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忠武：从1927年李大钊、王国维的殉道谈起

　　近现代中国这一两百年的历史剧变是国史上亘古未有的大变局，对于这个大变局的解读，随着所取的维度不同而出现了各家各说;其中，最深刻、最简明扼要的，莫过于国学大师王国维从中国儒家传统哲学语境的高度，作出的概括：

　　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 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1)

　　「道出于二」，诚哉斯言，大哉斯言!

　　既然「道出于二」，必然就有两端，进步的、退步的;改良的，守旧的;革命的，反革命的……。综观这场大变局，虽然极尽诡谲曲折之能事，也不外是在这两股正反势力体现的大道的较量斗争的辩证进程中向前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李大钊和国学大师王国维正是这「道出于二」的典型代表;前者献身于革命的道，后者献身于反革命的道，两人都志在挽救民族危亡而「上下求索」，甚至最后两人还不惜为此都于1927年这一年同时献上自己宝贵的生命!

　　王国维早年精研德国哲学，倾心西学，(2)但壮年以后却悔昨非而今是，毅然尽弃早年所学，专攻国学经史，颇多创获，成为负有盛名的一代国学大师。(3)然而其人生观、历史观却走向保守主义，抱残守缺，厚古薄今，攻击中国当代的新制度、新思潮，美化中国古代的旧制度、旧思想。他在其代表作《殷周制度论》中通过对史籍详实的考证，寓经于史，证明：周公制定的礼制最能体现中华文化崇尚和谐、谦让、重义轻利的美德;制定的纲纪伦常、嫡子继承法，规范人际关系和帝王继承制，防止杜绝社会和政治上争夺的乱源;礼制不仅仅是功在当代的中国，更是利在千秋万代的中国和人类。所以，对王国维而言，是周代，不是陈寅恪所说的宋代，是中国文化和历史的黄金时代，其典章制度尽善尽美，足为后世效法，甚至可以视为普世的政治和社会的准则。所以，挽救近现代中国的良方，不在西学，不在民主科学，更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鼓吹的阶级平等、均贫富，而在中学;质言之，历经千回百转的探索，终于在晚年找到了安身立命、经世济民之道，回归中国固有的周代礼制的精神道德文化。这是他保守主义的「道出于一」。

　　王国维晚年戴着这样的黑色眼镜看到的世间万事万物当然全是一片黑色，倍极凄凉：四年惨烈的欧战、俄国十月大革命赤祸洪流，生灵涂炭，在在证明西方文明暴露了其致命的弱点，不足为中国法;中国国内无休止的、祸国殃民的军阀混战，是道出于二的、穷兵黩武、争权夺利、痴迷物质繁荣的洋道直接造成的恶果。(4)因此，当世界潮流澎湃猛进时，他却避世隐居于清华校园和废帝溥仪的南书房。一个终生致力于研究兴亡成败历史规律的一代大儒、史学大师，竟对他所处的时代的历史走向，完全迷惘了，更逆流而上，走向了历史潮流的反面，走进了历史的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