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干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摘 要】科学地研究中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高质量发展，必须用唯物史观为指导，高度重视它们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之间的内在联系。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现时代的先进生产方式体系，包含与先进社会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因此，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消除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固有弊病。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在要求，不但要遵循社会生产力起决定性作用的要求，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还必须遵循社会生产关系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反作用的要求，巩固和发展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促进社会生产关系高质量发展。在现实经济中，目前我国公有制经济比重显著降低、非公有制经济显著上升，为此，建议把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作为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点，引导非公有制经济走社会主义道路，从整体上振兴国有经济，引导农村集体经济实现“第二个飞跃”。

　　一、一个不可忽视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党的十九大提出，“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1]，这是我国当前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迫切要求，也是经济发展的伟大战略目标。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属于全社会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有观点认为，“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剧烈变革，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等领域，是一个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变迁的、世界性的历史过程。西方的现代化研究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主要关注的是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问题，用西方的标准塑造世界。在中国，现代化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研究对象既包括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道路的经验教训也包括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以服务于中国的现实需要。”① 应当说，这对国内外现代化研究的实际状况，做了比较客观的简要综述;但是也有不足，主要是，把现代化阐释为“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变迁”，这缺乏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即离开了与此紧密联系的生产方式的变化，尤其是其中包括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为核心的生产关系的质的变化，来解读现代化过程。

　　如果从包括一定历史条件下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角度看，那么中国的现代化理论研究和实践，从上世纪50年代初就开始了。当时我们党的领导人多次谈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1953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义”，计划“十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即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2]，这实际上已经研究了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及其实践战略。1964年，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即“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3]。1975年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上述宏伟目标，并提出“两步设想”蓝图，“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4]事实说明，我国现代化研究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就开始了，并非“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在经济现代化内容上也不是只从社会生产力角度讲工业化，而是把实现工业化与创建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紧密联系在一起，贯彻的是唯物史观指导思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的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现代化建设已成为党和国家的中心议题，并有了更丰富的含义。理论界也掀起现代化研究的新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