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赵立坚是在行使“合理怀疑权”

2020-03-20
作者: ​郭松民 来源: 红歌会网

  “尽管他们说的冠冕堂皇,事实上却起到了阻挡援军,令赵立坚的勇敢突破变成了孤军深入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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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疫情在美国爆发以来,由于应对无方,总统特朗普、国务卿蓬佩奥等美国政要,以及一些议员、媒体、讼棍等试图甩锅给中国的意图越来越明显了。

  甩锅对他们至少有两点好处,一是转移美国民众的怒火;二是对中国进行讹诈,以缓解美国日趋严重的经济困难。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图,就是维护美国摇摇欲坠的领导权,防止中国取而代之。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中国进行了非常克制的反击,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上对美国提出了质疑。

  不料,赵立坚的逆袭,却招来了国内一大批“理中客”的不满。

  他们摆出一副不偏不倚的臭面孔,用各种似是而非的大道理指责赵立坚和爱国民众。

  但尽管他们说的冠冕堂皇,事实上却起到了阻挡援军,令赵立坚的勇敢突破变成了孤军深入的效果,等于帮助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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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他们的谬论一一进行驳斥之前,先解释一下什么叫“理中客”。

  所谓“理中客”,就是理性、中立、客观的缩写或简称。

  这三个词无疑都是“好词”,可关键在于,一切讨论都是在具体语境下、针对具体问题展开的,完全排除立场、情感的讨论是不存在的。

  在这个问题上,毛主席有过深刻论述: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实践论》)

  所谓“阶级的烙印”,通常是以立场、情感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最终归结为政治认同。

  毛主席的话是普遍真理。不同阶级、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都必然会有不同立场、不同情感、不同政治认同。

  美国人对星条旗有感情,中国人对五星红旗有感情,这种区别是一种客观存在,不承认这些,就缺乏起码的实事求是精神。

  概括来说,没有超越立场、情感、政治认同的“理性、中立、客观”,也只有在共同的立场、情感和政治认同的基础上,才能进行“理性、中立、客观”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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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舆论场中,“理中客”经常会让爱国网友产生不舒服、 甚至厌恶的感觉。

  为什么呢?

  因为“理中客”们总是喜欢以贬斥、嘲讽自己的祖国作为开场白。

  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

  因为我贬低了自己的国家,这就证明我没有立场;因为我没有立场,所以我的观点就是客观、理性的。

  但正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样,不存在完全摆脱了立场、情感的“理中客”,当中美舆论战渐趋白热化的时候,放弃了中国立场,就必然站在美国立场。

  早在1925年,鲁迅先生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中就为“理中客”们画过像:

  “它却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

  鲁迅指的是哈巴狗。哈巴狗是不可能真正“公允”的,它总是要护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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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说来,“理中客”围攻赵立坚和爱国网民,主要从两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是说赵立坚没有证据;

  首先,赵立坚的质疑是有充分依据的,这个依据就是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在美国国会的证词。

  赵立坚在推特中写道——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周三在众议院监督委员会承认,一些似乎死于流感的美国人在死后的诊断中被检测出新型#冠状病毒呈阳性。”

  从时间上看,这次美国流感是从2019年9月就爆发了,共有有2200万人被感染,而武汉军运会则是在2019年10月18日开幕的,武汉发现新冠肺炎则是在2019年12月!

  既然雷德菲尔德承认美国感染流感的人群中有一部分感染的是新冠病毒,这不就等于承认新冠病毒首先出现在美国吗?

  正是基于这样的前提,赵立坚才有理有据地继续提出自己的质疑——

  “零号病人是什么时候在美国出现的?有多少人被感染?医院的名字是什么?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美国要透明!要公开数据!美国欠我们一个解释!”

  在这里,赵立坚不过是在行使疫情受害者的合理怀疑权——美国首先出现了新冠肺炎的感染与流行,美军士兵到武汉参加军运会,他们走了之后武汉也出现了新冠肺炎!

  有了这样一个逻辑链条,赵立坚怀疑“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任何问题!

  还需要赵立坚提供什么证据呢?什么也不需要,现在需要的是美国自证清白!

  显然,“理中客”们要赵立坚提供证据的说法,纯粹是要蓄意把水搅混,让美国趁机解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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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方向,就劝中国“不要和美国一般见识”,用民间熟悉的话说,就是对中国进行“忽悠”。

  比如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的执行院长张锋教授,就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中国外交话语不应自废道义》的文章,认为赵立坚对美国的反击是“建立在民族主义的激愤之上”,是“让中国在外交道义上与美国比‘烂’,自降标准”。

  这种说法的本质,是要在美国对中国发起大规模舆论战时,为了证明自己更有“道义”而自缚手脚,甚至放弃抵抗。

  这和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和张学良为了避免被国联指责为“挑衅”而下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是一样的,完全是投降主义论调。

  须知当下的中美之争,关键并不在于谁更有“道义”(尽管这也很重要),而在于“谁应该为新冠肺炎的扩散承担责任”?如果中国听任美国横加指责而背上“病毒扩散者”的罪名,那还有什么“道义”形象可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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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中客”在本质上仍然是“崇美症、恐美症”患者,美国是他们心中乌托邦一样美好的存在,他们的立场、情感都是在美国一方的,美国形象的垮塌,对他们而言是一种无法想象的梦魇。

  “理中客”有一定欺骗性,但识别起来并不困难。

  一是要牢记毛主席的话;二是要看他的立场、情感究竟在哪一方?三是看他的结论对谁有利?

  记住这三点,“理中客”就无所遁形!

  我们既然能够战胜新冠病毒,也一定战胜“理中客”。

      原载:独立评论员郭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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