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洋货运动与明治维新（奴性与狼性）

　　洋货运动与明治维新(奴性与狼性)

　　1895年正月，日本海军司令官伊东祐亨中将用一篇可载入教材的“劝降书”为中日战争作结，文情并茂，软硬兼施，引经据典，至威至感。伊东有曰：大厦之将倾，岂一人所能支。

　　丁汝昌的投降书，自然不能出彩，败军之将，有何心思行文立意?且摘几句：……今因欲保生灵，愿停战事，将在岛现有之船及刘公岛并炮台军械献与贵国，只求勿伤害水陆中西官员兵勇民人等命，并许其出岛归乡，是所切望……

　　惊天一战，既宣告了中国洋务运动的破产，又宣告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

　　如果我们仅仅只看战争的结局，当然也不全合理，因为日本也为自己的成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是，如果再把视野扩展到一百年的观察期，我们必须承认，中国为失败所付出的代价冠绝古今，其负面影响之持久无法估量，一战，二战，都不是结束，未来还将延续。

　　一百年的被欺凌，列强在中国人脸上刻下了一个烙印——华人可辱。

　　中国学者研究了一百多年的洋务运动，越研究，越出“奇迹”，过去还能反省些不足，如今尽剩下美化言辞，好像今日中国的现状乃洋务运动所结果，一百年的将亡之痛，在某些洋奴的眼中，那都只是历史的“故事”。

　　撇开微观的历史细节，我对洋务运动失败的最直接总结是：洋务运动的本质是“洋货运动”，它没有带来真正的洋务和洋技，只带来了洋人，只带来了洋货，“洋务”的内涵是“洋人来务”，不是中国人的任务。

　　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的推动因素

　　1856年-1860年间，英法两国在美国的帮助及参与下，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进一步扩大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取得的权利。此时的清朝，集中力量镇压太平天国，遭遇外战失败是历史必然，北京条约和天津条约不得不继续卖国求和。

　　除条约的权利之外，侵略者取得的最大成就是：驯服了清朝统治阶层。

　　就清朝而言，除对外失败之外，也获得了自己想要的“利益”：满清统治者与洋人化敌为友，利用洋枪洋炮镇压了农民起义军。用满人的话讲，农民起义是“心腹之害”，而洋人的侵略不过是“肘腋之扰”，两害相较取其轻，“以毒攻毒”便是洋务运动的政治首选。(摘自《洋务运动》第9页)

　　●★●洋务运动的始点

　　1861年，清政府决定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称总署或译署。

　　1862年，又在总理衙门下面设立了同文馆，挑选八旗十三四岁儿童进馆学习外文，英国人赫德是帝国海关和中国政府依托顾问，乃同文馆的鼓动者，他从海关拿钱，并任命美国传教士丁韦良做校长，同文馆在丁韦良控制下前后达30年之久。随后，两广总督瑞麟在广东设同文馆，江苏巡抚李鸿章在上海设广方言馆，宏闳等30人成为首批留美学生。(摘自维纳克《远东近代史》第68页和《洋务运动》第13页)