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确实存在一个试图摧垮中国经济的经济学阴谋
【此文是何新2000年出版的《新国家主义经济学》中的一段采访记录。收入何新的新书：《反主流经济学》，发表博客何新有所修订。】
确实存在一个以摧垮中国经济为目标的经济学阴谋
记者：让我们总结一下。看来您是确信美国十分关注中国的经济改革问题，而且早在二十年前已经安排张五常、萨克斯一类的经济学者介入中国改革的经济理论设计。而美国对于中国问题这种关怀，并非为了中国经济的现代化进程，而是为了贯彻和实施美国国家自身的战略目标和利益。因此，张五常、萨克斯这一类学者乃是美国实施这一目标的意识形态工具。
何新：你概括得很好。
据我长期观察和思考，我认为，确实存在一个来自美国背景，而通过受其操纵影响的中国学者以及部分官员来鼓吹和施行，以系统化地摧垮中国国有经济为目标的阴谋计划(经济学者杨斌所谓“软战争”)。
这个计划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输入，其具体步骤随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发展而不断深入并有所调整。大体分阶段如下：
(1)以取消价格补贴及限制为契机，建议实施“休克”疗法，即激进的“一步到位”，“长痛不如短痛”地向市场体制快速转轨方案。(1987-1989)建议实施财税体制改革，把间接税变为直接税，使政府财源由国企、企业(上缴利润)转到向民间企业直接征纳。民间税源监控困难(易导致资本流失，有利私有化)。同时税源直接化导致国家与纳税人的直接关系，易引生抗税活动。诱发社会矛盾。
(2)鼓吹以“入关”作为与国际接轨的重大步骤，鼓吹“全球化”，鼓吹“民族工业”概念已过时，代之以所谓国际化的“现代企业制度”，破坏中国国有企业存在的理论根基，消解中国经济的独立自主性。(1993-1995)试图搞垮解散大型国有企业，以之融合、兼并到西方跨国企业中。
(3)以国有银行和投资体制的改变给国企断血。在原体制下，民间储蓄进入银行，企业收入上缴财政。国家以银行资金和财政收入从事投资。易于宏观控制。在新体制下，民资直接进入股市，被内外炒家和银行资本大肆炒作，形成股市泡沫经济。国家财政靠公债及赤字和税收。国家对国民经济控制力遂大大减弱。
(4)鼓吹推进“产权革命”，从金融政策上阻断国企的供血渠道。以所谓“破除垄断”、“公平竞争”剥夺国企对市场的主导能力，进而以“股份制改革方案”--不叫私有化的私有化政策，瓦解及解散国企。由于国企陷入金融及市场困境，造成许多企业瘫痪、破产，成千万人陷入大规模失业。(1996-1998)
(5)对粮食流通体制实施行政控制，放弃农产品的价格支持政策，在财政上长期忽视农村和农业问题，导致近年农业经济的严重困厄，使农民再度陷入生存困境。
(6)在亚洲金融危机后美国及IMF建议人民币继续维持高汇率，导致1998年出口大幅度下滑。
(7)鼓吹加速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提早实施人民币自由兑换，准备对国际炒家(金融大鳄)全面开放中国证券市场。
(8)针对中国来之不易的1600亿外汇储备，现在又有人提出欲使之全部投放到无保护的美国金融证券市场参与炒作游戏以套利的妙计。一旦美元发生汇率暴跌和危机(这种情况在近年内极可能发生)，中国国家外汇资源将被困锁和贬值大跳水，未来中国政府势必陷入严重的金融危机。以至由于外债、还债而不得不俯仰依赖西方金融势力，从而陷入类似于当今“俄罗斯”式的债务及财政危机，使中国最终丧失在经济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地位。
记者：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你认为，指导我们进行市场经济改革的基本理论模型有失误?
何新：我不想隐瞒自己的观点，就是如此!可惜这一点目前还没被多数的人们认识到。
1987-1988年，我曾在当时的《经济学周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抨击赵紫阳的经济智囊团当时正在推荐给决策者的所谓“长痛不如短痛”的休克疗法。据张五常说，这一改革建议来自美国的弗里德曼。当时那些批评引起了决策者的注意。
1990年赵下台后，中国采取了渐进的经改路线。但是今天，中国形势的发展使我们又走到了新的十字路口。
新自由主义在中国遭遇重大挫折
记者：但是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以你的看法，美国向中国输入了这一整套方案，而且至少一部分被实施了。但是在现实中，中国经济并没有被搞垮。相反地，今天多数中国人(甚至包括大城市中一些下岗人员)的生活要比改革前好。选择的机会要比过去多。这个问题你怎么解释?
何新：在历史中并没有绝对的错误。如果我们观察人类的全部历史，会发现那并不是一个从正确的设想出发，由正确走向正确的历史。而往往是从错误开始，在错误中反省，总结经验，从而积累智慧，从而有所进步的历史。历史的过程是辩证的。我所谓辩证，包涵三层语义。第一是辩论，第二是对证、质证、求证。第三是事物最终总是向反面转化。
理解历史发展的这种辩证性，我们看待历史就会比较宽容。也会比较宽松。知道进步是积累的，心不要太急。坏的东西有时反而引出好的结果。而所谓善良的主观愿望，有时反而会把人引向地狱(列宁)。
记者：那么在你看来美国的图谋，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实际进程中事实上还是被一次次地挫败了。
何新：正是如此。在现代历史中的美国是一个极尽聪明的国家。在20世纪的整个世界历史中，从20世纪初的威尔逊总统开始，就充满一种一心向全世界推销美国价值的理想主义。从19世纪的马汉开始，这个国家的战略家精心算计，一心要实现以美国为中心统治全世界的意图。
但是，美国人的文化中似乎缺乏中国人的一种宿命论(乐天知命)和悲观主义。他们不知道，到头来，人算不如天算。历史自身是有其规律的。50年代，他们重新武装日本，以资本输入和市场开放政策扶植东亚小龙，目的是为中国树立对立面，困锁中国。结果没有能阻挡中国的强大，反而为自己扶植出了一个潜在的日本对手和“东亚发展模式”。今天他们又在干同类的蠢事。例如为从西部困锁中国而扶植印度。
80年代，他们将新自由主义输入中国，是为了引骗中国人以此为蓝图搞垮中国的国有制经济，造成失业问题引发社会动乱，最终使中国被分解成碎块后纳入美国霸权控制下的新全球体制。却殊不料自由主义的经济因素反而为改革前由于全面管死的极左政策，已陷入僵化状态的中国经济提供了强有力的激活因素，激发出一种新的巨大经济活力。坏事变成了好事。
记者：这是否与保守派在意识形态上的抵制也有关系?
何新：新自由主义进入中国，遭到了传统派(所谓“保守派”)在意识形态上的强烈抵制。因此中国领导层对这种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建议，始终有所警惕。没有象俄罗斯领导人那样全盘揖纳，而是审慎地、有选择地听和试。
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在中国遭到了至少两次重大的挫折。
第一次是在1988-1989年。全面解除价格控制的自由主义方针，引发了高幅的通货膨胀，在当时普遍低收入的背景下，这一政策造成社会广泛激烈的不满，成为1989年事变的经济诱导因。1990年的“治理整顿”导致新自由主义改革被迫延缓。对此，张五常曾讲过这样一种遗憾：
“1991年12月罗纳德?科斯接受诺贝尔奖时，我在斯德哥尔摩遇到了米尔顿(弗里德曼)。我说，放开工业价格而不同时放开民营化国有企业看来并不正确。我可能错误地支持了前者，而没有警告北京的朋友后者会对放开价格构成一大障碍。在中国(国家)经营的情况下，工业产量对价格放开后导致的价格上涨没有弹性。结果，反对该项计划的就不只是来自前面提到的特权集团，而且来自一般的产业工人，因而工人很有可能性上街游行。”
张五常说：
“我的观点是，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应该先于放开价格，或者这两者至少应同时进行，这一点米尔顿(弗里德曼)也同意。”(见张书第498页。)
换句话说，他们本来试图以价格机制作为杠杆开启中国的经济混乱之门。但这一尝试在80年代末即遭到了失败。
因此到了90年代，他们把新的重点放到了改变所有制的问题上。然而，在90年代中后期，以所谓“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以及“改制转轨”为目标的国企改革方针，导致了全国范围的大面积失业浪潮。引发了社会的震动和强烈反弹，迫使新自由主义方向的激进“改革”措施再度放缓。
下岗失业问题不容忽视
记者：以你的看法，当前社会中的失业问题，并不是由于国企本身的机制所造成，而是由于采纳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造成的。
何新：在原有的国企体制中，确实存在着低效率和劳动力闲置的问题。但是后一问题，不仅在中国，在西方许多国家的资本主义企业中也同样存在(这一直是困恼欧洲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问题)。
这个问题本来并不是恶性的问题，由于局部地区和部门中采纳了来自新自由主义的建议，在完全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背景下，试图以激进的“下岗”政策转变“机制”，解决这个问题。从而激化了这个问题，使之变成了影响社会稳定状态的恶性问题。
记者：为什么国有企业的效益这个问题如此难以解决呢?
何新：这个问题我们放到后面再深入讨论。我这里想强调的只是，依照那种新自由主义的药方是绝对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
记者：我还要问，为什么?
何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有一个致病的理论盲点，这就是它的着眼点是经济增长，而从不将研究重点放在失业问题上。他们认为失业都是“摩擦性失业”，他们认为，在一个理想的市场体系中，失业问题可以通过理想的劳动力供求机制自然地平衡和解决，而这纯粹是幻想。
萨伊在其着作《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中提出，一个社会的生产必将扩展到充分就业，不会发生严重失业现象。如果还有工人失业，那只能是他们自愿放弃工作，即自愿失业。所谓凯恩斯的革命，恰恰是针对这一观点的。凯恩斯经济学中最有意义的一点即在于此。
道顿说：
“凯恩斯批判那些所谓的”古典“(classical)经济学家，因为他们将法国经济学家J.B.SAY(1767-1832)的观点--即萨伊法则‘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奉为教父，证证所有的失业都是自愿失业。”
卢卡斯也指出：
“凯恩斯《通货》一开始就断云，均衡理论是无法得到的，失业不能解释成个人选择的结果，以及工资不按照古典理论预计的方式去运动被看成是经济理论之外的因素造成的。”《经济周期理论研究》，第258页，商务版。
“作为一个时代最有权威的经济学家，凯恩斯使一代经济学家摆脱了均衡理论的条条框框。”
那些轻率地为政府设计下岗、失业模型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似乎完全不了解“失业”这个词背后的严酷意义，以及这个词对于社会稳定构成的威胁。
道顿指出：
“失业一词，有两层含义：一是没有工作;二是如果你没有工作，社会会给你钱。”
“短期失业指的是没有工作，人们常常称之为”临时解雇“。即使是短期失业，也是件令人痛苦的事情，工人们希望终有一天能返回工作岗位。长期失业描述的是一种更悲惨的情形：工人担心他们可能在若干年里都找不到工作，甚至终身都找不到工作。在长期失业的形势下，对大学生来说，毕业就意味着失业，他们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找不到工作。在最坏的情况下，长期失业甚至比在车祸中断了一条腿还痛苦。”
“不发达国家通常没有建立失业保险制度或社会救济制度。那些没有劳动所得的成人，不得不依靠别的方式生存，如靠亲戚朋友有限的经济资助，甚至可能是找放高利贷的人借款。”
在美国和欧洲，你失业，国家会给你钱。但以中国目前的经济基础，从长远看，政府根本不可能长期承担为1-2亿失业人口维持基本生活的财政重负。
记者：短期失业，经济学中称作“摩擦性失业”。
何新：今天中国社会中的失业，不是所谓“摩擦”性的“自愿失业”，而是凯恩斯所说的“非自愿失业”。(参阅《凯恩斯选集》第13卷，第420-421页。是严重的结构性失业。)
对几乎所有的人来说，没有工作，就意味着生活失去保障。意味着生活水平下降。如今对国家来说，当务之急是寻求降低失业的有效途径。目前的失业问题，不仅困扰着一般意义上的工人，而且也困扰着社会地位较高的阶层。
但是，国家通过近几年的实践对这一点已具有日益深切的认识，国家已经采取措施调整政策，缓解这个问题。一种雏形的社会保障体制也在草创和初建之中。中国党和政府并不象有的前社会主义国家那样对新自由主义执迷不悟。这充分显示了中国政府的成熟和智慧。
记者：问题在于，所有制问题的确是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
何新：甚至可以说是焦点问题。一个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一个所有制问题，的确是当代中国改革的焦点。
记者：既然如此，难道你认为这两大改革是不必要的吗?
何新：不，都非常必要。但是正因为其必要，中国人，特别是领导人要小心中国的内外对手利用这种必要性而将我们导入陷阱。
记者：这是什么意思?存在这种陷阱吗?
何新：的确存在。中国历史上好象有这样一个故事。明洪武皇帝朱元璋的元师徐达患重病需药补。朱元璋嫌其权位过重而欲除掉他，于是派人送去一味药膳--一只蒸鹅。而徐达所患的疽病最忌食鹅。徐达见之明白了皇上的意思，于是服鹅后疽乃大溃(崩溃)而死。
记者：进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
何新：中国近20年来一直处在不均衡的高速发展中，在国际上也是“位高权重”呵。因此也有人(国际间的“皇上”)甚忌之。他们经常派人给我们送来蒸鹅。然而天佑我中华，幸亏中国人没有照方通吃。
记者：您的意思是国外有些关于经济改革的建议就是这种“蒸鹅”。
何新：对。比如一些经济学人向中国人灌输的彻底打碎国家垄断，彻底解散国企，“人间正道私有化”，为中国国民经济解困和施救治的单方，就是这种食之疽必大崩的鹅。
中国必将走向伟大的民族复兴
记者：你承认当前存在着严重的失业等问题，你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途如何看?
何新：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民族。中国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民深沉、睿智、宽厚、博大。而领导这个国家的执政党，是一个智慧、成熟的党。所以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文化，注定是“天不能死、地不能埋”(这是2000年前荀子的话)。
我们所身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重要而伟大的时代。我们由于身在其中，由于目光的焦点总是更容易集中到眼前困扰人们的那些世俗而具体的问题上，而往往看不清这一点。如果登高望远，如果具有一种更超越的历史感，我们就会意识到，在中国土地上所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一系列伟大的变革、伟大的建设，具有突破洪荒光照亘古的永久性意义。
三峡水电与航天工程，互联网与信息时代的降临，青藏铁路以及贯通全国的高速公路网，星罗棋布地遍布中国的新兴现代化城市的崛起，西部内陆区域的开拓，其意义都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万里长城、车同轨、行同伦、书同文、大驰道与大运河，超过中国历史上的秦汉唐宋明清一切全盛时代。
尽管经历了种种挫折和错误，中国经济仍然取得了世界历史上任何其他国家从未达到的辉煌成就。由粮食不足(这个问题当年曾怎样困扰毛泽东、周恩来呵)到粮食过剩。对我们亲身经历过这两个时代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奇迹。近年来，中国在一些主要的经济实物(如钢、煤、粮、棉)产出上已成为居世界第一位的经济大国(“超英赶美”，这正是1958年大跃进的目标，是毛泽东当日所朝思暮想而不能办到的)。中国从一个连洋钉、火柴都依赖进口的工业品纯消费国(1949)，成为今日世界一些重要经济品的主要生产出口大国，成为世界性的工厂，等等;这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李光耀最近说，中国是今日世界上惟一具有实力对美国正面说“不”的“第二世界大国”。这并不是谄谀之言呵。
中国在1949-1979年的30年间完成了重、化、核工业化，建立了一个门类初步齐全的、自给自足的工农业体系，并实现了包括导弹卫星核武器在内的自我武装。在1979-1999年的20年间实现了国民经济的高速腾飞。其速度大大超过美国、日本、德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崛起。
在世界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曾以这样的速度腾飞，没有任何民族比中国人干得更好!
这不仅仅是一个古老民族的复兴，也是一个伟大现代国家不可遏制、不可阻挡、不可逆转的崛起!
自1840年那场打开国门的战争发生以来到今天，在这个土地上发生的全部历史运动具有着统一的完整性，这是一个成序列的分阶次的不断攀升的历史浩荡前进之流。
如果说，1840年英国人不能打碎它，1850年-1900年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不能分解它，后来的东条英机、罗斯福、斯大林毛泽东说：“解放战争时期，中国革命应不应该搞，夺取全国政权应不应该?我们说应该，斯大林是坚决反对的。”(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29页。)丘吉尔、杜鲁门不能分割也不能阻挡它;那么世界上已没有任何国家，任何力量能够再在前面阻遏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崛起!
这个历史运动具有一种必然性!中国人完全有理由对未来充满信心。
不是美国人把战略重点移向东方，而是世界历史从20世纪初以来就在把历史运动的轴心转移到东方(列宁在1923年就指出了这一点)。从过去的100年，到未来的100年，世界历史运动的中心主题就是中华民族的崛起，以及东方文明的伟大复兴。因为人类未来的希望，人类追求一个公正、正义、和谐与人道社会的终极而永恒的梦想和希望，今日就寄托在至今仍举着社会主义旗帜的中国身上。
西方的对手们总是低估这一点，低估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这个人民的智慧。总是想制作一些极幼稚愚蠢的圈套，以为中国人轻易地可以钻进去就他们的范(包括WTO问题上)。象张五常、萨克斯一类，就是这种西方弱智的典型。
张五常说：
“对中国的改革持悲观也许为时过早。随着股份制的实施，市场可能会再次发挥魔力。很有可能，将来有一天政府当局会认识到，凡是它有发言权的组织(指共产党和国家机器)，都会在竞争中落败。”(引自张书，第501页。商务印书馆出版。)
人们可以把这理解为是一个在现实中预言不断破产而仍存梦想者的呓语。尽管这位先生有一种来头，有一种政治背景，有一股势力，有一班鼓吹者。但是，这位先生以为以凭他那一套新自由主义的空想性方案可以搞乱这个国家，他就是太看轻中国了!
他以为偌大中国真的居然如此无人，竟拆不穿他这一套幼稚欺人的妄论。套用一句他曾用以讥评马克思的话吧：世上竟有这样浅妄的浪想，真是再蠢不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