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写在三八节：女权运动的歧路亡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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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年来，有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日渐引人注目——即一方面，女权运动的呼声日益高涨，“妇女”这个听上去很“土气”、很“乡村”的名词被“女生”、“女神”、甚至“女王”这样“好听”甚至“霸气”的名词所代替，另一方面，女性的地位却没有同步提高，甚至还有下降的趋势。

　　一个可供参考的指标是，2018年一度看起来声势很大的“米兔运动”，尽管有蒋方舟这样具有很高社会知名度的职业女性加盟，仍然开高走低，无疾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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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女权运动，或者说妇女解放运动，走过了曲折的道路。

　　1979年，著名女作家张洁在《北京文学》发表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用非常深情优美的笔触描述了婚外恋，影响了无数正在憧憬美好爱情的男女青年。

　　婚外恋一向是被认为是不道德行为，为什么能够得到正面表现?

　　这里的一个背景性因素在于，八十年代的起点，是一个男女在政治上、经济上非常平等的社会，已经比较接近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做的预言，即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后，在将一切经济考虑消除后，可以把婚姻建立在真正的爱情基础上。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三者”的动机，往往被解释为寻求真正爱情，就比较容易受到理解和包容。

　　但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情况就逐渐不同了。

　　这一时期，贫富差距急剧扩大，恩格斯所担忧的“经济考虑”已重新成为婚姻的最主要内容，一些自视前卫的女性甚至公然举起了这样的旗帜，上面写着一行大字：“宁在宝马车上哭，不在自行车上笑”。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不再有人相信“第三者”是为了爱情而成为“第三者”，她们被视为窃贼，目的为了盗窃别人的财产，从此失去社会同情，并有了一个不雅的称呼——“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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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说到2018年中国“米兔运动”的失败，当然也和社会结构的变得非常不平等，并且男性掌控了大部分资源——既包括有形的财富资源，也包括无形的权力资源、影响力资源等，有决定性的联系。

　　不久前，看了入围本届奥斯卡金像奖的《爆炸新闻》。该片讲述了在2016年福斯新闻台高管罗杰·艾尔斯被曝光性骚扰丑闻，女主播梅根·凯利、格雷琴·卡尔森和一位刚刚入职的女大学生，都遭到了罗杰·艾尔斯的骚扰。

　　美国几乎可以说“米兔运动”的发源地，也是这一运动最为激烈，取得成就最大的国家。

　　但美国的实践证明，在防止女性被骚扰方面，“米兔运动”的作用充其量是扬汤止沸。

　　福斯新闻台的女主播具有全美乃至世界影响力，堪称云端中人物，她们都不能幸免于被骚扰，并且需要在付出极大代价后才能勉强为自己讨回公道，何况普通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