青年问题;千百万城乡青年人正在面临生计、职业、生活前途和出路的问题(包括高校毕业生)。
这三大问题都是当前最严重也最具有紧迫性的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它们直接影响社会安定、国家治乱，影响当前也影响未来。如果政府硬是不管这些问题，如果天真地相信应该把这些问题都推到市场中去，由市场的自发力量去自然解决，这就是欺世误国之论!不面对这些问题，而迷恋于一些抽象的经济模型和增长数字，这是极其荒谬的，是对国家、社会、人民、历史极端不负责任的作法。
记者：但是，目前并没有发生灾难。目前中国经济也仍然保持着较高的增长和良好的势头。
何新：经济增长有两种，真增长和假增长。改革前中国经济年年也一直都在报告生产发展、经济增长。对此我们实在是太熟悉了。
文革时代，每一年元旦社论都有一套口头禅：“生产发展，市场繁荣，货币稳定，购销两旺，形势大好而且愈来愈好。”但突然有一天，11届3中全会后，我们才知道，真相是国民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
当前经济形势有好的一面，但同时也有不容忽视的种种隐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1、在市场经济中，真正的经济增长必然反映在就业率快速上升即劳力市场的活跃上。而当今并不如此，下岗、失业极其严重(某些地区社会形势甚至潜在地很紧张)。凯恩斯最重要的一部名著叫什么?叫《就业、货币与利息通论》。从书名看，他认为“就业”是经济学的第一问题。他所针对的是30年代大萧条背景下的大失业。
2、真正的经济增长必然反映在两类消费市场的活跃上，即投资消费和民用消费。当前国内市场仍很呆滞。许多企业的产品有价无市，市场库存仍在上升。
3、一个就业率低下，一个库存量上升。还有一个商业银行深陷贷款回收难的金融困境(据外电说呆坏帐目达到总信贷额的30%-40%，银行内部人士说更高。而官方说约10%。)这三项指标出现在任何其他国家都会被看作是经济红灯和警号。
记者：你说的情况确实存在。是不是使用的统计模型有问题?
何新：当然有问题。首先统计局没有真实地统计下岗和失业的适龄就业者人数。现在一些统计学家侈谈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却根本不懂市场经济究竟是如何运转的。市场经济的动力不是“增长”，而是“市场”和“消费”。市场经济与传统经济的根本不同之处，就在于此。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一个重要“机制”，就是单纯增长，若没有同比消费的推动，本身就将成为诱发经济危机的导因之一。
4、现代资本主义与古典资本主义具有重大的不同
记者：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学的对象是研究“稀缺”问题，也就是有限资源的配置问题。马克思主义也认为，一种经济制度的主要基础是生产关系中的所有制，即社会重要资源和资本的占有制形式。然而市场经济的基础则是产权明晰的私有制。没有私有制就没有市场交换，也就没有市场经济。
何新：许多人至今一直认为，私有制与自由经济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但是，这是一种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真实性质缺乏真知的误解。
记者：你这种说法似乎很新鲜。有根据吗?
何新：这根本不是什么新鲜的说法。美国后凯恩斯派的经济学家汉森在1946年发表的《财政政策和经济周期》一书中指出：
“自从19世纪末期以来的西方经济已不是纯粹私人经济，而是双重经济，政府已参与企业活动。双重经济并不是私人经济向公有经济的过渡，而是向社会福利为重点的‘混合经济’过渡。”
甚至萨缪尔逊也认为：
“美国的经济是一种‘混合经济’，在其中国家机关和私人机构都实行经济控制。”
他批评“自由放任”时写道：
【“看不见的手”虽然是一个有价值的见解，但是经过思考和两个世纪的经验之后，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学说的局限性。】
你应该知道，现代西方资本主义自身，早已不是19世纪以前那种古典的私人所有制。在现代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中，所有制一般包括四种形式：
(1)个人所有制;
(2)公司(股份公司)所有制;
(3)国家所有制;
(4)合作社(集体股东)所有制。
中国的人们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即“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或“现代企业制度”，一直存有严重的误解。根据法、德学者的看法，现代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存在着两大不同的类型。一种是所谓“莱茵模式”(西欧、北欧发达资本主义)，另一种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英美模式)。
资本主义的这两种现代模式，都已与19世纪建立在小私有制基础上的中小企业自由竞争的亚当·斯密模式具有根本的不同。两者都属于“混合经济”类型的现代资本主义，都已不是单一私有制，单一自由市场的古典资本主义。
在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中，现代企业制度的标志，不是大型企业的分散化和小型化，而是工业的集中化，从而形成实力雄厚的经济航母——跨国股份公司。
在投资形式上，“莱茵模式”的市场经济主要依赖银行而非直接资本市场。国家通过宏观财政及货币政策对产业给予扶植和强有力的经济及政治支持，而不是让它们在自由市场竞争中听任其死生。英美模式则主要依赖资本市场而非银行。
资本及工业、企业的高度集中性和跨国性，是20世纪一切现代发达资本主义所共有的最重要特征之一。
在莱茵模式的经济中存在着强大的国有企业和公有经济，而英美经济的支柱产业也并非依托于私有化的中小型企业，而是依托于具有国家订货和金融支持背景的大型跨国垄断企业。
在美国存在着数百万私有化的小型企业，它们雇佣了就业人口的相当一部分(尽管不是大部分)。在其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存在类似的情况。但是决定现代资本主义性质的绝不是这种小型私有企业，而是大型的跨国超级经济垄断体。在垄断组织居于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小型企业、以及非垄断性的中型企业，都是从属于这种跨国垄断组织的。
国家所有制的高度发展是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重大特点之一。这种所有制的形式，尽管与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跨国垄断组织相比，居于次要地位，但在国民经济中却起着重要的作用，这尤其表现在由国家对那些盈利低的企业和经济部门(包括国防工业)进行直接经营，进行订货，也包括由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对非国有制的资本主义企业以低价提供生产资料。(参阅B·Minc著《现代资本主义》第1章)
实际上，现代资本主义不仅在所有制形态上，而且在经济运行方式上都已与19世纪的古典幼稚资本主义(即亚当·斯密时代的原始资本主义)具有根本性的不同。
记者：你谈的这个问题很重要。许多人认为，资本主义就是私有制。很少人了解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也有国有企业和公有企业。
何新：现代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和功能上都是混合所有制基础上的国家资本主义，而不是亚当·斯密模式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这就是最根本的不同。那些主张中国经济通过化国为私、化大为小，即通过私有化之路走向市场经济的人，实际上是主张中国倒退到17-19世纪极端不稳定的幼稚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经济阶段，而放弃中国50年经济发展的全部现有成果。
记者：你认为17-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与20世纪的现代资本主义，在运行机制上，是否仍然相同?
何新：非常不同。斯密所构想的自由竞争市场模式，其基本特征如下：
(1)在每一个经济活动部门里，都存在着实力不相上下的各种不同的私有制企业。这意味着生产集中的过程还没有充分地发展起来，任何一个企业都不占有垄断地位。
(2)经济活动的中心人物是资本家即小企业主。
(3)价格在市场上自发地根据供求关系而形成，任何企业都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把自己制定的价格强加于市场。
(4)资本和劳动力存在着充分的流动性，这意味着，它们可以毫无阻碍地立即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
(5)经济活动的原动力是：从投入的资本中追求可能达到的最高利润。资本主义企业的目标是短时期利润的最大限度化。
(6)市场供求机制是经济的主要调节者。价格根据需求涨落，参与资本的利润率平均化趋势的实现，在这一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7)产品的实际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因此自动偏离生产价格。通过这种偏离，国民经济结构自动调整。如果在一个生产部门实际利润高于平均利润和平均生产价格时，资本就会流向这个部门;相反，如果某些部门的实际利润低于平均利润时，资本就会从这些部门流出。
(8)若不考虑时间因素，可以假设由于实际价格和实际利润偏离平均价格和平均利润，就会立刻或在极短时间内导致社会生产的扩大或萎缩，形成经济的周期性;这也就是经济危机。危机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经阶段。
19世纪的古典自由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是同这个模式所描述的情况相接近的。当时企业的规模一般较小，因此任何一个私营企业都难以在市场中占据垄断地位。
然而在当代，国际资本主义已经发展成全球化的庞然巨无霸，伸展成为网络遍布全球，无远弗届，千手千眼的超级跨国垄断经济体。研究这种现代全球性资本主义，已经再也不能用斯密那种小企业在市场中林立、自由竞争的古典模式了。
在20世纪，尤其是在它的下半叶，资本主义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现代资本主义体制的基本特征如下：
(1)生产过程的集中，导致在主要经济部门中形成了在市场上居统治地位的大型跨国联合企业(“全球500强”一类)。
(2)经济的中心人物是经营者(管理者)——属于资本家阶级构成中的精英阶层的成员，而不是股权的持有者。
(3)价格最终不是在市场上自发形成的。相反，占垄断地位的大企业制定的价格被强加于市场。而且它操纵、控制和积极地影响全球市场(例如石油领域中的欧佩克垄断组织)。
(4)技术进步要求对科学研究进行超大量的投资。而科研又只有通过大型跨国企业并在得到资本主义国家大笔经费的资助下才能进行。
(5)由于生产规模及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企业及其综合体的建设时期延长了许多。加上经营条件的其他变化，导致企业经济上的时间视野大大地延长了。
(6)经济活动的原动力仍然是从投入的资本中追求可能达到的最高利润。资本主义企业的目标乃是长期利润的最大化。
(7)但经济结构的调节者已经不是价格机制，而是取决于垄断集团的不同实力背景和国家起调节作用情况下的垄断集团的长期目标函数。实际是根据资本规模及其竞争力实施利润的间接调控及分配。
(8)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国际化(全球化)已达到了空前广阔的范围和规模，以致它已成为现代资本主义不可分割的、极其重要的特征。
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已走过几个阶段。在其低级阶段，第一阶段是重商主义(保护主义)时代的原始积累资本主义。那个阶段的资本主义实际也是国有制为主的资本主义。(路易十四时代著名的东印度公司就是一个国家背景的垄断组织。)中间阶段，第二阶段是经济殖民主义全球化的古典自由主义(亚当·斯密时代)，那时的确是小企业为主而且自由竞争的私有制资本主义。
然而现代形态的第三阶段资本主义，即20世纪形成的最发达资本主义，其经济形态已不是离散型私有化的自由资本主义。E·J·Hobsbawm在1997年出版的《帝国年代》中指出：
【支撑20世纪世界经济的结构，即使当它们仍是资本主义形式的时候，也不再是商人在19世纪70年代会接受的‘私人企业’式经济结构。】
(《帝国的年代，1975-1914》，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许多人以为当代西方资本主义，仍是建立在单一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因此，他们认为中国改革最终要以这种私有化市场经济作为样板模型。然而，当代欧美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并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特别是小私有制的基础上的，也不是原始形态的那种幼稚资本主义。现代资本主义是与强有力的高度组织化的国家机器，国家政策和国家宗教及意识形态综合于一体的超级资本主义。其力量强大的秘密也正在于此。
但是，西方某些别有用心的经济学人和政客一直有意识地向中国人掩盖这一点。他们不愿意我们洞悉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真相。他们引诱和误导中国人。试图引导我们从微观层面的政企分开(这是必要的)，进一步导向全面私有化为目标的市场改革。从宏观上使我们的国家目标、国家发展战略、国家体制与经济机体相剥离，从而达到彻底摧毁作为中国经济实体和主干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企业，最终将中国引向由经济到政治全面解体的战略性目的。
5、资本主义的当代形态是“混合经济”
记者：如果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并不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那么你认为美国，西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究竟是什么模式?是如何运作的?
何新：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存在“莱茵模式”(德法模式)与“盎格鲁模式”(英美模式)的区别，但其基础都已成为非纯粹单一私有制的“混合经济”。
记者：混合经济这个名词，过去很早我已知道。但我从没有认为它是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如果根据你的看法，混合经济已是当代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的主要形态。但是，多数中国经济学者一直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形态是私有制资本主义。
何新：这并不是事实。
法国经济学家让·拉费指出：
在大多数发达国家，整个国民经济都变成了混合经济，以至看来已经成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组织制度。
混合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混合模式’，从理论上正是针对于计划经济中极端干涉主义明显失败和自由主义思潮鼓吹国家退却、鼓吹私有化和鼓吹解除管制而提出的具有双重意义的补救措施。”
记者：你能否详细地介绍一下西方的混合经济?
何新：法国经济学让·拉费、雅克·勒卡莱(Jean-Dominique Lafwy,J.Lecaillon)在所著《混合经济》中指出：“混合经济的根本思想，就是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及其计划机制实施市场调控和监督，从而对市场缺陷进行纠正和救治。”
他还指出：
【混合经济首先就是这样一种经济：它的数字表明，国家在经济上的作用，不论如何具体发挥，对市场来说都是很大的。任何一种混合经济都包括国有部门和私营部门，而且一般说来，前者不仅包括非商业的行政部门，还包括以国有企业或国家大量参与为形式的重要经济部门。如以欧洲各国经济为参考，国有部门约雇用30%的劳动力(其中2/3以上在行政单位，1/4以上在国有企业)，并提供1/4至1/3的附加值。公共开支可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40-50%。】
混合经济并不是一种出自事先构想的制度，而是工业社会发展和资本主义制度演化的历史产物。主要是指对由于不受控制的“纯资本主义”而定期发生的震荡所作出的适时反应，而不是协调计划的结果。人们曾经提出不同方案，希望解决经济不稳定、严重通货膨胀或严重失业持续存在、倾向垄断和限制竞争等问题，因为对活动监督不够会引起“外部效应”，引起公共商品与劳务供应不足，引起人们所认为的收入分配太不公平，等等。
由于70年代出现了经济危机，所有西方国家都不得不大幅度增加开支，特别是增加转移方面的开支。例如，国有部门所占的比重大幅度上升(在法国超过了总产值的45%，在瑞典甚至超过了50%)：因此，按照前面设定的统计标准，欧洲各国的经济基本上都变成了“混合经济”。
记者：欧洲有一种“社会市场经济”，它是否就是混合经济?
何新：对。社会市场经济的基础也是混合所有制经济。它一方面十分强调市场竞争，另一方面又主张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而具有宏观调控功能。这种调控不仅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也包括国家的计划和政府向生产者和失业者提供救助的政策。
在欧洲的社会市场经济中，各国政府对经济干预的程度和方式是有所不同的，因此形成了所谓的“莱茵模式”、“斯堪的那维亚模式”、“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差异。但是，不论哪一种模式都有一种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都试图将市场竞争与社会平衡相结合，也即在保证个性自由，讲求经济效率的同时，追求社会公正和经济公正(平等/公平)。
法国经济学家拉费、勒卡莱指出，在欧洲的“混合经济”中：
(1)国家通过积极的制订、实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调节市场经济，而且还在相当程度上通过制订出各种计划与规则来指导市场经济。法国是实行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制订国家指导性计划的代表性西欧国家。法国的国家计划主要为规定经济总量增长指标;确定国家中期总体发展战略和目标;制订实现计划目标的政策手段等。
德国虽然不实行诸如法国所实行的国家计划，但是却通过制订《促进稳定与增长法》加强政府在稳定价格水平，保持适度经济增长，平衡国际收支，实行充分就业等方面的主导作用。欧盟的其他成员国的政府也都不同程度地运用计划或法则来调控经济。
(2)国有制经济在欧洲社会市场经济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虽然不同的欧洲国家拥有不同程度的国有或社会化的经济成分，但总体而言欧洲各国的国有经济成分都比较高。
英国在1945至1951年和1971年连续两次实行国有化，将包括英格兰银行在内的一大批企业收归国有，使英国的经济成为典型的私人经济和国有经济相结合的“混合经济”。
法国的国有经济比英国的有过之而无不及。1944至1946年，法国根据第一个国家计划，对煤炭、电力和运输部门，以及法兰西银行和四家全国性大商业银行实行国有化。80年代初，法国再度实施国有化，国有化的企业不仅涉及基础部门而且还扩大到某些竞争性很性的尖端工业部门，如达索飞机公司、马特拉军火公司等。德国、意大利等其他欧盟成员国也都程度不同地实行过国有化。
(3)国家建立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社会市场经济在国民收入分配方面的一个最重大的特点。
根据社会市场经济的社会性原则，国家必须在市场之外通过实施一系列社会政策来保证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可以衣食无忧。通过种种税收措施和直接的资助补贴，国家主动地调节居民的收入，并进行某种程度的再分配，以保障社会的均衡和相对公正。与此同时，“国家建立起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体系以帮助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比较弱的个人、阶层或集团，使之始终能保持一定的生活水平，形成一个稳定的占人口多数的‘中产阶级’，从而避免因某个阶层的绝对贫困而产生的社会动荡。”(勒卡莱)
综上所论，混合经济的基本施政思想有以下三点：
(1)国家在调节市场方面发挥积极的干预甚至主导性作用;
(2)通过建立全民性的、从出生到死亡的社会保障体制，实行广泛的社会收入和财富再分配;
(3)私营部门和国有部门之间建立密切的合作，国家根据社会总需求和国家发展总目标(计划)，以作为合作者或作为开明监督者的角色对国民经济实施强有力干预。
6、中国的国情为什么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
记者：中国一些经济学者认为，社会福利政策是违反市场经济原则的。因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就是通过激烈的竞争创造出高效益的经济。但是市场竞争不能保障每个社会成员都能维持起码的生活水平，因为市场的基本规则是优胜劣汰，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弱势社会阶层或集团应该被无情的市场淘汰出局。
何新：要知道，从历史看，正是这些失败者，往往会成为激发社会动乱和革命的强大储备力量。这是17-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不得安宁的总根源。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这种“失败”者，其实就是马克思当年所说的那种作为革命力量后备军的“无产者阶级”。
20世纪的现代资本主义与19世纪前的古典资本主义所具有的一个极其重大的不同之点，这就是：现代发达国家(如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日本等)社会制度中都建立了一个成熟而高度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一体系为社会中的大多数正式公民提供了生老病死以及失业的最低生活保障。正是这个体系才保证了一个占有发达国家中社会人口多数的所谓“中产阶级”的稳定存在。因此，19世纪马克思时代西方社会中那个处于赤贫地位而人口众多的无产阶级已不存在。这就消除了从发达国家内部爆发暴力革命的主要危险根源。
实际上，这一社会保障体系就是维持西方社会制度总体稳定的根本性安全阀。
记者：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什么时候建立的?
何新：这一社会保障体系，又被称作“社会福利制度”，于第二次大战后才在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终形成，并获得了广泛的发展。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曾导致深刻的社会危机，迫使西方国家采取和完善了社会福利措施。1935年美国国会通过“社会保障法”，规定了对老年人、失业者和孤儿、盲人等提供国家性救助。
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各国政府所实施的社会福利，项目尚不多，范围也较狭小，规模和费用不大，并且主要是救济性的，因而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一套“社会福利制度”。
在二战后，“社会福利制度”在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终形成并获得了广泛的发展，从而从内部改变了发达国家内部的阶级结构和社会形态。
战后“社会福利制度”发展至今，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从二次大战结束到50年代中期，是低标准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初步形成阶段。
战后初期，那些遭受战争巨大破坏的国家，都处于社会产品严重短缺，人民生活十分困难的状态。这些国家的政府，就以保障每个公民获得当时条件下的一般生活水平为口号，开始建立起适应当时经济恢复和发展需要的“社会福利制度”。
1945年英国工党执政以后，先后通过和实施了社会保险、工业伤亡、家庭补助、社会保健四种社会福利法案。到1948年，工党政府宣称英国应当成为“福利国家”。
(二)从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期，是“社会福利制度”获得较大发展的阶段。
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西方各国政府进一步推行“高福利”政策，使各国政府举办的社会福利项目愈益增多，开支空前增长，并且在政府开支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到70年代初期，除个别国家外，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一般已占政府总开支的一半以上。“社会福利制度”已经发展为由一系列社会福利措施和项目所组成，并且各有一整套具体内容和详细规定的制度，它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也空前增大。
如以1976-1980年间同1981-1985年间的平均数字相比较，则各国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在政府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增加值为：美国从48.7%增加到52.4%，日本从50.9%增加到51.1%，联邦德国从58.1%增加到58.8%。瑞典从56.8%增加到58.7%。90年代以来还有进一步的增长。
总体而言，自二战后的50多年来，西方国家所实施的社会福利，项目日益增多，范围涉及每一公民的生、老、病、死、伤、残、孤、寡、失业和教育等各个方面。在发达国家，教育基金也是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因此基本实现了初等及高等公立学校的免费或低廉费用的普及教育)。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已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国民收入分配的基本方式。它已经超过了个人直接收入的范畴，为每一个正式社会成员即使处在失业或伤残状态，仍可维持基本生存提供了根本性的安全保障。
据西方统计，到90年代末，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一般占本国政府总支出的1/2到2/3，占本国国内生产总值GNP的20%-30%。由此可见，“社会福利制度”已经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分配制度的主要形式。
自30年代以来，英、美、德、法都通过了大量的社会立法，从宪法和法律上确保这种社会保障系统的法定存在。它不是权宜之计，而被看作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根本大计。
实际上，西方的政治民主制度正是建立在这一社会保障体系之上，所以无论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发生怎样的政策争论和政府更迭，党派政见分歧，由于对社会多数民众基本生存利益损害不大，社会的根本基础不会陷于动摇。西方资本主义在17-19世纪几百年中动乱不已，社会革命频仍。而在第二次大战后则保持持续了长期的社会安全和稳定，其根本原因和秘密即在于此。
记者：为什么我们很少听到人们介绍西方社会中的这一重要保障体系?
何新：这是由于中国左右两翼的理论家都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生活和实际情况缺乏全面和正确的研究和了解。
左派由于无知而误解当代资本主义的福利体制，认为它是所谓“欺骗”无产阶级的伪善。右派则有意忽视甚至掩盖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一面，把当代资本主义宣传为单一私有化放任自由竞争、鼓励两极分化以至抛弃失败者的社会达尔文体系。
我曾多次访问欧洲，实地考察过西欧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分配方式。
我注意到，西欧、北欧一些国家的经济，具有高度的社会化性质，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说非常接近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初构想的社会主义模式。
前苏联和多数东欧国家，过去也已建立了这一保障体系。并且尽管经历了90年代的制度动变，这一体系在基本上并未废除，因此仍在发挥社会稳定阀的作用。这也是它们虽然引入了私有化和西方的多党制政治制度，国家却至今没有发生大的动乱的原因所在。
记者：这一点非常重要，我明白了。
何新：但是，中国情况则根本不同。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人口，其中绝大多数农业人口是根本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系统支持的(过去毛泽东搞“赤脚医生”，其实质是试图在农村中提供一个廉价的卫生保健系统。而“人民公社”既是一个生产组织，也是一个以集体经济向农民提供生存最低保障的社会组织)。在城市中，过去的国有企业提供了这一保障系统，维持了城市社会的安全与稳定。但是，随着国企的破产化和大面积失业的发生，日益增多的城市人口特别是新增人口，几乎正在失去生存的最基本保障。这是当前国家和社会在基础上发生不安全、社会犯罪率不断升高的根本原因。
人们常常讲中国的国情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我认为最重要的不同点即在于此。
中国之所以不能搞激烈的私有化运动或政治改革，之所以不能引进西方发达国的那种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包括新闻自由);之所以若引进这种多党制和议会民主，中国必会陷入社会动乱，原因也就在此。
反之，如果中国也已有一个健全稳定的全民社会保障体制存在，如果社会中多数人口都可以得到即使失业仍可维持衣食无虞，病可医、老有养的社会安全状态(其实这正是真正“社会主义”的标志)，则中国也是可以加速推进全面社会政治改革的。
中国几千年的全部历史经验均表明，大量失业、无业人口的涌现，从来就是一个制度失败的表征，同时也是导致天下大乱、社会分崩离析的根源。
因此，从社会后果来说，我们当然有理由怀疑向中国灌输私有化理论者的动机——因为他们明知在中国意义上的私有化与西方及前苏联国家的私有化具有根本性不同;因为中国没有一个社会保障的国内安全系统存在。
他们明明知道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制度的安全性，正是建立在“福利资本主义”的社会保障体制基础上。但他们并不向中国人推荐资本主义的这种现代模式，却极力向中国人鼓吹18-19世纪那种社会不稳定的原始资本主义;亦即被历史学家称为“野蛮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斯密模式。
他们明知中国缺乏一个类似西方那种稳定社会的国家保障体制，他们明知当前中国社会中正在形成一个失去生存基本保障的危险社会集团(所谓“弱势群体”)，却仍极力鼓动中国通过“政治改革”，引进那种必会导致社会不稳定的“民主”多元化制度。他们鼓吹政治人权，但却反对中国政府将对人权的注意力，集中到建立确保人类生存第一权利，即经济生存权的社会保障系统上，反而怂恿中国人“砸三铁”，从而破坏了原有的企业内(类似日本大企业那种)终身雇佣制的社会保障体制。
那么，西方战略家不遗余力地向我们灌输这种如实施则国必乱的“政治改革论”和“自由主义私有化”理论，其真实目的究竟何在?是不是希望将中国及早引入社会动乱的烽火之中呢?!
7、现代英、美经济不是纯粹私有制的资本主义
记者：那么美国模式的资本主义情况如何呢?
何新：经济学家让·拉费指出：
【由历史的趋势来看：以美国为例，美国的经济自1930年代以来，早已非纯粹的资本主义或纯粹的市场经济，而是一种资本主义导向的混合型经济，因此私人与政府均在市场中发挥经济影响力。其他主要的工业化国家的经济体系亦极类似。
根据1982年的‘世界发展年报’，19个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制度都是混合型经济。因此若以经济实绩，而不是以空洞的承诺，来讨论那一种制度最能解决问题，那么毫无疑问地，以市场为中心的混合型经济是一个较优良的制度。】
关于现代美国的经济制度，瑞典经济学家罗艾登姆和斯·威奥第曾作了以下的描述：
【十九世纪上半叶，美国经济还主要以农业为基础。在后半个世纪，经济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到十九世纪末，美国成为世界领先的工业国。这些惊人的成就，是在没有政府重大干预的条件下取得的。
许多美国人现在仍然认为这种高度分散的分配体制是最好的。这些‘分散主义者’喜欢强调生产过程的竞争对经济进步的重要意义。
然而，如果一个上世纪中期的典型的美国人面对今天美国的经济体制，他会发现许多令他惊奇的事情。他很快就了解到，并不是所有的资源都是通过市场交换的，那种称为‘公共部门’的实体出于如国防、教育等目的掌握了大量资源。所有这一切都与那种在分配中没有政府干预的、传统体制下的平稳运行的市场大相径庭。】
研究者还指出：
【美国大多数工业部门的特征是，为数相对很少的大企业支配着整个部门，而不是存在大量的小型竞争性企业。市场的这种形式称为“寡头垄断”。比如在汽车制造行业，六十年代末期三家最大的企业拥有市场份额的百分之九十左右。在烟草行业，相应的数字估计为百分之七十。在大垄断企业的边缘，所存在的才是一些规模很小、寿命很短的小私有企业。
因此，美国经济成功的奥妙并不在私有性的、分散的小企业中，而只能从技术性的规模经济的存在中去寻找。
七十年代中期，美国五百家最大的工业企业占了采矿业和制造业整个销售量和雇员人数的一半以上。它们中五十家最大的企业拥有这五百家企业销售量的近一半和雇员人数的百分之四十!
这些巨型企业在采矿业和制造业中最常见。家族企业和其他小模型经营单位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今天它们大多仅存在于零售业和服务业的其他领域。然而，在零售业中也已出现了向更大经营单位发展的趋势，譬如连锁商店体系。
在现实生活中，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美国的分散的市场经济并不能保证通过协调以价格为基础的企业和家庭的决策来实现始终如一的充分就业和稳定的价格水平。它再一次为国家行政当局提供了改善设备利用率和稳定价格的机会。所谓“稳定政策”在美国可能是最惹人注目和最有争议的CMA(即中央调控)政策。它利用货币和财政手段，以某种程度的稳定为目标，影响经济的综合指标，如总的就业水平、设备利用率和通货膨胀率。
从三十年代大萧条以后，积极的稳定政策始终是美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色。它自然影响了美国的资源分配。
我们所以研究美国，是因为它长期以来被视为市场分配的“开拓者”。但是美国现在的经济体制在某些重要方面已不同于传统的、以CD(自由市场)模式为代表的体制。
特别是集合性产品(比如国防产品)使通过CMA(国家计划)进行集中成为必要。其原因是，这一种产品不能为排他的和私人的消费而生产，因而根本不能通过价格体制进行资源分配。】
所以，包括美国在内，西方当代资本主义的主体根本都已不是单一私有制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
记者：80年代以来，在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西欧出现了私有化浪潮。英国率先，撒切尔政府将某些原来国有的部门和企业出售给私人。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丹麦、瑞典、西班牙等国家也都不同程度地实行了私有化。对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何新：除英国以外，80年代西欧国家的私有化多半只局限于局部范围，基本上没有触及关键部门。实际上，这一私有化运动并没有搞得下去，很快就中止了。
以英国的例子来说，由于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运动加重了失业，导致了国内阶级关系出现紧张。这在英国比较突出。英国1979年钢铁工人大罢工，1983年到1984年煤矿工人大罢工都激化了社会矛盾。煤矿工人大罢工使英国政府公共开支增加了25亿英镑，国际收支损失40亿英镑，国民总产值下降1%。迫使英国政府放缓和中止了私有化的进程。
有趣的是，正当英国撒切尔夫人发动私有化运动时，80年代初法国密特朗社会党政府却掀起第二次国有化浪潮。这次国有化的重点是私人垄断资本的大银行和大公司。国有化的大银行共39家，每家银行的存款额均在10亿法郎以上，包括巴黎荷兰银行，东方汇理与苏伊士银行，工商信贷银行和法国商业信贷银行等全球性大型跨国银行。
密特朗政府还将12家大公司国有化，如通用电气公司，圣戈班公司(玻璃业)，佩西奈·尤吉纳·库尔曼公司(有色金属业)，汤姆逊公司(电器、电子业)等。这些公司都是法国最大跨国公司成员。经过密特朗政府的国有化运动，法国更加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国营经济成分最高的国家。1983年法国国营银行存款比重上升到87.6%，贷款比重上升到77.6%，法国国有企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17%，投资额比重为35%，国营企业职工占劳动力人口的11%，出口额占法国出口额的1/3，进口额占1/4。
因此尽管情况有所变化，国有经济仍然是欧洲发达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重要形式，国有企业发展成为稳定的经济部门，它的存在与发展是不可逆转的。
在西欧国家，国有经济不仅在整个经济中占有相当比重，而且一些重要的国有企业规模庞大，作用显要。
联邦德国国有化是在希特勒时代的国有企业基础上，以渐进方式通过赎买和参股而形成的。著名的国家参股公司有大众汽车公司，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等。
意大利战后的国有经济发展类似联邦德国。意大利政府将铁路、航空、邮政、电讯和煤气全部国有化，在其余部门主要通过参与制扩大国有成分。意大利政府完全占有的大公司主要是工业复兴公司(又称伊利公司，战后从前政府接管而来)，碳化氢公司(又称埃尼公司，1953年由5家国营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合并而成)，国营电力公司(1962年政府建立)。这些公司都是大型康采恩，向各类型公司参股，有庞大的附属公司体系。
即使在私有化最激烈的英国，国营企业依然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记者：在理论界流行一种观点，似乎国有制或公有制就意味着吃“大锅饭”，就意味着低效率和亏损。
何新：这是近十年来一些来自国外的经济术士制造出来的一种积非成是的谬论。在欧洲，官方统计资料证明，国营企业既不全是亏损企业，而且更非必然亏损。1980年西欧国营企业中，年销售额在10亿美元以上的大型企业共42家，它们中除了英国的罗尔斯——罗伊斯，英国莱兰汽车公司，英国钢铁公司等少数几家外，全部盈利。意大利的碳化氢公司(100%国有)经常盈利。法国雷诺汽车公司在80年代以前一直盈利，只是在80年代出现亏损。90年代也已转为盈利。
世界银行专家们在广泛考察了西欧和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后写道：“决定一个企业有无效率的主要因素并不在于它是公有的还是私有的，而在于怎样进行管理，从理论上讲，任何一种类型的所有制都有可能创造最大限度提高效率的刺激手段。”
记者：那么你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中，“自由放任”的信念至今是否仍被奉行?那只“看不见的手”，是否如亚当斯密斯所说的仍那样奇妙;而使经济运作能达到最佳的状况?
何新：让我再作一点引证。高希均教授正是针对你的这两个问题曾指出：
【对这两个问题，答案既非完全肯定，亦非完全否定。这些年来，自由世界的经济活动日益复杂，政府的角色也显得更为重要。
各国政府常常透过立法，扮演保护者与管制者的角色。如抑制进口的保护关税、激励生产的补贴等。透过这种角色，政府希望能够提升(本国的)农业、劳工。与消费者的利益。政府有时也对国内受管制的运输、通讯、电力等产业加以保护，并对未受管制的大部分企业，尽力维持市场上的有效竞争。政府也担负了平衡经济总生产与总支出之责，以达成经济成长与充分就业的长期目标。同时政府又提供了许多公共财货与劳务，如教育、公路、国防等。
这一演变，就产生了自由世界中的‘混合型经济’(mixed economy)。在这种体制中，私人企业仍然扮演重要角色，但政府部门也参与很多的经济决定。】
记者：这种情况在今后是否会有所变化?80年代后期，西方发生了反干预主义的政策导向。撒切尔在英国、里根在美国，发起了一次“新保守主义革命”，即主张“国家最小化”的革命。1989-1991年，柏林墙倒塌，苏联及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崩溃，其计划经济制度也随之解体。
何新：我认为新自由主义只是一种口号和意识形态，从来不能成为一项积极有效的经济政策。因为只要实施它，就总是会引发社会动荡。因为它是违背社会中多数人利益，而只利于少数私有垄断者的反动经济政策。法国经济学家告诉我们：
【按照80年代的主流论点，企业私有化能够通过进一步鼓励降低成本，来提高企业的内部效率。但事实却是，如果没有充分的竞争，没有为引导追逐利润的行动和确定社会最佳价格而规定的约束条件，企业私有化反而有可能导致外部效率下降。
同时，私有化行动的速度取决于金融市场的吸收能力。但是，80年代初的这种政策趋势由于1987年9月纽约股市暴跌而减缓。
1988年4月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发表《告法国人书》，提出了既不私有化也不国有化的方针，冻结了这一(向私有化回转的)形势。
在资本非常分散的情况下，私营企业的领导人一般都没有受到充分的监督，因而不会严格按照企业主的利益办事。
货币学派的思想观点必然加强政府当局要对经济所需货币量经常实行严格控制的意愿。极端的做法就是像法国那样，通过银行和金融公司国有化来实行控制：法国于1982年2月11日通过一项法律，其明确目标就是“使国家拥有货币创制权”。】
记者：你认为是什么原因，使人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存在形态发生了误认?
何新：意识形态的原因。旧的一套左的意识形态，认为资本主义的形态和本质不会改变，因此根本意识不到20世纪现代资本主义的重大变化。
近十年从西方又传入了有意误导中国人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他们掩盖20世纪上半叶西方资本主义吸取社会主义政策而发生的自我改良，仍用19世纪的幼稚原始资本主义模型诱导中国人，试图将我们引向自由主义方向的经济改革而使中国陷入社会混乱和动乱。
中国当代的经济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耐人寻味的是，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经济学理论上却一直没有得到确切的定义。而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所以在市场经济之上冠上“社会主义”这个限定词，这不应单纯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社会主义意味着国家干预，意味着宏观计划，意味着国有制的主体地位，同时并存作为补充的多种所有制的混合。
因此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就是混合经济。邓小平说：计划中有市场，市场中有计划，这也是指混合经济。
前几年在中国报刊上流行一个“砸三铁”的口号，主张砸掉“铁饭碗”等。
但是这些鼓吹者似乎却并不知道，现代欧美的资本主义常常被称作所谓“福利资本主义”或“福利国家”，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铁饭碗制度比中国“铁”得多，“终身制”得多!例如高额的失业保障金、终身医疗保险和免费教育体系等等。
在日本，没有欧美式的社会保障系统，但却存在大企业内部的员工终身福利制度，非常接近于中国国有企业过去的员工福利制度(即“三铁”)。实际上，正是这种“铁饭碗”的存在，才保证了二战以后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数十年“超级稳定”的“黄金时代”。英国经济学家P·阿姆斯特朗等指出：
【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黄金时期”所取得的出人意料的经济成就，使许多人认为资本主义已发生了质的变化，过去那种经济衰落和阶级对抗的坏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这种看法中最为重要的“混合经济”思想，是一种容许国营企业存在、同时政府负有管理经济责任的资本主义结合。工人获得了一些权利和物质利益。最重要的权利是可以自由组织工会和以某种方式表达意见。最重要的物质利益则是提供适当的就业和工资的不断提高以及国家的福利服务。
反过来，工人阶级也不再就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及其控制提出异义。资本家也默认这些权利和有关的规定，以此作为对一种可以获利的经济环境的回报。
左翼对这种“混合经济”基本参数的接受，可从1956年出版的安东尼·克罗斯兰德所著的《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得到证明。他认为，“传统上，或至少是自马克思以来，支配社会主义思想的是资本主义造成的经济问题，即贫困、大规模失业、肮脏、不稳定，甚至是整个制度可能崩溃等等。……资本主义已变得几乎超出了人们的一切认识。尽管有时出现轻微的衰退和国际收支危机，看来它还是保持了充分就业及至少是可以容忍的稳定程度”。】
【任何政府如果削弱充分就业的福利国家的基本结构，那末它在选举中的得票数就会急剧下降。
形成这种意见一致所必需的支持基础是相信国家能够治理经济使之实现前进的目标，其中最重要之点是国家能够始终调控支出以保证充分就业。】
引自P·阿姆斯特朗、A·格林等著《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的形成和破产》)
关于西方的社会保障体系，本书中还指出：
【第一个由国家管理的失业保险计划是1911年在英国由工党政府实施的，它有统一的失业补助率并由雇主、雇员和国家分摊支出。英国在1908年还实行过小的非捐助性的养老金制度，在1911年实行过健康保险。一次大战后，失业保险的面扩大了，并且实施了一项捐助性的养老金计划。法国在1930年实行了包括养老金、疾病和一套家庭津贴办法的社会保险计划。
福利国家虽不是新鲜事，但在二次大战以后却有巨大的发展。政府的民用支出(是比福利支出更大的范畴，虽已省略债息和补助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52年的15%上升到1973年24%。
这种巨大的发展并不仅是左翼政府实施福利政策的结果。在7个主要国家中，1950-1973年期间左翼作为多数党执政的时期仅有英国的威尔逊政府(1964-1970年)和西德的勃兰特政府(1970-1973年)时期，然而在麦克米伦、阿登纳、戴高乐、尼克松和肯尼迪执政时期以及意大利的各个时期，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包括日本的右翼首相执政时期，福利支出都增加了。】
由此可见，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根本不是什么建立在所谓“明晰产权”基础上的私有化自由资本主义。
记者：美国的老布什见到中国的领导人曾关切地提过一个问题，问中国什么时候会彻底实现私有化?如果西方自己并不是单一私有化的经济，为什么他们却全力促进我国的私有化呢?
何新：这是别有用心的。
记者：如果是别有用心，你认为他们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何新：看一下前苏联地区及多数东欧国家的现状就知道了。苏联瓦解后，前苏联的大型国有制(包括跨国)垄断企业被彻底摧毁和全面瓦解。其结果是，国民经济整体地在世界市场中和国内市场中丧失了竞争力。同时，由于国有企业的瓦解造成大规模社会失业，不断引发社会不安和动乱。(正是由于前苏联时代构筑的社会保障体系仍然存在，所以尚未发生大型的社会革命和动乱。)东欧地区和俄罗斯经济已成为西方跨国垄断组织拓展新的生存空间的经济“新边疆”。
由于国民经济和国家财政体系的崩解瘫痪，前苏联军事工业体系和科研体系也陷入了瘫痪的状态。短期内俄罗斯已失去与美国及西方争霸的能力。这就为美国当前强力推行“国际导弹防御体系”(NMD)准备以强大核军力为后盾直接称霸全球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NMD的报刊译名是“国家导弹防御体系”，这可能是出于误解的误译。NMD本质上是一个跨洲的国际体系，而不仅是美国一国的防御体系。应称作“国际导弹防御体系”。
可以说，美国近20年来通过向苏联灌输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诱导他们走向自毁式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对西方国家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空前胜利。他们在中国也一直试图这样作。
自从80年代后期以来，在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的诱导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直被引向以下的三大经济政策目标：
(1)砸掉国有企业职工的“铁饭碗”即社会保障体系，
(2)摧毁国有制企业造成大规模社会失业，
(3)以消除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全面自由放任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
一些根本不了解现代资本主义真正运行机制的幼稚经济学人，认为只有达到这三大目标，才能真正实现中国向市场经济的彻底转轨。
我国那些幼稚的自由市场经济的鼓吹者，似乎全然无视现代资本主义及其运行的上述重大的新特点。他们在中国居然仍然鼓吹过时的斯密——萨伊的幼稚自由主义经济理论，鼓吹在中国的国民经济中解散大型国企，而回到以小企业、小私有制为主体的原始积累状态的幼稚资本主义。
我个人认为，问题的根子，不仅在于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错误认知，而且在于引导经济改革的某些理论存在根本错误。当前特别要警惕西方一些政客和术士向中国输入的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那正是旨在将中国导入动乱深渊的“谍中谍”。
记者：但是，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在中国所取得的成功是不容否认的。
何新：的确，由于中国在国有制经济中引入了市场机制，取得了意义重大的成功。但是，真理再向前一步就是荒谬(列宁)。
改革前，中国旧时代经济的问题主要不是由于计划经济或经济的计划性，而是统制性。很多经济学人至今不清楚统制经济(即全面管制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区别。计划经济不是统制经济。邓小平说市场可以有计划，计划可以有市场，二者不矛盾，这是深刻之论。
在20年来的经济改革中，中国没有全盘听信那些邪恶经济术士的诱导，对国民经济进行彻底的自我摧毁。而是慎重地、试探性地在国有制基础上引进市场机制，建立了中国特色的有计划的市场经济，这实质上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形态的混合经济，这就是中国经济改革获得成功的秘密所在。中国的这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还缺乏一个社会保障体系，但在雏型上有所近似于第二次大战后德国所建立的“社会市场经济”;以及法国、还有西欧、北欧一些国家那种混合经济。法国经济学家米·阿尔贝尔说：
【大欧洲创造了社会市场经济，中国创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二者之间自然有许多不同之处，但是二者之间也有某些相似性。如果它们能融合于一，必会成为21世纪的法宝之一。】 (《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社科文献出版社，1999)
法国经济学家米·阿尔贝尔称混合经济为“资本主义的莱茵模式”，而区别于“美国模式”(American way of life)或“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在所有形制形式上，实现了多种所有制并存，国家控制包括金融市场在内的经济命脉。而在民生经济上，鼓励在多元所有制基础上实现“来自竞争的繁荣”。我认为这种“混合经济”体制正是中国经济改革取得成功的制度原因。
但是我们的经济改革，在任何时候不能被置于一种社会不稳定的基础上。在这个意义上，稳定确实压倒一切。
记者：中央领导人一直说维护社会稳定是实施改革的保障。
何新：令人感到庆幸的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最高领导始终对此保持了睿智和清醒。并没有接受那种以“私有化”为终极目标(所谓“人间正道私有化”)的“深化改革”方向的误导。种种空想主义的“制度创新”始终是被抑制和受节制的。此外，毕竟与过去的时代不同，中国现在已存在某种民主的决策机制。在高层和社会中都可以听到强大的不同的声音。
特别是中央最高决策者在1998-1999年锐意发动“西部大开发”，动员国家储备和过剩资金与资源，开辟了大量新的就业机会，为中国经济提供了新的增长因素，缓解了由于大量国企破产引发的高失业的局面。国家没有听任这种局面自然发展，否则，后果会是不堪设想的。
以政府动员资源展开的西部开发运动，对我国经济给予了强力推动作用这一现实，对于极力反对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恰恰构成一种讽刺。它表明了在现代经济中，由国家调控社会总需求对于抑制失业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8、凯恩斯经济思想的关注焦点是失业问题
记者：关于国家是否有必要干预经济的问题，在西方经济学中一直是有争论的。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和由国家控制总需求刺激就业，这纯粹是凯恩斯的政策。
何新：对。30年代凯恩斯对正统的新古典学派新古典主义通常指马歇尔代表的剑桥学派。这一学派自哈耶克以后也被称作“新自由主义”的失业和就业理论发动过一次著名的攻击，当时被认为乃是对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的一次“革命”。
在30年代以前，在英美经济学界，特别是在剑桥大学，居主流统治地位的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歇尔的经济理论。凯恩斯本人早年也是在马歇尔的直接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在他的早期著作中，主流学派理论的影响到处可见。
但是30年代的“大萧条”及其所导致的严重失业问题，还有前苏联当时在国家计划体制下进行了成功的快速工业革命这两件事，对凯恩斯造成了深刻的印象。使他对新古典主义由信奉转到怀疑与批判的立场上。
【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认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诞生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灾难性危机，尤其突出的是凯恩斯(1936)年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表述的观点。这一著作可以看作是对这一灾难性事件的反应。在凯恩斯革命以前，居支配地位的古典观点认为，虽然资本主义经济会受到周期性冲击，但市场力量能够迅速而有效地恢复充分就业和均衡。】(Reflections Modern Mqcroeconomies,Edlited by Brian Snouxlon Heuard R.Vane1997 商务版，P.2。)
美国经济学家D·道顿指出：“凯恩斯以前的经济学家居然认为：失业都是自愿的。”(《经济学的两面性》，经济科学出版社，第39页)而凯恩斯把攻击矛头集中在新古典理论的两个根本点上：第一是自由主义所信奉的空想市场机制——“萨伊定律”和所谓“帕雷托均衡”，第二是主流学派的失业自愿论，认为失业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自动纠正和平衡的就业理论。
凯恩斯传记的作者哈罗德指出：
【正如关于‘就业’问题的书名所提示的，《通论》主要是依照基本的经济原理对失业问题的分析。】
【在传统理论中存在一种关于就业问题的含糊学说，即：就劳动力市场而言，正如就其他市场而言一样，劳动力价格具有受到不断调整的倾向，直至达到全体劳动力就业水平为止。(《凯恩斯传》，商务版，第434页。)
凯恩斯曾尖锐地问道：“经济学为什么默守成规，只研究扩大经济产出的问题，而不将研究重点放在如何降低失业的问题上呢?”(引自道顿《经济学的两面性》)
正是凯恩斯把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注重焦点，由萨伊——马歇尔的市场自由主义的空想转到了现实中的失业和就业的问题上。
在凯恩斯关于就业问题的名著《通论》中(指《就业与货币利息通论》)，凯恩斯对主流经济理论提出了有份量的批评，他试图建立一个以国家干预为中心，以消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失业为目标的新的学说体系。从而为英美国家的经济政策提供一种新的理论依据。这就是所谓的“凯恩斯革命”。(参阅克莱因著《凯恩斯的革命》一书，商务版。)又：“约翰·希克斯在早期将《通论》视为‘萧条经济学’。”(卢卡斯《经济周期理论研究》)
凯恩斯革命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否定。凯恩斯认为市场的自发力量不足以达到充分就业条件下的总量均衡。因此，必须“让国家之权威与私人之策动力量互相结合”。1929-1933年大危机是对传统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一次沉重打击，并使凯恩斯主义成为发达国家制订宏观经济政策的起点和理论基础。凯恩斯主张国家干预手段主要是财政政策，其次是政府举办公共工程扩大就业。
凯恩斯摧毁了马歇尔的微观经济学架构。正是在凯恩斯以后，宏观经济学即“政治经济学”才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取得地位：
【在未受管制的经济社会中，资源主要是通过价格体系的运转进行分配的。研究这一复杂体系是价格理论或微观经济学的任务。宏观经济学涉及对资源利用程度起决定作用的各种力量的分析，而增长理论，顾名思义，讲的是增长和发展问题。】(克拉克·利思/PT埃尔斯沃思著《国际经济学》第3页。)
凯恩斯革命的发生，实际意味着新古典经济理论基础的坍塌。在此后的很多年里，西方经济学家试图调合这两个体系(萨缪尔森也是这种调合的代表人物之一)，这就是所谓“新古典综合”学派和后凯恩斯主义。但是，直到70年代，后凯恩斯主义仍然反对经济自由主义，主张“混合经济”的模式。列宁曾这样评论凯恩斯：
【凯恩斯是英国的外交家，他奉本国政府之命参加凡尔赛和谈，从纯粹资产阶级的观点亲自作了观察，一步步地作了详尽研究，并且以经济学家的身分参加过各种会议。他作出的结论，比任何共产党人革命家的身分参加过各种会议。他作出的结论，比任何共产党人革命家的结论更有说服力，更能引人注目，令人深思。】
【他是一个人所共知和资产者，布尔什维主义的死敌，他这个英国市侩把布尔什维主义描绘成畸形的狰狞可怕的东西。凯恩斯的结论说，欧洲和整个世界正随同凡尔赛和约走向破产。凯恩斯后来辞职了，写了一本书指责政府，他说，你们简在发疯。】
(《列宁选集》，第4卷。)
(本文选自何新《思考：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时事出版社，200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