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忠武：试论李大钊开革命史学之先河

　　试论李大钊开革命史学之先河

　　--纪念五四文化革命一百周年

　　--纪念李大钊殉难赴义92周年

　　龚忠武

　　【作者注：为了纪念李大钊对五四文化革命的贡献，作者已经发表了两篇文章，一是《三家文斗，仁者无敌》，二是《试论李大钊的精神和业绩不灭论》。本文是第三篇。之所以如此，旨在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比较全面地彰显李大钊在五四文化革命中占据的独特的历史地位。】

　　题旨：李大钊开革命史学之先河

　　五四文化革命时期，作为其主将陈独秀、鲁迅、胡适之外的另一位主将李大钊，除了参与文学革命、道德革命、史学革命之外，还作出独特的贡献，就是引进阐述马克思主义，宣扬列宁主义主导下的俄国大革命，开创革命史学之先河，为学术与政治之紧密互动、史学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奠定基础，开辟广阔的道路。

　　史学革命与革命史学，同中有异；史学革命的旨趣在于批判中国传统的史观、史学也即编纂史学historiography，批判以《春秋》为代表的道德史观和等级（非阶级）史观，是一种静态的纸上谈兵的史学思想革命。而革命史学，则在批判儒家治史方法和等级史观的基础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将学术与政治和社会的变化紧密结合，不再是纸上谈兵，而是付诸革命实践，直接主导这种革命的进程，也即将理论与实践结合，成为动态的革命史学；质言之，就是来自感性的实践，上升为理性的理论，再回归实践，成为动态的循环反复的过程，从而与史学革命同中有异，界划厘然有别。

　　史学与世变：以史救世

　　五四时期中国文化和历史学发生这样重大的变革，绝非偶然，而是时势促成的；存在决定意识思想，而不是相反，所以史学革命和革命史学的产生，只是五四时期内外交困的中国社会在意识形态在史学领域的一种折射而已。

　　当然，这也与中国的史学传统密切相关，中国是个具有深厚史学传统的人本文明，不是神本的文明；前者以史为鉴，从而产生史学，后者以神启为鉴，无需史学；（1）每逢乱世，受中国人本文明熏陶的、忧时伤怀的思想家，当然不会像神本文明的人一样向超自然的神灵求助，（2）而是试图从以往圣贤的治国理政的经验也即民族的集体记忆中，寻找知识、经验、智慧，找出良方对策，以济时救世，安邦定国；所以这时史学随之成为显学。

　　最好的例子就是生逢乱世的孔子，著《春秋》，旨在从道德史观出发，借「明正邪、别善恶、操斧钺权、褒贬百代」的书法，来端正当时的政风习俗，以使乱臣贼子心生畏惧，不敢造反，从而达到拨乱反治、政治清明的地步。（3）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汉司马迁的《史记》（4）和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5），目的都在让当政者以史为鉴，正己正人，达到政治清明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