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是一种过敏性疾病

　　​​一一从孙立平教授怼胡锡进总编辑说起

文/司马南  2018-04-21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对公知的批评，在我看来已经足够委婉客气，不期引发了清华大学自诩公知的孙立平教授的强烈反应，这不免让我好奇，孙立平教授为什么这么敏感?他对什么东西那么敏感?

　　胡锡进悠悠然话里有话: 等我退休了，也当公知。批评政府，遇事多说美国、西方好话。遇中外冲突咱不用冲锋，不用着急，说一堆风凉话，还显得挺高雅挺有情怀的，国家好了咱跟着沾光，而且一边沾光一边显示咱的犀利。国家如果出问题，瞧瞧，我说什么来着!还是当公知好[good][馋嘴]

　　孙立平怒不可遏居高临下:这公知你还真当不了。因为公知除了知识，还需要人格、尊严、独立的思想等等，你有吗?

　　后来又有了“你这嘴叫嘴吗?”一类近乎失态的表达。

　　见过孙的回复，我忍不住跟了一句：“公知”是个啥东西?意识形态舆论场当中的“公知”，人格、尊严、独立思想等好词，统属自贴标签。乔装打扮，无改其试图改变中国根本政治制度的本质。孙教授会是一个例外吗?

　　孙立平教授是否是个例外，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孙教授及其他公知，对什么“过敏原”特别产生响应，这才是需要研究的问题。不弄清这个事，对于一波又一波公知的寻衅骚动便弄不清究竟。

　　过敏是一个通俗的说法，更通俗一点说，过敏其实是变态反应，又称“超敏反应“，机体受同一抗原再次刺激后，所发生的一种表现为组织损伤，或生理功能紊乱的特异性免疫反应。看看，按照这样的定义，孙教授心里果然是受了伤害不是?变态反应是异常的、有害的、病理性的免疫反应，过敏的症状什么样的都有，最简单是咳嗽，流鼻涕，见不喜欢的东西，以唾吐沬。

　　反应最强烈的莫过于公牛，以斗牛场释例，每当红布出现抖动的时候，公牛便拼死一般冲上去，就是受不了眼前这个东西。

　　当然，公知与公牛的区别还是蛮大的：

　　第一，公牛只对红布敏感，公知的过敏原则更多些。

　　第二，公牛，你不招惹牠，牠不会搭理你，公知通常会主动寻衅进攻，更长于设置议题。

　　第三，公牛傻了吧唧的，杀红了眼睛，旁边站着一头发情的母牛，牠也不拐弯儿;至少一部分公知见钱眼开，他们会拐弯儿，且善于拐弯儿。

　　第四，公牛一根筋，不懂项王舞剑，不懂张冠李戴，也不懂指桑骂槐，而公知有时会以一种隐蔽的，打擦边球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真正的意图。

　　我对公知的理解未必正确，查度娘，关于公知这样解释道：

　　原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是公共议题最活跃的群体，可追溯到法国启蒙运动，但内涵和所指均不等同于公共知识分子 。现为对有目的性引导舆论或发表批判言论，并自诩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特定人群的特殊化简称。

　　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在中国正式使用是在2005年，《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其共同标准为：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公知一词原是褒义词汇。原指参与公共话题讨论，具备跨学科性，对自己专业之外的公共话题发言，有专业背景具有权威性及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后“公知”一词社会声誉以直线下降的趋势演变为一个负面词汇。

　　公知原本不是个坏词儿，生生叫一些人演砸了，搞坏了，丢人了，现眼了，穿帮了，综合网上材料，经过大数据分析，人们已经不难刻画出公知的基本形象，并可查之反应最强烈的过敏原。

　　(1)他们对毛泽东特别敏感，已经到了逢毛必反的地步，人们越是表达对开国领袖毛主席的深沉热爱，他们越是气急败坏。

　　(2)他们对新中国建设成就特别敏感，非把前30年的建设成就说得一团漆黑，坚持把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割裂开来。

　　(3)他们对爱国主义特别敏感，只要有人敢称自己爱国，其必奉送你一顶大帽子一一爱国贼。他们反感和讨厌的不是贼，而是爱国。

　　(4)他们对社会主义特别敏感，喜欢抽去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在“特色”上下功夫。

　　(5)他们对国有企业特别敏感，谁说做大做强国企，便如同挖了他们的祖坟，抢了他们的蛋糕。

　　(6)他们对公有制特别敏感，你如果敢讲以公有制为主体，他们会写出1万篇文章论证“人间正道私有化”。

　　(7)他们对揭露帝国主义的阴谋特别敏感，帝国主义的阴谋是他们家族的顶级隐私，不能说破，也不能见光，敢有冒犯者，必以“阴谋论”反唇相讥，

　　(8)他们对米国特别敏感，哪怕你对米国的霸权主义、单边主义持最轻量级的批评，他们点起蜡烛，唱起圣歌，“今天晚上都是美国人”。

　　(9)他们对怼民国的事儿特别敏感，怼民国的任何词儿，在他们看来都是大逆不道，比抢了他的金元宝，撩了他的妹子，还让他愤怒。

　　(9)他们对“分蛋糕”特别敏感，你敢言说共富分蛋糕，他们就像个护食的宠物一样，敢对主人翻脸，发誓跟你拼老命。

　　(10)他们对打黑扫黑特别敏感，在他们眼里，打黑扫黑都是WG行径，流氓资本家非法行为悉数保护范围，黑社会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只要喊几句民主人权自由，欺行霸市草菅人命，那就不是事儿了。

　　(11)他们对于唱红特别敏感，公园里老头老太太唱红歌跳红舞，也能把他们惹得睡不着骂骂咧咧牢骚怪话不断。有一种说法，牛这种动物其实是色盲，他们不是对红敏感，而是对抖动的布敏感，黑布、白布、兰布都一样会激怒牛，如此说来，公知是对红唯一敏感的动物。

　　(12)他们对工人阶级的主体地位特别敏感，谁强调工人阶级的利益，他们一定跳出来横在资本家面前，为资本家仁慈的德行辩护……

　　打住，他们敏感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那些以公知自我标榜的人，拼命把一些漂亮的词扯在自己身上，甚至说李大钊、陈独秀都是公知，鲁迅也是公知，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当然就更是公知了，他们定义的公知名单当中，确实不乏圣哲先贤，不是因为他们热爱这些人，而是要躲在他们的身后，借用先贤的光环，殊不知公知致力于改变中国根本的政治制度的行为，构成了对先贤的羞辱，倘若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能够活过来，定会指着公知的鼻子怒斥：出去!

　　公知盖分三种：一是过敏性疾病遗传，属于被剥夺者后代的反攻倒算;二是死心塌地的反共恨国;三是将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人民利益之上，当公知尝到了甜头，故而得此不疲。

　　作为北京东城的一个半大老头儿“胡同串子”，平时没少遭受公知的围剿，如果说司马南没有学养，没有水平，长得难看，至少还有部分事实，偏偏他们只对我所有言论当中的那些涉红内容极为敏感，自从我出了一本书叫《民主胡同40条》的小书，着重论述党领导人民依法治国的种种道理，他们便把我当成了红布条，从2008年以来，用种种不堪入目的词句，重复低劣的谣言诋毁我的人格。仅司马南及全家移民、绿卡、定居之类的谣言，有头有脸的公知参与进来便不知凡几，故而我对公知的了解，非止于概念推论判断，而是在一次又一次交手的回合中，看清了他们的真实面目，故而我对胡锡进先生被公知围剿感同身受，完全理解胡锡进先生的艰难处境。

　　孙立平教授喜欢自诩公知，他是否对上述过敏原也会产生变态反应，没有研究过他的论述，不敢妄加评论。读过他一篇关于怎么激活机制解决东北困境的文章，表达神乎其神，其实寡淡无味。但愿他是个例外。

　　有人或许以为公知是主张改革开放的，他们的确是经常把改革开放放在嘴上，但他们所说的改开，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不是一回事儿，邓的改革开放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我常打比方说，邓的改革开放，是李逵手持两把斧子，一把斧子叫改革开放，一把斧子叫四项原则，那些公知只选取其中一把斧子为我所用，另一把斧子则是公知们最为忌惮的，那是最强烈的过敏原啊。任何一位公知，若能平和面对，并自觉遵守四项基本原则，他的过敏性疾病也就痊愈了。

　　公知这种过敏性疾病，必须尽早治疗，希望方式是温和的，但他们若取极端态度讳疾忌医，口吐白沫倒地抽风，“过敏性休克”是有可能死人的。

　　有人主张，为了让公知好过一些，把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公有制、共同富裕等等过敏原统统删掉，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党领导人民依法治国的根本的政治制度是不能改变的， 最新修改的宪法，在总纲部分里边加了一句关键的话：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为了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和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对那些蹬鼻子上脸的公知，只能礼貌地说服，说服不行，只好依法强制其脱敏，强迫变态者回到正常状态。

　　千万别以为这些说法与“帽子工厂”有什么关系，我们可不是开帽子工厂的，我们是开协和医院的。

　　所谓协和，尚书典曰“日若稽古，帝尧日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为达此目的，对那些抓心挠肝的过敏者，那些壮怀激烈的变态者，只能施以必要的“格式化”，把他们的毛病治好，该下药下药，该动刀动刀，这一点无论如何含糊不得，太平盛世不能对此掉以轻心，中华民族遭遇严峻考验更需扎紧篱笆防止祸起萧墙。

　　如果这篇文章不幸成为新的过敏原，我对所有公知的表现均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早领教过了，不过尔尔。

　　(2018年4月21日下午写于山西运城关帝庙宾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