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润为：保卫劳动者的文化主人地位

　　【1942年5月，毛泽东同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代表合影。】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毛泽东于1942年5月2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延安杨家岭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发表的两个讲话(即“引言”和结论报告)，系统总结了“五四”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经验，回答了中国革命文艺运动中长期争论的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党的文艺路线，指明了革命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实践检验和反复听取意见，毛泽东修改定稿，于1943年10月19日在《解放日报》上全文发表。当月，延安解放社即正式出版了单行本(见上图)，这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最早的一个版本，人们习惯称之为“解放社本”或“43年本”。】

　　1942年，中国文艺史上出现了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这就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如果说《讲话》是一次划时代的理论创新，那么，贺敬之等一大批革命文艺家的创作活动，就是在这一光辉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创新。

　　新在哪里呢?新就新在争取广大劳动者的文化权利上，也就是说从根本上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我们可以想一想，中国阶级社会几千年，什么时候有人把劳动者当作文化的主人呢?从来没有过。当然，流传下来的作品，也有劳动人民创造的，如《诗经》中的《硕鼠》、《伐檀》等等，但是少得可怜。在文人那里，同情劳动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劳动者心声的作品也是有的，而且不少。仅以诗歌为例，就有杜甫的“三吏”、“三别”等等。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说是自觉地把立足点放到劳动者一边，自觉地为劳动者服务的，而只能说是具有人民性的作品。所谓人民性，无非是对广大劳动者有一些同情或理解而已，还远不能说是在立场、思想和感情上与他们融为一体。当然，这里有着历史条件的限制，是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白居易在理论上也提出过“唯歌生民病”，但他不是为了唤起劳动者掌握自己的命运，而是“愿得天子知”，进而实行一点儿“仁政”。在中国，真正把广大劳动者置于文化主人地位的，是觉醒的劳动者自己，是觉醒的劳动者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自她诞生那一天起，就一直探讨人民文艺的问题。李大钊、瞿秋白等党的早期领导人，在这方面发表过不少有价值的见解。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也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过艰辛的探索，并且取得了伟大成就。但是，求实地说，这些理论还不成体系，这些实践还没有发展成大规模的自觉的运动。毛泽东的伟大贡献，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总结中国进步文艺特别是五四以来新文艺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整套劳动者自己的文艺理论体系。这一理论的核心，就是人民群众的主体观。具体地说，就是认为历史是劳动者创造的，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的文艺，不但要把劳动者作为文艺表现的主要对象，而且应当自觉地为实现劳动者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根本利益而存在而发展。贺敬之等一大批革命文艺家的贡献，就是在继承鲁迅等左翼作家光荣传统的基础上，把《讲话》精神落到了实处，落到了千百万劳动者的心中，落到了人类文艺史的丰碑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